作者/何伊凡
來源/便當財經（ID：daxiongfan）
2018年最後一天，我的知乎账號突然彈出了一條留言：何先生你好，還記得在北歐建中國城的王家駐麽？他是我的父親，十多年前你曾經採訪過他，他想和你聊聊近況。
十多年來，我恐怕至少採訪過800個企業家和創業者，但這條資訊猛然將一個高高瘦瘦，腿上打著石膏，一手端著酒杯的溫州人推到眼前。要知道，作為一個北方人，居然讓一個南方人喝到不省人事，這種慘痛的失敗怎麽能輕易忘記。
那是2007年的2月，我去溫州做一個溫商春節歸鄉的選題，商會給我介紹了傑出溫商代表王家駐。我們見面時，他剛在遙遠的芬蘭科沃拉市摔折了腿，這個風景如畫的北歐城市並沒有因此給他留下不愉快的記憶，因為他受傷的位置將變為北歐第一個中國商品批發中心。
王家駐是典型的溫州商人，他就像一隻不斷遷徙的鳥，我還記得最初見面的1小時內，他在自家客廳接了17個電話。一個來自朝鮮，三個來自烏克蘭，四個來自匈牙利，四個來自芬蘭，五個來自俄羅斯，這都是他曾經駐足過的地方。當時他已經54歲，是匈牙利頗為成功的華商之一，準備再搏最後一次，帶著畢生的財富和商譽在芬蘭建一座佔地200畝的“北歐中國城”。
他在芬蘭的科沃拉市看到了這個絕好的機會。當地一個奶牛廠要改造為商貿中心，幾經波折，2006年初，王拿下了這塊地，並和當地市長愛默·阿提成為好友，他也因此為中國城爭取到了100個家庭的芬蘭移民名額。芬蘭與中國簽有一系列投資保護、避免雙重征稅、開發信貸等協定，已成為中國在北歐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而科沃拉市地處亞歐大陸橋鐵路終端，可以異塵餘生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及北歐四國和部分獨聯體國家，市場四通八達，十分廣闊。他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塊寶地，而如此大的市場居然沒有一個中國商城。
十年後，如果按照規劃，北歐中國城應該已是芬蘭重要地標，但他突然以這樣非常規的方式再次出現，這讓我感覺可能一切並沒有這麽美妙。他還在芬蘭，我們約了第二天下午台灣時間2點鍾通電話，那也是芬蘭的清晨。在通電話之前，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從網上搜索了一下關於他近年的消息，豁然發現了這樣一則新聞：
根據這則報導，中國商人王家駐2006年投資600萬歐元籌建芬蘭中國商城項目，在芬蘭執法部門一次執法後血本無歸。這次執法動用了兩架直升飛機，150名邊防警察，被稱為芬蘭“和平時期最嚴重搜查”案件。赫爾辛基上訴法院後來雖然承認了執法機構有“過度執法”嫌疑，但拒絕對王家駐進行賠償。
我曾帶隊在澳洲、非洲、歐洲、東南亞都分別進行過長達數月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真實狀況調研，深知他們所面臨的生存挑戰——這不是戰狼所能解決的，但像王家駐這種境況還非常罕見，他到底遭遇了什麽？
我們沒有來得及敘舊，就直接進入了正題，以下為王家駐的口述，至於是否呈現了事實的全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證：
從十年前我們見面之後，我就到了芬蘭了，一開始進展非常順利，芬蘭政府非常支持，給了我們一個立項確定書，也就是把這個項目作為一個重點項目。在立項書當中，有芬蘭外交部認可的證明，還有公證，即委託我尋找54家中國企業入駐中國城，要把中國城打造成一個歐洲最大的商貿平台。
當時我們初步計劃就是首期投資600萬歐元，然後2007年我們提前開業了，當時溫州市市長也來剪彩，中國駐芬蘭大使館，還有當地官員都派人來參加，我覺得自己運氣還挺好的。但是沒想到，2009年11月11日，芬蘭邊防局聯合芬蘭稅務局、警局和海關，采取了這麽大的行動，把所有入駐的中國商人、我們中國城的7位管理人員，包括我都抓了，關了81天，放出來的時候就什麽都沒有了。
那天的場景，真的像大片一樣。因為我和開發銀行有一個合約要在11月13日簽訂，所以 11月10號夜裡趕到芬蘭，11號早上我來到場地，看設計工人在場地怎麽裝修，搭建窗戶。到了10點鍾，突然山搖地動，全副武裝的警察就開進來了，把整個商城包圍了，出動了150名軍警，把所有的商城包圍起來，上面直升飛機在拍照，下面好多軍犬在搜查。
我們完全都傻了，根本不知道做什麽。軍警見到人就抓，連兒童也抓，女人上廁所也要找人監督，抓了就集中到商城裡面的大廳，然後一車子一車子拉走。我也被抓走了，臨時關進一個當地的警察局監獄裡，關進去是單獨一個人，其他人關在什麽地方就不知道了，還抓了一百多人關在警察局裡面大的會議廳。到了夜裡兩、三點鍾，把我送到首都重犯監獄關押了，注意，是關重要犯罪的監獄，不是一般的監獄。
把我關了81天，本來家屬可以送日用品，也可以打電話，但對於我，日用品不能送，電話不能打，外界一切聯繫都中斷。開庭審判的時候也是秘密的，不能對外面透露，庭審時在判決書上寫的是保密，這意味著是一個重大案子，它第一次開庭，宣布監押的時候，也是秘密地進行，不能對媒體，所有的庭審判決書都不能對外公開。
給我的罪名是什麽呢？涉嫌組織非法移民，偽造檔案及偷稅漏稅。庭審時我進行了辯護：你說我組織我非法移民，我沒有擅自邀請一個人來，你說我嚴重偷稅漏稅，我中國城剛剛是籌建的階段，大量的資金往裡面投，沒有產生經營和利潤，沒有利潤怎麽偷稅漏稅？你指控的罪名不是可笑嗎？
當時法官是個女的，她認為我說的有道理。當場在法庭上宣判釋放，然後邊防隊長站起來反對。反對的理由說王家駐是首犯，是中國城的擁有者，如果他要是釋放了，中國城的案子下面就沒辦法偵破。他要求法庭繼續監押，不能釋放。最後休庭，休庭了半個小時以後討論，最後宣判的時候還繼續監押，協助調查。
庭審時13個小時的錄音我都有，控方來了一個邊防的檢察官，權力很大，所有抓的人都是他批捕的。我們的律師問他，你們依據什麽采取這麽大的行動？他就在法庭上說，我們接到一個命令。律師問他：你們把所有商家的電腦、做生意的工具全部沒收，那麽我請問你，如果你辦公室的電腦給沒收了，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那個檢察官說，如果我辦公室電腦給沒收掉，我一天也堅持不住，馬上就沒辦法工作了。我們的律師又問他，你把中國城這麽幾十家公司的電腦帳目都拿走，你考慮到結果是什麽？他說結果就是沒辦法繼續營業，他們要離開中國城。律師問他：那麽你考慮到中國商城這些商人怎麽生存？他們損失這麽多東西怎麽辦？他說這個我們不管，我們的目得就是取締中國商城，趕走中國人。
（備注：根據《環球時報》的報導：王家駐之所以被懷疑組織非法移民，是因為芬蘭駐北京大使館反映的線索。邊防局的薩米·帕依拉隊長是這次突擊行動的組長，他介紹芬蘭邊防局早在2009年5月就啟動對中國商城的偵查。在2006至2009年，與王有關，以到中國商城考察或經商為由而向芬蘭駐華使館遞交的居住許可申請多達940份。然而，不少人因此獲得簽證來到芬蘭的中國人士在入境芬蘭接受邊防檢查詢問時，對自己將要去的目的地等資訊一無所知。邊防局懷疑中國商城有可能是用來隱藏人口販賣之類犯罪活動的幌子。帕依拉隊長在接受《赫爾辛基日報》等媒體採訪時說，突擊搜查行動時邊防局“做好了有可能找到人口販賣受害者的準備”。然而這樣的受害人並沒有被找到。）
我單獨一個人關在重刑犯監獄裡，所有的待遇都是獨立的，人家放風是十個人一起，我就是等他們回來後，再一個人出來，到監獄的大院子裡散步，和任何人都不接觸。當時我一點也不怕，我認為自己是無辜，芬蘭的法律還是健全的，你指控的罪名我根本沒有發生，應該不會有什麽事。
心裡最難受的是什麽？當時我的太太是剛做過乳腺癌手術，在商城裡面跟著我養病，我很擔心她的身體狀況。另外那是冬天，11月的北歐很冷，零下20度，我商場裡面的暖氣、鍋爐需要專門一個人來管理。當時我就在庭審的時候告訴法官，說你不能關押我，因為中國城裡的暖氣有一個人要管理，不管理的話，暖氣管會爆裂。另外，我太太身體不好，需要我照顧，如果說你要擔心我逃走，我把護照之類的都交給你，另外我這麽多財產都抵押在這裡投資，有逃跑的可能嗎？
當時法官認為我說得有道理，但後來還是沒放我。
芬蘭的監獄還是比較人性化的，手銬腳鏈都沒有用過 。我當初關在大概有二十多平方的房間，裡面有獨立的衛生間，有洗澡的地方，玻璃窗能看到外面。但是北歐的冬天是非常陰鬱壓抑的，天很冷，天亮只有三個小時，空氣灰蒙蒙的。
一開始我還能堅持頂住，因為覺得自己是冤枉的，後來審判不同意釋放，就知道事情大了，中國城的投資可能完了，那時候外面一切中斷，沒辦法聯繫，心情比較憂鬱，後來在監獄裡發病了，血壓高到185。人走路好像晃吃飽太閒悠的，我告訴監獄的看守說需要看病，看守把監獄的醫生找過來了，醫生一量，馬上就派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了，醫生檢查後建議我一定要住院，不能離開，押送我的兩個警察說現在監獄人手不夠，在這裡沒辦法關押，就又把我送回監獄了，醫院就開了好多藥給警察。
當地說芬蘭語，語言也不通，有事的話我就簡單地告訴看守，我要找翻譯，他就把電話打開，通過擴音器連接到翻譯，開庭的時候法院會配備一個翻譯，講芬蘭語的，坐在我旁邊。
81天之後，我被放出來了。
（備注：在官方突擊搜查行動之前，對於外國人到達芬蘭後的實際情況，與其來芬蘭之前向芬蘭官方部門申請居住時給出的赴芬理由不符，以虛假資訊獲得居住許可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移民罪，芬蘭不同法院的判決並不一致。同樣類型的案件，萬塔市地區法院曾經有過兩起宣判非法移民罪成立的案例，而拉彭蘭塔市地區法院則判罪名不成立。2010年2月10日，芬蘭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判定以虛假資訊獲得居住許可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移民罪。當天，芬蘭邊防局停止了對王家駐涉嫌嚴重非法組織移民的偵查，王家駐被釋放。至此，他已被關押了81天，但偵查機構對王家駐涉嫌嚴重偽造檔案和嚴重偷稅漏稅的偵查還在繼續。2011年3月31日，地區檢察官對王涉嫌的三條罪名做出了不起訴決定，偵查工作至此結束。）
我在當地銀行貸了125萬歐元的貸款，貸款當時用於中國城裝修用，期限是3年，一出事銀行就出面把合約取消掉，他認為你已經沒有償還能力了，你已經關進去了。我關進去的第3天，當地銀行要我簽個字，我就告訴他，我這個情況還不明朗，我是冤枉的，很快就放出來了。他說像現在的情況，屬於合約中說的“突發事件“，合約可以終止，就單方面把合約終止了，因為已經沒有管理者，他以沒有履行職責條款為由，把我的公司拍賣了，低價賣給了銀行自己，等我從監獄出來，二百多畝地的中國城，包括裡面的建築都沒有了。
我到了工地以後，看到當時的裝修都停在那裡，暖氣管都給凍裂了，商場內全是水噴出來後結的冰，後來更換暖氣管就花費了60多萬歐元。 整個場面就是一片狼藉，就像發生過戰爭一樣，很慘的。所有中國商人都已經逃走了，他們認為這個地方太危險了。
稅務稽查12個月，所有入駐企業的電腦、財務資料、通訊工具長期被扣押，銀行帳戶被查封，整個項目幾乎完全停頓長達一年時間，我所有投資化為泡影。
官司我還要繼續打啊，這樣一個對整個芬蘭而言都有著廣闊發展前程的商業投資計劃，卻因為芬蘭個別掌握公權力的官員武斷而輕率的決定被碾為齏粉。芬蘭官方舉多個政府部門之力，如刑事偵查和稅務稽查長達一年之久，沒有發現和掌握任何證據以證實我和中國商城所涉嫌的罪名，也沒有任何事實能令官方對我本人和中國商城裡的任何人進行起訴。
芬蘭時任司法部長約瑞·林德斯羅姆先生曾寫信要求當時的內務部長薇·瑞恩思女士就邊防力量對中國商城采取大規模搜查行動給予解釋並要求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科沃拉前市長阿默阿緹建議人們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假若有芬蘭人在另外一個國家遭受到類似對待，那麽肯定會引起輿論嘩然說這是法西斯的行動。科沃拉原發展部部長 Sirkku Suila 女士也說：“中國商城案件可以顯示僅僅憑借非常薄弱的理由，芬蘭暴力壟斷就可以采取行動，這傷害了民眾的司法意識。”她還說：“所有來到科沃拉的中國人資訊在一個按鍵背後就可以查到，有關部門也完全可以到科沃拉政府來核查。決定給中國人發出邀請函的是科沃拉政府和科沃拉政府下面機構的辦公室而不是王家駐本人。要解開對中國商城進行襲擊的真相，最關鍵的鑰匙就是該查出誰是下達命令的人。一旦知道這位高級官員是誰，剩下的謎團就會迎刃而解啦。”
一直等到2013年，芬蘭對我免於起訴，也就是把我所有的三個罪名都排除了。我們就到處找律師，要求國家賠償，2013年9月,我通過律師向赫爾辛基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芬蘭政府賠償440萬歐元的經濟損失。2015年10月15日，赫爾辛基地區法院下達了一審判決，認為芬蘭邊防局和稅務局當年有理由啟動對我的偵查，我未能證明兩者因其在偵查過程中的行為對我負有芬蘭“損失賠償法”中所規定的賠償責任。
我不服一審判決，向赫爾辛基上訴法院上訴。2017年9月15日，赫爾辛基上訴法院下達判決，維持一審原判。二審判決書也指出執法機構的不當行為：偵查機構明顯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來開展調查。
對此，我的律師尤基寧先生認為，他們承認芬蘭政府有過度執法的嫌疑，但沒有達到國家賠償的程度。這就是一個無賴的說法，所謂沒有達到國家賠償的程度，這個程度是什麽程度？這個也沒有量化。
（備注：根據《環球時報》的報導： 對於此案，芬蘭政界內部也意見不一。2013年，時任芬蘭司法部長的約瑞·林德斯特羅姆先生就曾致信芬蘭議會，要求在偵查期間任內務部長的派薇·瑞塞恩女士就邊防局對中國商城采取大規模搜查的行動給予解釋。他稱“此次突擊檢查是芬蘭和平時期最嚴重的，多個人的生活因此被毀壞”。前科沃拉市市長阿依莫·阿赫蒂是本案的證人之一。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阿赫蒂認為官方對中國商城的行動含有種族歧視的成分,“如果王家駐是一名德國或者法國商人，那麽可能就完全不會受到非法組織移民的指控”。）
這個官司我還需要繼續打下去，他涉及的不僅是我個人的利益，而是事關芬蘭需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投資目的地國家去吸引外國投資? 對於外國投資者和外來企業，芬蘭政府難道不應該負有同本國企業一樣的責任，保護納稅人權力，維護正常的商業秩序?
附錄：根據《赫爾辛基日報》對事件的報導《王先生對陣芬蘭》
王家駐曾因為被關押，獲得了芬蘭支付給他的16000歐元的賠償金。有關部門對王啟動的偵查在幾個月內不了了之了，對他也沒有提起任何公訴，既沒有對非法組織移民，也沒有對偷稅漏稅和會計犯罪的公訴。王認為有關部門對他的偵查是沒有理由的，違法的，而且偵查部門對待他的方式也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
邊防局的Sami Paila隊長是偵查行動的組長，他仍然認為當時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啟動偵查並采取強製措施。“你是想要我說我們做的是對還是錯。我們在執行自己應該執行的職責，根據當時我們掌握的資訊，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Paila說，“芬蘭的司法體系是，並不是所有的偵查都會引發公訴，也不一定都會有法院判決。”
邊防局和稅務局對王訴狀的答覆是冷冰冰的。他們在答覆裡引用了議會副司法代表Jussi Pajuoja於2011年做出的決定，該決定認為有關部門在對中國城的偵查過程中沒有出現任何違法行為，也沒有過分使用斟酌權，而且啟動偵查程式也是有理由的。
政府認為王稱政府毀掉了他的生意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襲擊開始之前，中國城就已經出現了經營困難。政府稱:“中國城的運作沒有牢固的基礎。”好吧。2007年在鑼鼓聲中開業後，中國城被普遍稱為“廉價商品店”。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項目也觸礁了。“我們沒有看到物流中心，只看到了一批小的，沒有利潤的廉價商品店鋪。”一位在科沃拉有影響力的人如是說。
王家駐說任何一個商城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盈利，甚至兩年內都不一定能盈利。
邊防局宣稱，跟王相關的，以經商為名義遞交的簽證和居住許可申請一共有948份，涉及至少140家公司，但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一部分在科沃拉有商業活動，而且他們創立公司時，每人或者每個群體被收取了10000到15000歐元的服務費。
王說10000到15000歐元是公司注冊費交到銀行。中國商城根據啇戶租用面積大小，而收取三個月的押金。
稅務局說他們要求偵查部門對嚴重偷稅漏稅和嚴重會計犯罪啟動偵查時，已經越過了“有理由懷疑”的舉報門檻，稅務局對中國城的懷疑來源於他們對中國城做出的初步財務檢查。
後來，事情因為“證據不充分”而了結，偷稅漏稅和會計犯罪這兩項罪名也沒有被提起公訴。 稅務局在給赫爾辛基地方法院的回復中說，“這並不表示稅務局向偵查機構報案時做錯了。”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