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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記者眼中被仰視與被遺忘的《法制晚報》

在雅安地震,他心亂如麻,近一米八身高的北京大漢差點就哭了,他找不到編輯,編輯也找不到他,“煩死我了”。

刺蝟公社 | 石燦

2018年12月31日,《法制晚報》(下文簡稱“法晚”)最後一次出現在北京的各大報刊亭,有人提前預定了當日期刊,報社加印,虛幻的“盛況”,竟讓人產生錯覺,仿佛回到了6年前。次日,這份誕生於紙媒黃金年代都市類晚報,將正式休刊。

撤退來得尤其迅速。1月5日晚,刺蝟公社(ID:ciweigongshe)探訪了法制晚報社位於高碑店的原辦公地,幾名工人正在現場拆卸辦公設備。

推門進入,大堂前台後方的牆上還貼著法晚曾經的驕傲:“海外版報,倫敦街頭看晨報”“轉型融合,再次起航”“搶新聞,我們行走在一線”。

穿過大堂,辦公區牆上,一些強調“採訪寫作規範”的箴言海報還未撤下,比如:《清晰寫作的十條原則》。海報一側的雜物堆中,一支銀白色的獎杯,遺留在幾部廢棄的熱線電話機前,獎杯底座上寫著:“法制晚報2012年經營優秀團隊”。

不止這些,曾經的法晚,還會把優秀報導與失實報導,同時張貼到辦公區的醒目區域,員工開會的必經之路。這是典型的法晚風格,批評和表揚、光榮和過錯,都不回避。有人把法晚形容為北京都市報的“黃埔軍校”,是的,廁所的蹲位上,還貼著各類需要注意的工作細節。報社擅長用高壓手段,逼出記者所有的可能性。

康江曾是法晚的一名記者,他在那裡服役了整整5年。法晚第一次出現在康江的記憶裡,是在2005年前後。他在北京讀高中,經常從父親部門拿一些雜誌報紙來看,其中就有法晚。高中畢業後,他填報了北京一所大學的新聞學專業,慢慢和新聞有了交集,並越來越深。

2010年4月,法晚舉行了一次招聘,應聘人數規模空前,好幾百人,此後再也沒有那種盛況。時任法制晚報社社長、總編輯王林不僅向應聘者安排了筆試,還增加了心理測試,也不知道心理測試是出於什麽講究,反正就這麽安排上了。

康江也去了,他跨過面試、心理測試等環節,進入實習生行列,被分到了體育新聞板塊,長官告訴他,要實習兩周,再擇優確定誰能留下來。

他覺得自己剛畢業沒啥競爭力,又一心想考研,沒過多久,就主動離開了。

沒有突發,“不過癮”

回家後,康江也沒正經複習考研內容,當年考試結束,家人讓他趕緊找個工作,研究生是肯定考不上了。家人問他想幹嘛。他說,還是想乾新聞。他深受傳統新聞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心裡總埋藏著一個記者夢。

直到現在,被新媒體思維衝擊得支離破碎的新聞傳播院系,都還在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價值理念熏陶莘莘學子。有些底層價值觀是不能變的。

“新聞系學生最想乾的,肯定是偏社會新聞或者都市報,如果想去,就去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報紙,比如‘京華’‘新京’‘法晚’‘北晚’。”康江最後去了法晚,這份報紙的前身是《北京法制報》,由北京青年報社創辦,日發行量一度攀登到對外號稱的70萬份至80萬份之間,廣告部人員超過40人,它也成為了許多大學生嚮往的殿堂之一。

但現在已經沒有新聞專業畢業生大量湧進傳統媒體工作的盛況了,他們以前的選擇少,現在他們的選擇多如牛毛。傳統的新聞理念也在崩塌,另一句曾盛行於新聞學界和業界的箴言也正在被瓦解——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這句話出自美國普立茲新聞獎發起者普立茲之口,他希望,媒體和記者能代表公共責任和社會良知,在法律框架內就應該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空間,才能充分發揮出監測和預警功能。

最後,康江還是去了法晚的熱線部門做實習生。這是個“勞動密集型”部門,要跑現場,人員流動性大,缺人,尤其是男人,也容易轉正。

為了和其他的都市報打出區別,法晚打出的辦報理念是“離你最近的報紙”。王林以地域為標準,在北京市行政地圖上,給報社熱線部門記者劃分了不同的責任區域,東、西、南、北四個區域,每個記者都有自己的片兒,劃得很細,從哪兒條街到哪兒條街,都能找出責任記者來。

記者不坐班,分在東邊的記者一般家住東邊,分在西邊的記者一般家住西邊,這是為了達到王林的另一個要求:突發事件發生後,必須20分鐘內到達現場。如果記者漏報選題,要被報社查漏罰款。

康江家住在北京西邊,石景山區、門頭溝區、豐台區等部分靠近西邊的區域都是他負責的片兒,但北京的高校集中在西邊,大多時候他都跑高校,在大學裡轉悠,沒有突發給他,“不過癮”,隔了好久,西直門的一次火災才給了他跑突發的機會,緩了“癮疾”,不過是小稿。

報社一直維系著司機傳幫帶的傳統,帶康江的人叫趙玫,趙玫見他有些灰心,沒能遇上那種踐行自己新聞理想的選題,便安慰他,大活兒會有的,說不定哪天就來了。

康江對突發新聞保持著興奮,在他的行為背後,是一套“法晚風格”的方法論指引著他:早上出的新聞,一定要在中午12點前出稿子,一定要比早報性質的報紙寫得好,不能輸給早報。這是不同類別的報紙間的較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他們如何把新聞做得更漂亮,那是良幣與良幣爭霸天下的時代。

那時,每一個片區都有自己的“一哥”“一姐”,西部片區的“一哥”叫蔣丁,以跑突發和拍新聞圖片而知名,經常能在報社重要場合拋頭露面或者露名,讓他羨慕得不得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渴望得到那樣的成績被別人認可。後來,蔣丁成了他的半個司機,教他做採訪,教他寫稿拍圖片,還時不時教他做人。

“能不能乾?不能乾滾蛋!”

都市報的日常被無數社會新聞填充,突發最容易登上報紙的頭版。

2012年一個貨車側翻的現場,已經轉正的康江正式認識了線人劉吉明。報社為了獲取獨家新聞資訊,會培養和保護自己的線人。在沒有見到劉吉明真人之前,康江就聽說過他的名字。

貨車側翻現場,劉吉明把鏡頭對準他,把他和貨車都裝進了自己的相機裡。康江很不喜歡被別人拍下來,令他氣憤背後的驚訝之處在於,劉吉明清晰知道他的所在部門,實習經歷,轉正時間。劉吉明告訴他,自己特別喜歡《法制晚報》,他也就消氣了。

康江很好奇,這個人怎麽這麽聰明呢?他們都還沒見過面,劉吉明就能把自己的底細調查得那麽清楚。他們交集不深,但在後來,康江還是會時不時與同事聊起劉吉明的線人事跡。

報社還處在巔峰時期那會兒,會在年底給線人發獎,一般都發前三名,劉吉明靠給多家報社爆料,得到很多報酬。但是到了2014年,40多歲的劉吉明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不見了,他們都找不著這個人,電話號碼也換了,突然從媒體圈消失了。

不少時候,他們都會被一些社會新聞驚嚇到。康江有一個同事特喜歡跑突發,有一次,一小區家庭發生了凶殺案,女的被殺死了,他同事到現場時,還看到了被害者的老公在現場哭得特別厲害,心生憐憫,結果隔兩天,警察局那邊破案了,說被害者就是她老公殺害的,平日裡二人有矛盾。這波反轉讓他們猝不及防。

還有一次,同事錢芒的一位家人生病了,在積水潭醫院就診,錢芒外出瞎逛,走到醫院大門,看到一男的用車推著一個滿身沾滿血的女孩兒,大聲喊“大夫救救我們”,錢芒定神一看,女孩兒的手快被砍掉了。他衝上去說,我是報社記者,需要幫忙嗎?

錢芒後來得知,女孩兒是那男的女兒,在首都機場高速邊上一村莊附近,有兩撥人打架,男子和女孩兒遇到了他們,一撥人以為他們是另一邊的幫手,就把那女孩兒給砍了。動手的那個人還是一村長的兒子,男孩的父親剛競選上村長。很多時候,康江總覺得自己生活在電影電視劇裡面。

“突發”是都市報的核心優勢,報社長官對記者的要求是,不缺席任何一個北京城的新聞現場。當時的規矩是,每一個區域的記者都要跑“三大”:大部門、大人物、大事件,哪一個大部門發生了什麽事情,哪個大人物發生了什麽變化,哪個大事件發生了,通通不能落下,否則要被罰款,或者是被報社長官當面呵斥。

大多數人都害怕王林,他像是報社的王者,在每周五的記者大會上,如果有記者寫出好稿子了,他會死勁兒地誇,要是遇到不滿意的稿子,罵人的時間會更長。大家都愛看他罵人,特爽,但誰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變成下一個被罵的。

王林訓斥記者時,常說,“能不能乾?不能乾滾蛋!”

王林也是報社新聞操作標準的制定者。新聞稿件導語不能超過一百字、圖片要用衝擊力強的、選題切入一定要新、寫得好的重賞、寫得差的重罰。

據新華網報導,2009年2月9日晚,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央電視台新址園區在建的附屬文化中心大樓工地發生火災,火勢迅速蔓延。北京市消防中心調動16個中隊、54輛消防車趕赴救災。王林半夜跑到報社,檢查了夜班文字記者的相機,發現都沒有拍照片,全被罰了錢。

“現場為王”理論的擁躉

他們所害怕和尊敬的王林1989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專業,對統計學頗有研究,他給報社制定的各種獎懲統計公式讓不少記者感到恐懼。

1990年到2004年,王林在《北京青年報》任職,2004年《法制晚報》創刊,前身是《北京法制報》,他成為總編輯。

他是“現場為王”理論的擁躉,經常在記者面前叨念,一個成功的記者應該去過一次地震、一次全國兩會和一次戰地風雲。受王林這套理論的召喚,康江在2013年得到了去地震現場的機會。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發生的7.0級地震,後稱“雅安地震”。康江記得特清楚,那天正好是周六,同事周釗早上8點鍾給他打電話說,“四川地震了,我報名了,你去麽?”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時,報社有女記者哭著鬧著跪下來求報社長官,讓她去現場,第一批沒去成,還叫父母來求情。

“行,我要去,你們等等我。”還在迷糊中的康江發了個資訊給統籌編輯,二話不說,他獲批了。非常迅速,9點鍾買完11點不到的機票,立馬飛奔機場。出門時,他給在外買菜的父親打電話說,他要去出差。他爸回他,“行,走的時候把家門鎖好了。”

拎上背包和電腦,他就跑出門了。“那種感覺就跟當兵的都盼著有上戰場機會似的,特興奮”。一到震區,“法晚人”著急的特質立馬展現出來,找人採訪,趕緊寫稿,趕緊拍照,發給編輯。

第一天在蘆山縣城,康江寫了一篇醫院安置點的稿子還差最後一段結尾,他想再改改,先把前半部分發給編輯,就在車上眯了半小時。他太累了,醒來後,車已經離開縣城。

最後一段結尾是在他進山後寫的,誰知道,進山後,沒信號了。他心亂如麻,近一米八身高的北京大漢差點就哭了,記者找不到編輯,編輯也找不到記者,“煩死我了”。幾個小時後才找到信號,把稿子傳給編輯。

報社想讓他在震區找一下逝者家庭進行採訪報導。他心有顧慮和抗拒,人家剛遇到親人去世這種事情,現在就去打擾他們,在他看來,挺招人煩的,會不好。但是出於職業要求,他必須去做。在去雅安前,他的一位前輩告訴他,你要是去採訪逝者家庭,一定要帶一點東西去,最好是白鮮花之類的祭奠物品。

在雅安哪兒有白鮮花呀,最初幾天他連飯都找不到吃,看到路邊有半盒別人剩下的白米飯,他撿起來就狼吞虎咽,才熬過了一個晚上。他花好半天找了兩瓶礦泉水,前去一戶逝者家庭探望,自我介紹是北京來的記者。那家人沒有拒絕他,人家覺得,在這個大災大難的關鍵時刻,不論你是志願者、救援官兵,還是來採訪的記者,只要你來看我,你就是關心我。康江被感動到了。

到了給逝者還魂的時候,康江提出想和他們一起去上墳的想法,對方也沒有拒絕。康江最後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留給了那個家庭,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每到節假日,那家的男人都會給他發節日祝福簡訊。

康江去過很多次四川,但每次都是出差,沒有好好去看過那片土地。2018年年底,他專門去了一趟雅安,他曾經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方。他想去看看那家人,鄰居卻告知,那家人去成都打工了。他聽村裡人說,那家人的房子建得還不錯,孩子的學習也還不錯。

他很安心。

雅安地震成了他最“奢侈”的一次出差,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一共去了近十個人,報社還把一位編輯給派到前線坐鎮,在前方派選題和改稿子。康江的一位同事在上海拍車展,也報名了,報社沒批,那位同事哭了。

按照常規,記者要在地震災區待到“頭七”才走。完成任務後,他們從震區回到雅安市區狂吃了一餐,一位同事的喉嚨還讓魚刺給卡住了,去了醫院才弄出來。另一位男同事分手了,他女朋友不讓他去震區,他偏去,趁著酒意,康江和同事開玩笑,讓他追另外一位女同事,喝趴前含糊說了一句,“行,回頭試試”。後來,他們真在一起了。

王林不再罵編輯和記者了

康江剛工作一年多時,北京發生了“7.21”特大暴雨事件。官方資訊稱,截至2012年8月6日,北京已有79人因此次暴雨死亡。康江也去現場了,他和另外一位同事在石景山區和房山區跑選題。頭七那天,各家早報頭版頭圖都是遇難者名單,看著特別震撼,他以為《法制晚報》下午出版時也會發相同的內容,但後來不是。

他特別生氣,回家一直和家人吐槽,他感覺,他所堅持的新聞專業主義和人文情懷受到了侵犯,實在想不通長官為什麽不用逝者名單。多年後回憶起這件事時,他開始自洽了。有些事並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很多新聞事件往往是多面的,從新聞操守角度來看,當時不刊登遇難者名單也沒有問題,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該新聞事件。

後來,他越來越喜歡把原來那套新聞理想主義隱藏起來,天天把理想掛在嘴邊是沒用的。他特別感謝他的家人,當初傾聽了他對世俗的抱怨和不滿。現在要變得更加職業才行,要考慮新聞選題可能帶來的社會意義、社會效應,而不是簡單的躁動和激動,“可能很多人都是這樣麽發展的”。

他也不例外。

康江一直有兩個戰場的對手,一個對手來自報社內部,他一直想拿年度優秀記者,即便到頭來沒拿到;另一個對手來自兄弟媒體,像《新京報》《京華時報》《北京晚報》,他們大多時候都會暗中較勁,同時操作一個新聞選題時,看誰寫得好,看誰的照片拍得好。康江一直覺得《法制晚報》在雅安的表現非常出色,從沒輸給北京的任何一家媒體,“那次絕對沒輸”。

到後來,《京華時報》不在了,《法制晚報》也不在了,康江卻還依然記得他做完暗訪,跟著執法部門去抄場子,回報社路上遇到車禍突發。記者大多是價值觀驅動型人格,很多新聞對一名記者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次他一連串遇到了好幾個選題,“我就覺得那會兒特爽”。

爽是一時的,康江第一次感受到新媒體衝擊《法制晚報》,是他們開始頻繁使用微博來獲取新聞資訊源的時候,那時,連線人都開始用微博給他們提供新聞線索了。

2014年3月,MH370班機為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班機,由吉隆坡國際機場飛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MH370班機上載有227名乘客,機組人員12名,班機失聯。《法制晚報》開始用微博發即時消息,編輯問,“有圖嗎?”康江在家屬聚集現場,他回復,“沒有!”

那時,他特別抵觸新媒體,不喜歡事兒還沒採訪完,就寫新聞訊息。後來,被越來越多在社交媒體爆發的新聞事件衝擊,他才開始接受“新媒體來襲”這一現實。

2014年雲南魯甸地震時,他去了,那次在震區完成工作回到昆明後,其他報社記者的差旅費還有富余,都是一人一間房,但那會兒法制晚報社已經不支持他和同事一人一間房,租車錢和機票錢就差不多花完了預支經費。

2015年1月份快過年了,很多記者還被欠著差旅費,發工資也沒有準日子,王林忽然要開會,他不再管采編業務,要去管理經營了。有時候還能聽到王林罵人,但已經不再是記者,而是經營。

一天,王林再次給編輯部開會,去了格外多的人,一是怕他查考勤,二來也想聽他說什麽。康江他們心裡特希望王林說一下采編,哪怕是罵兩句也好,至少能提提士氣。但他講的內容都是經營的事情了,與采編無關。

七個月後的一天中午,康江站在他的編輯何娟面前。

“有個事跟您說……”

長官一下子就明白了,“離職?”

何娟批準了,康江去找王林簽字時,盼著他能說點什麽,哪怕挽留一下也行。康江聽說,以前有王林認可的記者離職,他會硬把人扣下。但康江把離職表遞給王林時,王林正在和人談事,抬頭看了他一眼,就落筆了。

直到現在,康江還是有些失落,但現在怎麽都回不去了。

在法制晚報社的辦公地大堂,有一面牆專門用來張貼年度最佳編輯記者的照片,最令康江遺憾的事情就是沒能把自己的照片送上那面牆,那是《法制晚報》記者無上的榮光。

直到2019年1月5日,法制晚報社原址大廳的牆上,還粘貼著15位“本報歷年最佳編輯記者”的照片,在那些照片下的地面上,堆滿了拆卸的冷氣機機和辦公椅。

(文中除了王林外,其他人物均為化名)

石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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