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管囚犯，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需要跟犯人長期在一起。這樣的日子，難免有些辛苦乏味。尤其是清朝的獄卒。他們不僅工作辛苦，待遇地位也非常低。
清朝的時候，獄卒屬於監獄裡的差役，屬於衙役的群體。雖然是個穩定的工作，但獄卒每年的收入最高不過12兩白銀，最低可能只有二、三兩白銀之間。
按照清朝時的物價，這筆收入，僅能勉強維持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計。為防止擾民，清朝規定包括獄卒在內的所有衙役，不允許私自離開衙門。
如果有事要出去，需要得到批準。所以，獄卒們想在外面做一份副業，往往也不是那麽容易。
而且，獄卒的地位並不算高。作為看管監獄人的人，很難得到百姓的親近。這些人基本又沒什麽文化，士大夫官員也不屑於跟他們為伍。即便招攬為心腹親信，也極少有官員願意把獄卒看成同一身份的人。在科舉上，獄卒的子嗣也會受到限制。
可即便這樣，清朝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想要擔任獄卒。甚至經常出現父子先後擔任獄卒的現象。出現這種情況，除了因為獄卒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更在於獄卒可以依靠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斂取大量財貨。
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則是跟清朝，乃至於過去數千年歷史中，監獄內部的種種漏洞導致的。過去的時候，很多朝代都沒有完整的監獄法律。
雖然中國在兩千多年前的經典《法經》，就有關於監獄法律的記載。清朝的《提牢備考》、《大清律例》中，也有很多關於監獄法律的記載。但它們都分散在不同條款中，經常前後矛盾。
比如說，清朝法律中有明確規定，監獄審理案件時，不能濫用刑罰，並為此推出很多硬性規定。刑罰時，施行人員使用的刑具規格、刑罰的次數，都有嚴格的限制。
按照清朝法律的規定，地方州縣中，如果是自行審理的案件，一般不能使用夾棍拷問，除非是重大案件中的主犯和相關牽連人員，以及查明證據卻不願意招供的嫌疑犯，可以用夾棍刑訊拷問。
每次使用的時候，對於使用的人員、案件、次數，都要有詳細的記載，以備將來的查詢。但是，清朝法律中又有另一條規定：“若因公事，乾連人犯依法拷訊，邂逅致死或受刑之後因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勿論。”
這條法律的出現，實際上是公開變相允許濫用刑罰。對於獄卒來說，就給了他們更大的活動空間。那些被送進監獄的人，如果想在刑罰過程中活命，賄賂獄卒，就成了一種常用手段。
清朝的法律規定跟實際執行之間，也有非常大的差異。按照清朝規定，對於犯人要：“日給倉米一升，寒給絮衣一件。鎖枷常洗滌，席薦常鋪置，夏備良漿，冬設暖床，疾病給醫藥。”
如果按照這個規定，犯人其實可以享受不錯的待遇。但是，獄卒們為了逼迫犯人交錢，常常會給他們一個汙濁不堪，冬涼夏暖的環境。無論是朝廷中央常設的“刑部獄”“禦史台獄”等正式監獄，或者是用來監禁臨時嫌犯的“監獄”。糟糕的環境，讓清朝監獄中犯人的死亡率極高。
光緒年間，四川監生陳樂生曾記載，當時四川每年在監牢中死亡的人數達到每年六、七千人，安徽也有三、四千人，全國則有數萬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犯人不僅面臨糟糕的監獄環境，還有不可知的囚禁期。原本有罪關押，無罪釋放是正常的道理。可是在清朝的時候，很多犯人的釋放期可能被無限拖延。根據檔案記載，乾隆十七年時，監獄裡仍有康熙年間被羈押的人犯沒有被釋放。這些人的性命，全都攥在獄卒等人手中。
而且，清朝的時候，地方差役的收入，需要由地方官支出。朝廷給知縣、知府、總督、巡撫等地方主事官的職權，又是審案刑名一把抓，監獄本身也沒有太大的權力。
獄卒們自然以官員馬首是瞻。即便地方官有心要整治獄卒，往往也不是那麽容易。因為地方官要處理事務，很多要依靠這些衙役完成。
獄卒周圍，又有訟師、惡霸、地保等人。他們結成一個牢固的利益團體。這些人大多有非常複雜的社會關係。這就造成了獄卒們在監獄內無法無天。
被送進監獄的人為了保全自己，勢必要自保，用賄賂的辦法，希望可以逃脫牢獄性命之災。而獄卒們也靠著法律之外的權力，大肆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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