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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漢代女子不流行穿耳?並非穿耳不孝,而有另有他因

引言

“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孔雀東南飛》裡,焦母嫌棄兒媳劉蘭芝“無禮節”,對兒子焦仲卿說:“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阿母為汝求。” 劉蘭芝晨起此嚴妝後,被“遣”送回娘家。

而《陌上桑》裡的秦羅敷,某天在城南邊采桑,“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不僅行者、少年、耕者和鋤者們為之著迷傾倒,更被使君詢求道:“寧可共載不?”

(漢琉璃耳璫,廣西博物館藏)

周遭環境迥然不同的兩位漢代女子,卻是一樣的窈窕生動。通過這簡短的漢樂府詩句描寫,耀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除卻衣著襦裙、頭挽發髻,都戴著明月般的耳飾。現代的我們可以再腦補下,如果沒有這樣的耳飾,她們又會是怎樣?或許,正是這明月耳璫(珠)“畫龍點睛”,讓這些漢女子們更加地搖曳生姿起來。

漢代耳璫

劉熙的《釋名》記:“穿耳施珠曰璫。”應劭的《風俗通》載:“耳珠曰璫。”根據這些典籍裡的說法,從字面上去理解,四川博物院收藏的這件持鏡女俑耳朵上所佩戴的的珠串,是否也可以稱為“璫”呢?如果是的話,漢代耳璫就不是僅限於我們習慣上固有概念中的圓筒形。

(東漢持鏡女俑,四川博物院藏)

圓筒形耳璫或是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材質有陶、煤精、骨、石、玉和水晶等。總體上來說,新石器時代的耳璫數量不算很多,遠不及耳玦的普及。其中有如北京平谷縣上宅遺址出土了陶質和石質耳璫,安徽凌家灘遺址有發現水晶耳璫,而玉質耳璫多出於長江下遊。

(左:玉耳璫,右:水晶耳璫,凌家灘遺址出土)

經歷商周時期,發展至漢代,除少量的如湖南常德南坪鄉出土的金耳璫為金屬材質外,耳璫通常是以玉、瑪瑙、琉璃等比較晶瑩潤澤的材料製成,如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漢墓出土的白玉耳璫,揚州博物館收藏的在揚州邗江西湖胡場漢墓發現的紅瑪瑙耳璫。

(金質耳璫,湖南常德南坪鄉漢墓出土)

(瑪瑙耳璫,揚州邗江西湖胡場漢墓出土)

而琉璃耳璫在先秦時期已經偶有發現,如甘肅沙井文化遺址發現的琉璃耳璫。到漢代時,已經在所有耳璫中數量上佔據絕大部分。根據《中國文物大典》,在陝西、河南、湖南、甘肅、寧夏、雲南、湖北、兩廣地區和貴州等地區的墓葬中,共發現有超過200件之多。另外,日本考古學家原田淑人在《漢六朝的服飾》裡記載,現在朝鮮境內的樂浪(郡)漢墓也曾有琉璃耳璫出土。這類耳璫在形製大體相同,一般為圓筒形狀,尺寸在2-3厘米左右。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出土了原考古報告稱之為琉璃瑱的耳璫共19件,“分為二型:一為圓形器型,共12件,上端小,下端大,腰細,如喇叭形,中間穿一孔。顏色有深藍、淺藍、綠色數種,皆為半透明;第二型為中部猶如喇叭形,而上端成錐狀,下端成珠狀,身上無孔,共7件,皆為無色透明。這些琉璃耳璫總是在人頭左近發現,有些還很明顯是位於耳部。”

琉璃耳璫,對於我們現在認知中的漢代耳飾來說,絕對可以算上是其標簽。

(琉璃耳璫,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藏)

(琉璃耳璫,燒溝漢墓出土)

從目前發現的漢代壁畫人像和陶俑來看,耳璫的佩戴方式是直接穿入耳垂上的耳孔進行佩戴。在洛陽卜千秋西漢墓中,繪在墓室墓頂的女媧像,在其頭部右側明顯有一紅色耳璫穿過耳垂;再如成都出土的東漢女陶持鏡俑,頭戴簪花,耳部同樣有一個耳璫穿進耳垂作為佩飾。

(西漢女媧壁畫像,卜千秋壁畫墓)

(東漢陶俑,成都出土)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戲曲學博士李芽在其博士論文《中國古代耳飾研究》裡認為,漢晉時期的耳璫有四種佩戴方式,除了直接穿進耳垂上的耳孔以外,還有系於簪首作為簪珥的垂飾、以絲線系掛於耳廓之上和以絲線系掛於耳垂上所穿的耳孔之中。這其中有兩種就是需要在耳垂上穿孔才能得以實現。同樣在此文中,她推定,漢晉時期的中原女子並不流行穿耳。

漢女子不流行穿耳?

劉熙在《釋名·釋首飾》認為:“穿耳施珠曰璫。”孫機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裡也是這麽認為:漢代婦女佩戴耳璫是“戴的時候以細端塞入耳垂的穿孔中。”耳璫似乎就是需要在耳朵上穿孔才可以佩戴。

首先,在考古發現的漢代耳飾中,除了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有發現的各種材質耳璫可能需要穿耳以外,還有大多需要穿耳才能佩戴的耳環、耳墜和玦。當然,耳環、耳墜主要集中內東北地區、甘肅和新疆,玦主要出現在兩廣和雲南等地,雖然這些地區大多不屬於中原地區,但對於考察漢族女子的穿耳習俗來說,還應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漢代金耳墜,吉林榆樹老河深漢墓出土)

其次,考古發現和出土的有穿耳和穿耳戴飾的女子形象中,一為壁畫:在河南洛陽卜千秋西漢壁畫墓中,在墓頂發現繪有耳戴紅色耳璫的女媧像。陝西西安曲江西漢壁畫墓的墓室東壁南部繪有一位貴婦人形象,她頭挽三環髻,耳部有紅色耳璫穿於耳垂之中;二為女俑: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發現的女立姿俑(根據考古發掘報告,明確穿有耳洞的有69件,數量上佔去女俑總數一半以上),雙耳輪處各有一小孔。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東漢陶持鏡俑,佩有頭飾,左右配花兩朵,耳戴珠串,著褶領大袖袍。另外,廣東東漢後期墓裡也有出土佩戴耳璫的陶女歌舞俑。

(西漢穿耳女俑,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

根據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飾和有穿耳或穿耳施珠的女形形象,從其地區和數量上可以看出,漢文化地區的穿耳習俗肯定不是非常罕見。但是,再與其他沒有穿耳戴飾的漢代女性形象相比較,整體上來看,穿耳及穿耳施珠現象也的確不佔太大比例。那麽,就穿耳習俗是否流行一說,更準確點的說法,應是在漢代中原女子之間,並不流行佩戴包括耳飾在內的首飾,而不僅僅是不流行穿耳。

穿耳不流行之緣由

新石器時代的穿耳人像多見,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飾也是多有出現,如有大量的玦和少量的耳璫和耳墜。進入商周時期,有穿耳的人像繼續存在,而玦只有少數還作為耳飾,大多卻已轉變成佩飾及禮器。蓋其緣由,或是因周朝正是禮製確立的年代,衣冠制度是承載禮製的主要方面之一。在需要穿耳佩戴的玉玦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之時,出現了一種適應時代特色的首飾,即功用類型一致、名稱稍有所區別的 “瑱”、“纊”或“簪珥”等。

《周禮·弁師》中記:“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瑱,玉笄。”《釋名·釋首飾》進一步解釋:“瑱,鎮也,懸當耳傍,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史記·李斯傳》:“傅璣之珥。索隱:珥者,瑱也。”衣冠制度濫觴於先秦,在漢代得到進一步完善。《後漢書·輿服志》裡關於“簪珥”有明確規定:“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製,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 妃嬪、夫人等服飾裡,“簪珥”也是明列其中。

於是,從新石器時代帶過來的穿耳習俗,經歷商周,行至兩漢期間,一方面還有所保留和發展;另外一方面,因為衣冠制度的興起和施行,又逐漸減少而不甚流行。

(遼陽三道壕古墓壁畫,頭上飾物或為簪珥,

摘自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李芽在其博士論文中,根據《莊子·德充符》裡“天子之諸禦,不爪翦,不穿耳” 推斷出道家提倡所謂“全德全形” 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再從《孝經·開宗明義章》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推斷出穿耳即為不孝,並認為這些就是從先秦起穿耳習俗在中原地區不再流行的原因。持此種觀點的人,絕不是少數。

“天子之諸禦,不爪翦,不穿耳。”這幾句的確出自《莊子·德充符》。但在《德充符》裡,莊子通過創造出幾個身體殘缺不全或極其醜怪的人物,意在說明形殘貌醜不足以影響道德純美的價值觀念。如果僅截出“天子之諸禦,不爪翦,不穿耳”,就推定道家提倡所謂“全德全形” 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實為斷章取義。即便是從生活常識上來理解,天子的後妃如果都“不爪翦”,把指甲留到奇長無比,不僅衛生會是個問題,而且更有可能撓傷到天子,那絕不是膚淺解釋下就可以敷衍得過去的。

《九刑》或為周公所作“刑書九篇”,或為西周時的九種刑法(罰)。不論哪種,商周時期有極其嚴厲以傷殘身體作為處罰犯罪行為的制度,卻是非常肯定的,這其中包括墨、劓、宮、刖、殺、流、贖、鞭、撲等九種。1976年在陝西扶風縣莊白1號西周青銅器窖藏和1988年在寶雞市南郊茹家莊發現的刖刑奴隸守門方鼎,就是這種酷刑的直接物證。

(刖刑奴隸守門方鼎,陝西扶風出土)

《孝經·開宗明義章》裡,子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意思是為,身體發膚是父母給予我們的,我們必須珍惜和愛護,這是施行孝道的開始。這也是字面上的解釋。就其內涵,我更寧願理解為“我們要保持身心健康,不要觸犯刑罰而毀傷父母給予的身體發膚”,而不僅是“不爪翦,不穿耳”之類,因為文章裡接下來的內容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如將此大義拘泥在表皮之上,實還需進一步斟酌。

穿耳習俗來自蠻夷?

《釋名》中記:“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為也……今中國人效之耳。”明代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中記:“珥,女子耳珠也,自妲己始之,以效島夷之飾。”清代徐繼佘 (1795—1873)的《瀛寰志略》中也記有:南洋土著“男女皆穿耳,而大其孔,瑱以杙。” 雲南李家山和石寨山出土的戰國到西漢時期的青銅裝飾人物中常有穿耳戴飾者,即便是現在的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的婦女如傣族和基諾族等族婦女,也還保持有穿耳戴璫習俗。

這些文獻、考古發現和現代習俗仿佛都在說明,穿耳習俗就是來自蠻夷。

(戰漢時期青銅穿耳戴飾人像,雲南省博物館藏)

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切地得知,最初的穿耳習俗究竟是從何時何地開始,也不知其因何而起,但在新石器時代,耳垂上穿有耳孔的人物形象就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存在,而且不分男女。如安徽凌家灘出土的六件玉人像都是雙耳有穿孔,甘肅天水蔡家坪有出土一個雙耳耳垂部位都有穿孔的陶塑女頭像等等。耳飾實物方面,甘肅、四川、山東、遼寧等地都有新石器時代的耳玦、耳璫或者耳墜出土。

(穿耳玉人像,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

進入商周時期,在河南安陽小屯商代遺址出土的陶塑,每個人的耳部均穿有小孔;江西新乾商代大墓的神人獸面玉飾、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數十件與真人頭等大的青銅頭像、陝西鳳雛村甲組西周宗廟基址出土的神人獸面玉佩、黃君孟夫婦墓中春秋早期的玉雕人頭、湖北曾侯乙墓裡戰國早期的編鍾鍾虛銅人等,也都有穿耳或戴飾。而在山東臨淄區商王村一座墓主為女性的戰國晚期墓葬中,槨室漆盒裡出土了1對金質鑲嵌綠松石和珍珠的耳墜,也是明顯帶有漢族審美理念。

(神人獸面玉佩,陝西鳳雛村西周宗廟基址出土)(神人獸面玉佩,陝西張家坡西周墓出土)

(金耳墜鑲嵌珍珠(已脫落),臨淄商王村戰國墓出土,右線圖為複原圖)

從上述中我們應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自原始社會到春秋戰國,穿耳習俗不僅蠻夷地區存在,在中原漢族地區也一直都有延續。另外,穿耳或戴耳飾人物形象的身份,大多數或是神人、或是巫師。他們在當時的社會裡,都是身份較高或者特殊的人物。

社會歷史發展至西漢時,穿耳戴飾的人物形象中還有女媧,應是這個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帶有原始神話色彩的習俗,經過先秦時期,到漢代還在延續。再往後直至東漢後期,穿耳的人物形象中已經有貴婦、有王宮女官、有歌舞表演者等,趨勢越來越世俗化,或也只是此原始習俗在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而進行的演繹與擴展。

穿耳者卑賤?

有文章從傳世與出土的陶俑以及名人繪畫如唐代的《步輦圖》、《紈扇仕女圖》、《簪花仕女圖》及《虢國夫人遊春圖》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在六朝與隋唐時期,都不見婦女穿耳的實例,提出“穿耳者卑賤”,也想當然地推及至漢代。這樣的觀點,其實也是早就存在。明清時代的《留青日劄》和《清稗類鈔》直接寫道:“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

然而,漢代時期的事實真的如此嗎?

(東漢戴璫女俑,廣州市郊出土)

製成耳璫的材質為金屬、以玉、瑪瑙、琉璃等,其中琉璃佔絕大部分。在我國古籍中,琉璃一詞最早始見於西漢恆寬的《鹽鐵論》“……而壁玉、珊瑚、琉璃,成國之寶。”《漢書·西域傳》標注:“琉璃色澤光潤,逾於眾玉。”《後漢書·西域傳·大秦》也有記載:“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朗軒、朱丹、青碧。”

在河南、陝西和山東等地區的西周墓葬和遺址中,曾有大批量的琉璃製品出土。尤其是西周魚伯夫婦墓中就出土了一千件以上琉璃珠和一些琉璃片,楊伯達認為這些琉璃片是用在貴重器物上的鑲嵌材料。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格、輝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格的上面,就都有鑲嵌類似的琉璃片。

(越王勾踐劍,湖北博物館藏)

兩漢時代的琉璃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種類包含了禮器、飾物、葬具、容器以及帶鉤、印章等等。禮器中,琉璃璧佔據了很大比例。飾物裡,牌飾最具特色,廣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對,它們晶瑩光潔、厚薄一致。比琉璃蟬、豬等更富漢時代特色的葬具是琉璃衣片,如邗江西漢墓中顯然是高級貴族斂葬的玉衣組件。即便到後世宋代,被稱為“藥王”的琉璃進入了輿服制度,成為君臣冠冕、大帶的裝飾物件。

這些種種應都能說明,琉璃在春秋戰國時期乃至漢代時,是社會身份的一種象徵。中國民間還有“流蠡”這一傳說,《西遊記》沙僧也是因為打破一隻琉璃盞而被貶出天界。這些也都能從側面反映琉璃製品的貴重。而《說文解字》裡更是直截了當地標釋為:“璫,華飾也。”

(琉璃耳璫,恭王府藏)

(琉璃耳璫,遼寧本溪望江樓墓地出土)

卜千秋墓中佩戴耳璫女像因繪在墓頂,可推測為女媧;西安曲江壁畫墓,其墓主是二千石以上高級官吏或貴族,在東壁南部佩戴耳璫的女像,因其繪畫位置與穿著裝扮,可推測為貴婦;而徐州北洞山楚王墓中的女立俑,體態修長,面目娟秀,額發左右三孔可能插花釵或綴花鈿之用,應是《詩·鄌風·君子偕老》中所說的“副笄六珈”。《毛傳》曰:“副者,後夫人之首飾,編發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發掘報告裡,由這些推測這些女立姿俑的應是楚王身邊的女官或女侍中身份較高的;一位名叫熊芳芳的網友從《孔雀東南飛》的字裡行間,分析了劉蘭芝自幼所受的教育、自身的儀態和賢德、婆家的家風、日常穿戴用品以及她的陪嫁品、和被遣回娘家時對待陪嫁的態度等等方面,推論出劉蘭芝時機是漢代一位標準的“白富美”。

(西安曲江西漢墓壁畫)

或許四川持鏡女俑和廣州歌舞女俑的社會身份較低,但女媧、貴婦或者楚王墓中的女官也都有穿耳,加上耳璫本身的特質,“穿耳者卑賤”這一說,肯定是過於草率。更何況,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穿有耳孔的人物形象在當時社會中都是具有較高或特殊身份的。

結語

穿耳習俗,的確自古有之,新石器時期已層出不窮。但經歷商周,流傳至漢代時,雖然還有保留,卻也已經不是普遍流行。究其客觀原因,許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耳飾玦的退場和文明化深入時“瑱”和“簪珥”的出現。

漢代中原女子穿耳戴飾,或是與蠻夷之地現象類似,或因受到當時社會思想和道德觀念的一些影響而不甚普及。但以一言蔽之為“卑賤”,實為籠統。這一習俗在兩漢期間還有相當數量的存在,當是帶有神話色彩的原始習俗在一定程度上的沿襲和發展。這種情況其實也就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裡說的那樣:“在漢代藝術和人們觀念中彌漫的,恰恰是從遠古傳留下來的種種神話和故事,它們幾乎成了當時不可缺少的主題或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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