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現象與西方社會 “超中產階層”興起

（本文首發於2019年6月6日《南方周末》）

在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已經從一個積極向上的階層轉變成了一個竭力避免下沉墮落、並不可避免地向下墜落的階層。

日前，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詹姆士·戴森以138億美元的淨值登頂英國首富。這個消息令人有些小小的驚訝。

驚訝之處在於戴森是“趨優出首富”，這點相當與眾不同。戴森銷售的主力產品是高級吸塵器、高級吹風機一類的小家電，它的產品講究極致的功能與設計，價格區間遠高於傳統產品，比如它2018年熱銷的一款卷發器零售價是傳統卷發器的十倍，這是典型的趨優品類。而傳統上，“趨低出首富”才是慣例，從事類似行業的首富們，在戴森之前，大多數都是從事趨低品類或平價消費，比如Zara是西班牙首富、H&M是瑞典首富、C&A是荷蘭首富、優衣庫是日本首富、阿樂迪是德國首富、沃爾瑪一度是美國首富。

為什麽長期以來都是“趨低出首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西方社會“中產階層的下流化”，在發達國家中，中產階層已經從一個積極向上的階層轉變成了一個竭力避免下沉墮落並不可避免地向下墜落的階層，可以說，這個下流或下沉的過程從這些國家踏入發達階段的那一天就開始了。進入2000年後開始加速，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更是愈演愈烈。

戰後數十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收入對GDP的佔比保持了驚人的穩定，這意味著勞動者的收入、中產階層的收入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也在不斷提升。在這個階段，中產階層的狀態是明天比今天更光明，整個階層的心態也是以積極樂觀為主基調的。

進入1990年代後，西方國家勞動收入對GDP的佔比開始下滑。2000年後，這個下滑開始加速。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其收入不再增長，計入通脹後，甚至開始下降。他們對未來的期望也發生了逆轉，對未來的焦慮和擔憂盤繞心頭揮之不去，體現到他們的消費行為上，精打細算地趨低消費成為主流。與之相對應，提供趨低消費的商家開始成為贏家。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傷害了中產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產階層不得不被動去杠杆，對趨低的需求更為擴大更為強烈，於是，提供趨低消費的商家就從贏家變成了大贏家並進一步登頂成為首富。

迄今為止，西方社會“中產下流化”的趨勢並未逆轉、仍然深不見底，可為什麽首富們卻從“趨低”變成了“趨優”？

根子恐怕還是在於西方社會“中產下流化”。如果說“趨低出首富”是“中產下流化”的A面，那麽“趨優出首富”就是“中產下流化”的B面。更確切地說，大量的中產下流化的同時，造就了少數上流化的超中產階層，這在聯結上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數量上大致是九比一的關係，九個下流化的中產對應一個上流化的超中產。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深化，傳統中產階層的人力資本迅速貶值並被更高的技術和更密集的資本所取代。傳統中產批量下流化，同時與之相應的是，更高技術更密集資本也需要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更高級的新型勞動力，這些新型勞動力就構成了所謂的超中產群體。

“下流化越嚴重，超中產也越擴大”，這個超中產群體的不斷擴大，構成了趨優消費的重要動力、並且所佔份額不斷提升、逐漸成為核心動力——這正是“趨優出首富”背後的道理。

正如趨低消費產業不斷走向成熟，近十年來，趨優消費的產業運作也日趨完善，其中一個重要的進步，是趨優產業開始引入運用奢侈品經營策略。對用戶群體的把握趨於深化，服務超中產主體之外的現代性群體成為擴大市場和利潤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在新興市場中更是如此。戴森正是這一策略的贏家。

西方社會“超中產階層的興起”，作為新世紀一個特徵性的社會新階層，正在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諸多方面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戴森現象只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側面、一個縮影。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高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