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行為過度、“戰時狀態”濫用，“狼來了”喊多了還能有用嗎？

周兼明

新冠疫情以來，“戰時狀態”一詞常見諸各地新聞和一些地方政府的疫情發布會上——即便只有零星病例的安徽廬江、山西晉中等地區，也如此動員。針對此濫用“戰時狀態”的現象，大陸《新華每日電訊》和央視新聞均發表評論，認為不僅不利於抗疫大局，反而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雖然這種“戰時狀態”指的是疫情防控的戰時狀態，更像“緊急動員令”的一種比喻性說法。

《新華每日電訊》評論稱，濫用“戰時狀態”表述，可能傳遞錯誤的信號，在群眾中製造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催生謠言、搶購等失序行為；動不動就喊“戰時狀態”，也容易麻痹民眾心理。“狼來了”喊多了，哪天“狼”真來了，真的進入較為緊急的狀態，反而會喪失應有的警覺；濫用“戰時狀態”表述，也有懶政之嫌。

央視的新聞評論則表示，《國防法》有明確規定，非經法定程序不能宣布進入戰時狀態，而履行相關程序前，也需要全面評估，準確判斷，不宜動輒就稱進入戰時狀態。

應當說，這兩篇文章評論得都很中肯。各地政府嚴格防控疫情的態度沒有錯，但采取怎樣的措施，則需結合本地的情況和疫情，對症下藥，不能無限制地盲目提高調門。大陸媒體批評各地濫用“戰時狀態”，其實批評的正是防疫中的形式主義。一旦有了“戰時”的名頭，即使出現一些簡單粗暴的擾民行為，也變得理直氣壯了。有了“戰時”的名義，法律和輿論好像就都不用在意了，一些社區、一些機構想怎麽做就怎麽做——這已不僅僅是懶政了，而是權力的濫用。

我們看到，一旦宣布進入“戰時狀態”，各地總會出現一些過度防疫，甚至是暴力執法的行為——比如前些日子就有視頻，河北一位司機在新疆庫爾勒中石化加油，卻被拒絕了，在司機的質疑下，工作人員回答：是社區不讓加。像這種行為，實在讓人無法理解。不給加油，車和司機就無法上路，如果他真有感染嫌疑，這麽做等於給當地增加了風險。至於不許來自疫情發生省份的客人住宿、吃飯，隨意封門封樓封小區、隨意關停商鋪等事，更是屢見不鮮。

此外，各地還出現了不少詛咒式、謾罵式標語，看得人觸目驚心。雖然這類標語被拍了發上網後引來的多是網友嘲笑，但不能不說這類標語與“戰時狀態”從某種程度上是血脈相連的。當滿目所見皆是這類“戰時狀態”下的極端或詛咒之聲時，等於把所有人的靈魂變成了可供隨意入侵的荒蕪之地。

在當下，減少聚集和流動，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但也不能因此剝奪民眾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即使封城也要做好各種宣傳，讓民眾有應對的準備和時間，否則就會給一些民眾帶來更大的困擾。

疫情一直時有暴發，確實在改變實體世界的一些規則，也在改變我們對公共空間的認知。但如果為了防控疫情，而把每個人都看作潛在的攜帶病毒的“可恨者”，讓所有人都把“他人”視為最不安全的因素，甚至是潛在的“敵人”，顯然也不是我們需要的生活狀態。諸如，一旦某地出現疫情，民眾除了基本的生存權，其他一切權利似乎都被剝奪了，所有市民被移交給社區管理；除了活著，不能有其他任何籲求，哪怕過去看來極正常的一些要求也無法提出；你還必須默認這一切是“對的”“必須的”，並主動遵守所有規則；一旦你動了像過去一樣生活的念頭，就會被視為違法，甚至遭到眾人的指責與嘲笑；而疫區的民眾，也會被其他地方的民眾歧視，無論你和疫情有沒有關係，可能僅僅因身份證的戶籍地，就失去行動的自由……

這些亂象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和“戰時狀態”的思維模式有一定的關聯。如果任由這種思維模式蔓延，即使控制住了疫情，民心也會變得四分五裂，等於消解了共同抗疫、重獲美好生活的願望。這麽做稱不上是嚴防嚴控，而應被視作一種不負責任的胡作非為。

前些日子，河北省警察廳等七部門就針對個別地方出現的過度檢查、層層加碼的情況，下發了關於道路交通管控的《七項禁止》的通知，禁止以硬隔離方式阻斷國省道路、高速公路，禁止在國省道路市、縣交界處重複設站檢查，禁止對低風險地區車輛進行雙向勸返，禁止阻塞高速公路出站口車輛通行，禁止要求應急物資運輸和民生保障車輛辦理本地通行證件，禁止車輛防疫檢查措施層層加碼……可見，如果無視實際情況，盲目將防控措施擴大化，不僅不能有效防控疫情，反而會給社會和民眾添亂。

一年來，各地政府在抗疫過程中，已積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經驗，即使有局部疫情暴發，相信只要按照管理預案做到精準防控，肯定能控制疫情的蔓延。所以，在這個“後疫情”時代，更應考慮的是如何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法等，明確在緊急狀態下如何授權和監管地方政府緊急狀態下的權力、如何保護民眾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宣布“戰時狀態”“應急狀態”需審慎合法，符合一定的條件。各地政府更需要常態化地防控疫情，在管理細節上多下功夫，不能盲目擴大化。如果政府杯弓蛇影，就會讓民眾風聲鶴唳。如果總是出現過度的防疫行為，時間久了，極易讓民眾和政府處於緊張狀態，也會影響政府公信力，給疫情防控帶來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