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帝國”——打開“現代世界”之門的鑰匙

文｜禾刀

19世紀末，英國裁縫查爾斯·沃斯在他位於倫敦的沙龍上，首次讓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法國女郎瑪麗·弗內展示他設計的服裝，服裝模特就此誕生。

這個看似偶然的發明，實際有著某些必然，其意義不僅在於大大提升了人類衣著文明段位，同時還折射出人們衣著文化從傳統意義上的滿足剛需，轉入更具觀賞意義的審美情趣。而為這個轉變提供強大動力的，正是全球棉花和棉織品的放量增長。或者可以這樣說，模特是棉花帝國崛起的產物。

《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

這是一部通過棉花視角，管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史書。2015年，本書榮獲美國班克羅夫特獎。作者哈佛歷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在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著作中，勾勒了商人、商業資本家、經紀人、代理人、國家官僚、工業資本家、佃農、自耕農、奴隸等諸多角色。這些人的命運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同時又在參與中塑造了現在這個存在著巨大不平等的世界。

貝克特通過剖析棉花帝國崛起的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讓讀者清晰地看到資本主義史如何與民族國家史、殖民史、販奴貿易史密切聯繫在一起，從而打開“現代世界”之門。

為什麽是棉花

為什麽是棉花？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棉花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從身上穿的，到家裡用的，棉織品無所不在。

誠然，今天的服裝原材料不局限於棉花，還有麻、絲、毛、化纖織品等，但世界人口也在持續增長，人類對棉花的需求仍舊保持歷史高位。人口增長，從最基本的生存角度看離不開兩大產品，即糧食和衣物。

據估計，2019年全球棉花產量將創下歷史第二高。棉花產量的高企，表明人類對棉織品仍舊存在傾向性依賴。從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到歐美炫麗的時裝T台，儘管服飾不一，但各地人們對原材料棉花並不拒絕。在貝克特看來，今日棉花及其產業的發展成就，正是棉花帝國形成的歷史遺產。

為什麽是棉花在“現代世界起源”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也很有趣的問題。按理說，人類歷史上一直為擺脫饑餓問題所困擾，甚至因此發生了諸多流血戰爭。但同時不能否認的是，人類至今對糧食的概念，始終沒有達到相對統一到單一物種的高度，有的以肉為主食，有的偏重谷類，有的則鍾情小麥、玉米、土豆等，總之品種繁多，不一而足。一些民族出於宗教或傳統習俗，對某一方面的食物有所禁忌，但至目前，沒有人會出於類似原因而拒絕棉花。棉花就像是全球通行的“硬通貨”。

棉花的優越性是所有糧食作物不可比擬的。大約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陸，生活在印度河谷的農民發現可以用棉花纖維紡線。經過人類數千年的乾預馴化，棉花提高了產量質量，植株早就沒有先前的高大，更易於采摘。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成功試種後，棉花成功實現了跨洲際跨國界跨民族跨人種。今天，除了南極洲，世界其他六大洲都有棉花種植。生產加工方面同樣如此，在棉花帝國的全球化歷程中，紡織技術早就普及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貝克特指出，“從公元1000年至1900年，大約900年的時間裡，棉花產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棉花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將不同大陸連接在一起”，創造了“一個關於土地、勞動力、運輸、生產和銷售的全球性網絡”。當棉花像一條體系龐大的紐帶，將越來越多的人聯繫在一起時，其地位自然與日俱增，並逐漸侵入各地人們的生活，凝聚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棉花之所以能夠“將不同大陸連接在一起”，既因為人類對這一農作物的普遍認同，更因為資本不斷尋找低成本。

18世紀以前，全球沒有出現任何顯著的棉花單一種植，即便像印度這樣最早使用棉織品的國家，農民也只是在糧食作物旁套種一些棉花。甘地曾說，當印度給歐洲供應棉花時，歐洲人自己“還沉浸在野蠻、無知和粗野之中”。至少從衣著上看，16世紀前，絕大部分歐洲人身上穿的是粗糙的亞麻織品，羊毛和絲綢則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18世紀是貝克特描述棉花帝國的一個重要開端，從這個時間開始，全球棉花種植突然發力。貝克特認為，棉花種植的突然崛起至少離不開兩大歷史事件：一個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另一個則是1497年達·伽馬繞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哥倫布發現的美洲大陸，後來成為全球主要棉產區。達·伽馬從歐洲成功直達印度，直接將此前在東西方間從事貿易的阿拉伯商人晾在一邊，歐亞從此進入“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的新時代。

肇始於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不僅僅大大拓展了人類知識視野，同時也為資本不斷尋找更低成本和更多利潤提供了更多可能。不過，歐洲人對地理大發現的溢美之詞，無法掩蓋其血腥而又肮髒的歷史。換言之，如果不是武裝力量介入，他們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嘗所願。就此，貝克特批評說，“埋葬死者幾乎是一個工業化的過程”。

早期，棉花有兩個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階段，一個位於農田，另一個位於紡織。在棉花收割機於20世紀40年代誕生前，“棉花種植一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在19世紀珍妮紡織機發明前，“世界各地的棉花生產也始於家族組織”。

資本主義不斷壓降棉花產業鏈成本的方案既簡單而又粗暴，第一階段是暴力和脅迫，第二階段是恩威並施。解決棉花種植的土地和勞動力問題，歐洲人主要通過戰爭，一方面將原住民比如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消滅或者趕走；另一方面從非洲販賣大量黑人奴隸，“僅1500年後的三個世紀裡，超過800萬奴隸從非洲被販運到美洲”。有了幾乎白拿的土地和低廉的勞動力，北美在19世紀一躍成為世界主要棉產區和棉織品生產地自然順理成章。

資本家降低成本的方式還有很多。比如殖民：“棉花帝國在美國、中亞、埃及和朝鮮等地的領土擴張是巨大的”；比如迫使殖民地農民種植更低收益的棉花，同時明火執仗地打壓他們試圖振興的民族棉工業；比如設置關稅壁壘：17世紀末18世紀初，英國、法國、西班牙、奧斯曼等國均大幅提高了進口印度棉織品的關稅；比如技術創新：珍妮紡織機的出現、內燃機的發明等等，都為棉花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技術優勢往往可以覆蓋日益走高的人力成本。雖然19世紀印度的人力成本遠比美國低，但因為美國鐵路系統比印度好得多，所以美國棉花更有競爭力。

在貝克特看來，正是資本家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18世紀末，工業化國家和未工業化國家、殖民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出現明顯分野，史稱南北“大分流”。

締造新世界

18世紀末的“大分流”，不僅是全球貧富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全球話語力量重塑的重要節點。儘管全球形成了越來越多的棉花生產與紡織中心，但“大分流”後，歐洲棉花中心的地位顯而易見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貝克特指出，棉花帝國一開始便駛入全球化的軌道。資本具有流水習性，總是向低成本的貧窮國家流動，以投資當地的棉花種植。在資本力量的主導下，棉花在全球的大規模種植，必定重塑棉花以及其他農作物種植版圖，也必將大量勞動力遷入工廠，其中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後來成為“無產者”。與此同時，棉花種植面積的飆增，又會打破原有農作物種植結構，陡增糧食安全隱患。歷史上，埃及、印度等殖民國家，都曾發生過嚴重的饑荒，死亡人數在棉產區更為集中。還有，棉紡工廠的興起需要巨大勞動力，一開始吸引的是男性，後來是女性，再後來包括兒童，像中國這樣婦女不外出工作的傳統也被打破。

事實上，棉花帝國的資本家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們會緊緊依靠國家力量。國家主義最直接的好處是，可以借助比別國強得多的軍事力量，快速達成目標，前提是對方屈服或者流血後被征服；國家可以有效保障棉花穩定的種植面積；國家“發起的基礎設施項目加速了貨物流動”；“國家政府同時使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保護自己（資本家）進入國外市場”；國家可以通過建立多樣化的勞動制度，為社會分工的細化創造更多有利條件⋯⋯這一切，自然有利於資本家降低棉花種植和棉織品的生產成本。

棉花帝國的所向披靡確實為落後國家帶來了先進知識，但往往也強人所難。以埃及為例，18世紀前，在埃及強有力的統治之下，該國種植著落後的棉花品種。這顯然不符合歐洲資本家的利益，結果被歐洲人納入通過戰爭殖民的目標。甚至可以說，在資本家眼裡，世界只有利潤，沒有世外桃源，沒有田園牧歌。

貝克特並不認為，國家於資本家只有利益。一方面資本家緊緊依靠國家力量，尋找到更低的生產成本，實現了更多利潤。另一方面，“因為工人可以利用進入國家政府機會，來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同時還會在政治上與資本家形成新的博弈。如許多殖民地的棉花工人後來成長為獨立運動的中堅力量——所有的重塑，無一例外均源自個體話語權的改變。

貝克特最後說，“棉花帝國繼續推動著一場巨大的探底競爭，唯一的限制是地球空間的局限。”事實上，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時代，這樣的競爭不單單屬於棉花，而是所有商品。

（作者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