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翔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科院大學 研究員/教授
肖 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清華大學客座研究員
注：二位作者同時為DNER（中國社科院數字新動能研究組）高級研究員。本文感謝中國社科院夏傑長研究員的建設性意見。
一、引言
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經濟社會的衝擊具有長久的影響，但社會經濟活動並不會因衝擊而長久停滯（Kocornik-Mina., et.al., 2020）。進入20世紀以來，我國經歷了兩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2003年的“非典肺炎”（SARS）和這次的新冠肺炎(NCP)。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生產、生活影響的表現來看與2003年 “非典”對經濟的影響有相似之處，但現在的經濟形勢和國際形勢與2003年大不相同。
首先，經濟發展階段不同。2003年中國人均GDP不到1300美元，剛剛從低收入國家跨越到中下收入國家。而現在，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已經是中上收入國家。
其次，產業結構不同。2003年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42%，對GDP的貢獻率僅為39%。與2003年相比，2019年我們的服務業比重已經佔到了GDP的53.9%，貢獻了將近60%的GDP增長。換句話說，服務業（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和增長動能。
其三，國際環境不同。2003年的“非典”時期，中國是美國乃至世界的加工廠，工業產品銷往各大發達國家，即便加大投資，產量增加後的產品國內消費不了，國際買家也是樂得消費的。但當前，中國與主要的發達國家已經由互補關係發展為競爭的關係，世界經濟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
當下，服務業已佔國民經濟半壁江山，同時也是勞動就業的主力軍，是尋常百姓民生之依托，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穩定器”。所以，深入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對服務業的衝擊和影響，尋求化解之策，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服務業的典型特徵
（一）重點衝擊依賴客源的特定服務業
本次疫情期間，餐飲，航空、旅遊、娛樂、零售等嚴重依賴客源的特定服務業受到嚴重打擊，收入幾乎是斷崖式下跌。2020年春節後20多天，消費幾乎停擺，零售和餐飲業收入銳減，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比上年同期下降近73%，旅遊相關行業陷入冰凍狀態。綜合相關數據，估計疫情發生以來，此類特定服務業的直接損失超過1兆元人民幣。
這裡，我們以旅遊業為例，說明公共疾病危機對特定服務業的影響烈度和影響性質。根據原國家統計局和文化和旅遊部統計，2014 至 2018 年旅遊業對 GDP 綜合貢獻佔 GDP 比例分別為 10.39%、10.2%、11.0%及 11.04%。 2018 年我國旅遊業對中國 GDP 的綜合貢獻為 9.94 兆元人民幣，對全球 GDP 的綜合貢獻居世界第二，旅遊業貢獻的就業崗位數為 7991 萬個，居世界第一 。
在這種情況下，疫情對旅遊業的衝擊很容易傳導到整個服務業。目前全國旅遊業企業數超25萬個。其中規模以上企業僅佔其中的9%。從數據來看，廣東以2萬餘家排名第一，其次為山東、江蘇、四川、浙江等地。僅海南一地就擁有旅遊業企業超5000家，2020年以來其營收基本為零。這種衝擊烈度是其他業態所沒有的。
疫情衝擊的短期影響尤為嚴重。疫情前，各大機構預測 2020 年春節出遊人次將突破 4.5億，較 2019 年春節增加 8%，約為 5550 億元的市場規模 。由於疫情的突然爆發，上述機構的預測值大多數巨幅下調。比如，據交通部的數據顯示，2020年1 月 10 日-31 日，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計發送旅客 12.58 億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20.6%。其中鐵路發送旅客下降 10.7%；道路發送旅客下降 22.1%；水路發送旅客下降 34.0%；民航發送旅客下降 14.4% 。2019 年的春節黃金周（2 月 4 日到 2 月 10 日）七天的出行人數高達 4.21 億人次，而2020年春節黃金周，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全國出行人數總共1.52 億人次，同比大降 63.9% 。
“疫情”對旅遊業的長期影響則具有“長尾效應”，具有一定滯後性，表現出消費者出遊意願較難在短期內恢復。出境遊、入境遊或將經歷一年左右的低迷，影響程度取決於疫情後果和境外反應措施、旅遊重振計劃的實施。長期間接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旅遊市場開始萎縮，會議會展等相繼延期或取消；第二，旅遊心理發生變化，公眾擔憂心理持續，動搖消費意願。目前新冠疫情對服務業的影響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此次疫情時間長短的不確定性。
雖然自2020年三月以來，我國目前疫情形勢漸漸好轉，多地實現0疫情轉變，武漢地區的疫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國經濟漸漸隨著疫情的減少而升溫，但是與此同時，全球疫情又面臨著大爆發的威脅。疫情全球傳播的局面使得我國服務業受疫情的負面影響程度加深。而此次疫情時間的長度是決定疫情對於我國服務業影響的最關鍵因素之一，它直接決定了目前我國服務業面臨的嚴峻考驗是長期化還是短期化的問題。
如果全球疫情在較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我國服務業可以恢復正常的運營模式，那麽服務業資本的供給和需求、生產要素和資源等基本面不會變化。但是如果全球疫情戰線不斷拉長，就會導致有服務業企業破產，資本狀況發生變化，這會影響到我國服務業的長期發展態勢。
總的來說，新冠疫情對於我國服務業的影響，取決於全球疫情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人們兼顧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能力；時間越長，能力越弱，影響越大；相反，時間越短，能力越強，影響越小。
（二）分化影響傳統服務業和數字服務業
疫情既產生了供給衝擊，也帶來了需求衝擊。其中，疫情對傳統服務業更多是需求衝擊。疫情對旅遊、餐飲、旅店等傳統服務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更為直接和明顯。餐飲、酒店、旅遊、珠寶奢侈品、航空、交通、電影、商貿零售、生鮮等，在此次疫情中，受到很大的衝擊。服裝、家具家電、化妝品等消費也將受到一定影響。疫情將導致服務行業短期負增長。
我國的服務業佔比超過經濟總量的一半，服務業受挫有可能影響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我國服務業涉及生產要素的異地流動，即服務對象的流動和異地消費，這兩種形式的產業在短期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那些既需要地理空間集聚又需要閑暇時間的行業。其中影響最深的就是旅遊業。
新冠疫情恰好發生在春節這個重要的時間窗口，由於旅遊的節律性和季節性特點，旅遊對於時間有著很大的依賴，旅遊業作為中國服務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據統計，2019年中國全年出境遊1.55億人次，其中春節出境遊700萬人次，比重為4.51%；然而，2020年春節期間出境遊預訂量同比下降了6.8%，入境遊下降了7.2%，這給旅遊行業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損失。
由於旅遊產業對於時間因素有這很大的依賴性，由於時間帶來的經濟損失將在很長時間內難以彌補，因此對我國本國的傳統旅遊業而言，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深遠。旅遊業佔中國服務業比重較高，因此對我國整體服務業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隨著國外疫情進入爆發期，對我國的入境旅遊行業造成嚴重影響。預計今年我國的入境旅遊業將會面臨斷崖式的下降。同時，受到全球疫情爆發的影響，我國的出境旅遊業也會帶來巨大的損失。
另外，與傳統服務業相關性較強的一些行業，比如交通、運輸等行業，在短期受到較大影響。根據上文所述，疫情對於我國整體服務業的影響大小，取決於全球疫情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人們兼顧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能力。此次新冠疫情在短期內會對旅遊相關行業與交通運輸這兩大佔比很高的服務行業帶來顯著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此次新冠疫情對新興數字服務業的衝擊則不大。網絡與數字技術緩解了疫情對新型服務業的影響，也給數字服務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和環境。新冠疫情發生在一個網絡與數字時代，我國數字經濟與共享經濟飛速發展。網絡信息技術與數字經濟技術現在已經高度滲透到了我國的服務業中。
目前我國服務行業已經有接近一半以上實現了數字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一些服務業的經濟損失，使得原本通過自然人流動或者異地消費而實現的消費行為和生產活動，可以通過互聯網遠程實現。比如，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由於網絡和數字技術大大降低了服務行業成本，反而有可能使得疫情期間遠程服務行業更加繁榮，如遠程教育、網絡講壇等。
此外，由於疫情為網絡空間的服務活動帶來發展機會，有助於網絡空間的服務業規模擴大，有助於繼續幫助我國相關服務領域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不斷升級技術和產品創新，從而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和前景。
在本次新冠疫情影響下，酒店、景區等旅遊業各環節不失時機地推出了機器人無接觸服務。隨著景區的不斷開放，具有行業顛覆性變化的無接觸服務促使旅遊業提質升級的同時，將在未來吸引越來越多的遊客。春節“全民隔離”期間，手機遊戲用戶規模較疫情前增長百分之三十，人均單日使用時長大幅度增長，手機遊戲市場得到很好地發展。通過對互聯網和網絡技術的應用，我國多旅遊目的地在疫情期間不斷推出各具特色的網絡“雲旅遊遊”活動。遊客只需動動手指，便可通過微信或微博平台，“雲遊”我國著名風景區。不少在線旅遊企業紛紛推出“雲旅遊”服務項目，不斷刺激疫情後的旅遊需求。
根據民意調查表明，71.5%的受訪者表示疫情結束後穩定一段時間會外出旅遊，20.7%表示疫情過去後盡快外出旅遊。線上旅遊項目為線下旅遊積蓄了力量。從在線觀看到互動直播，形式多樣的“雲旅遊”為旅遊業提質升級做了全新嘗試，旅遊業全面復甦之後將會為線下旅遊大量引流。傳統影視公司遇冷之際，互聯網影業、直播視頻得到逆勢發展。直播和短視頻行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大量直播平台如Bilibili、抖音、西瓜短視頻等用戶數明顯上漲。線上體驗相關的服務業如網購、外賣、視頻、遊戲、線上廣告、線上教育等受到正面影響。
（三）嚴重衝擊服務業就業吸納能力
人不能出門，生產、投資都會受影響。春節假期後推遲開學、開工，企業經營受到衝擊，必定會影響到就業。尤其是在受衝擊較大的餐飲、娛樂、交運等行業的中小微企業。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物流配送和交通運輸業中的員工，既是疫情中的“必需行業”，同時服務業人員基礎保障低、收入波動大，是受本次疫情衝擊最大的人群。根據2018年全國服務業的就業人數3億6千萬人測算，本文初步估算，本次疫情預計會使5-7%的就業人員因此失去工作或處於半失業狀態，涉及就業人口至少2千萬人左右 。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以來，餐飲、旅遊等服務業暫時進入停業狀態，服務業停業帶來大量勞工閑置，給我國服務業帶來人力成本危機。而本地外賣、物流等生活服務行業，由於大量需求轉移到線上導致訂單暴漲，出現員工短缺的現象。疫情期間企業達成共享用工合作，實現多方共贏，成為新的發展趨勢。疫情期間，遠程線上辦公興起，線上協作廣受各界認可，這一工作模式的轉變，有望催生復工後用工模式的變化。伴隨著平台經濟、分享經濟的發展，也促進 “靈活就業”、“自雇型勞動者”等就業的普及。
三、中國服務業對抗公共疾病危機的問題與挑戰
（一）供應鏈薄弱影響服務業“抗疫”的可持續性
儘管數字服務業在疫情期間出現了井噴，也喻示了未來服務業應對突發事件的轉型方向，得到產、學、研各界的多方認可。但是，這也顯示和證實，服務業是數字化的關鍵還是線下的生產和物流能否實現無縫對接、及時供應和高效配置。
目前來看，疫情已經開始影響服務業的供應鏈和配送鏈，直接對服務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效率造成影響。這是服務業阻擊疫情的重要挑戰。比如，國家郵政局2019年發布的快遞員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76.31%的快遞員來自農村，15.89%的快遞員來自縣城，僅有7.8%來自城市。在疫情防控與春節返鄉潮的雙重作用下，大批快遞員工不能或不願從老家返回工作地點，造成快遞企業遲遲不能全面復工，這在“通達系”中尤為嚴重。圓通快遞宣布自1月28日起全網正式恢復運營，但不包括疫情嚴重的地區。
（二）工時剛性抑制服務業“抗疫”的復工效率
服務業面臨日益個性化和不確定的需求變化，包括疫情的外部衝擊。但是，當前中國的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絕大部分采取固定工時制度，生產機制和人員配置方式過於固化。和國際發達服務經濟體相比，在就業靈活性上嚴重滯後，這大大抑製了服務業就業靈活反應、快速反彈和柔性生長的能力，急需對此進行機制調整和政策輔助。
在疫情防控期間，為減少人員聚集，要鼓勵符合規定的復工服務企業實施靈活用工措施，創造條件實現遠程-現場互動協作的彈性辦公機制，或者與員工協商采取錯時上下班、彈性上下班等方式靈活安排工作時間。這對提高復工效率、保證復工可行性具有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國際經驗的驗證。
（三）粗放模式降低服務業“抗疫”的反彈力度
包括數字服務業（比如在線旅遊和在線預訂服務）在內的中國服務業主要依靠資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來實現產出，這在疫情衝擊下會受到資本匱乏和人員稀缺的嚴重製約。而先進的服務業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均依靠創意的內容和創新的產品來實現增長。中國目前大部分網絡平台服務和線上服務對流通效率提升不少，但缺乏內容創新。不管是在線訂票、訂餐，還是共享出租等服務，都是通過網絡實現了渠道拓展，但服務質量和服務內容並未得到本質更新或提升。中國服務業需要在服務內容和產品創新上有所突破，利用特有國情和產業特點，尋求到迅速提高服務業創意內容和創新產品的方式，才能在疫情的嚴重外部衝擊下保持抗危機、快回升的能力。
（四）醫療配置扭曲減弱服務業“抗疫”的均衡效力
從供給模式來看，由於醫療服務產出屬於公共物品或外部性明顯的準公共物品，醫療服務完全公有化會使政府負擔沉重、效率低下，而完全私有化又會導致市場失靈、消費者福利下降（Karsten，1995）。因此，醫療服務體系建設需要政府承擔主要責任，並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實現緩解醫療資源短缺、促進醫療服務可及、滿足醫療服務多元需求的目的（Jofre-Bonet，2000）。
在混合供給的均衡狀態下，私人醫療服務於高質量需求，公共醫療服務於低質量需求，與嚴格的私人供給相比，混合供給帶來了福利的改善，而且比純粹的公共供給成本更低（Jofre-Bonet，2000） 。目前，中國的醫療服務業長期依靠公立醫院資源並形成存在扭曲的市場定價機制，缺乏引入有激勵和有監管的私人醫療服務做補充。因此，當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由於疾病發病率的不確定性增加，就會導致醫療需求大幅增加並出現醫療服務供應緊張和應對不力等問題（Rothschild & Stiglitz，1970）。
從配置結構來看，中國醫療資源的“倒三角”配置結構與疾病的發病規律不匹配。國際上，公共衛生醫療資源配置呈現“正三角”配置結構，一般八成以上的病患解決在基層醫療機構，高端醫療機構承擔的是疑難重症 。而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高端醫療機構患者“人滿為患”，基層醫療機構患者“門可羅雀”。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們不信任從事社區衛生服務的工作人員的醫療水準，這一現象既加大了高端醫療機構的工作量，又造成了社區衛生資源的浪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抽調了大量醫務工作者“馳援”武漢，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各地醫療服務不平衡、不公平等問題。
（五）社區治理松散削弱服務業“抗疫”的保障能力
生活性服務業是指滿足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服務活動，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拉動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就業、提高居民生活水準的重要作用（夏傑長，2015）。國際上，生活性服務業既服務於社區，也扎根於社區。然而，中國的社區建設在治理聯結上相對松散。以養老服務業為例，與其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在生產端脫離社區（李芳，2018）。導致生活性服務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受損嚴重，在“抗疫”中難以發揮出相應的支持力。
可借鑒北京市西城區為實現“小需求不出社區、大需求不遠離社區、緊急需求不出家門”的生活性服務業營造模式，推進社區商圈及服務業的多元化、便捷化、安全化和異塵餘生化。社區服務企業應在改善自身商品質量的基礎上增加商品種類，利用網絡平台實現在線或電話選購並提供統一配送服務，加快建設便民早點、午餐站、基本娛樂健身設施等。只有使生活性服務業的生產與社區緊密結合，才能在面對突發疫情時滿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並保持生活性服務經濟的穩定。
四、中國服務業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要點與對策
（一）如何提高服務業數字化的深度和廣度？
首先，我國服務業需要實現數字智能技術和服務業的雙向互動。一方面，疫情倒逼經濟向著互聯網+的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另一方面，互聯網等級技術和中國的市場規模及應用場景，也為經濟向智能化轉型創造了條件。因此，要優先引導物聯網、5G和區塊鏈技術改造提升生活性服務業，建設服務業的迅捷生產模式和現代物流體系（包括線上線下協同的生產體系和靈敏化物流體系）。
其次，我國服務業需要進一步提升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的介入深度，尤其是加大對生活性服務業的介入。通過服務業數字化增強服務業的彈性專精能力，催生出一系列互聯網平台解決服務行業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利用數字技術為服務業生產、供需鏈條提供新的連接模式，升級我國服務業資源的配置方式。
再者，我國服務業需要重點發展“無接觸”服務業。無接觸的服務方式可以由內向外延伸到我國服務業的各個方面。如機器人服務的投放和使用可以應用到銀行、醫院、商場等人流量聚集的場所。無接觸數字化服務的典型場景已在疫情中的酒店業中得到了驗證和發展。在旅遊業中，酒店業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同時酒店業業是最容易發生聚集，傳播疫情的場所之一。為了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很多酒店為防疫增加或者優化了與賓客的無接觸服務，從而有效的遏製病毒傳播與人流的聚集。
疫情期間，酒店住客可以從酒店官網App選擇自己喜歡的樓層、型號甚至是采光的房間。酒店住客在前台機器上刷二代身份證後，機器就會自動送出單據和房卡，無需在辦理入住和退房時與工作人員面對面接觸。與此同時，為更好的為住客提供多個性化多樣化的服務，酒店還與其他互聯網公司合作，如與餐飲配送、叫車服務、物流快運甚至是醫院等相關公司合作，實現約車、收發快遞甚至網上預約問診等周邊服務。
（二）如何形成靈活高效的就業結構？
靈活就業發展的決定因素是產業、技術和勞動者技能的有機結合，三者缺一不可。從產業角度來看，服務業逐漸成為我國經濟主導產業，服務業和傳統製造業的組織結構和方式有很大區別，服務業的組織更加靈活。從技術層面來看，我國專業勞動市場資源日漸豐富，隨著教育的不斷完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水準和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專業知識技術型人才的比重在服務業中不斷提升，為形成靈活高效的就業結構提供了雄厚基礎。
首先，各級政府應在在概念上厘清服務業靈活就業的範疇、屬性和作用。靈活就業是指在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工作場所等方面不同於傳統正規或標準雇傭方式的其它就業形式的總和。比如，自營就業、非全日製就業、臨時就業、兼職就業、遠程就業、獨立就業、承包就業等。由於服務業企業經營的需要，發展和倡導勞動力靈活就業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第一， 由於服務業的季節性和節律性特點，傳統固定用工方式，人員和工資模式成本相對較高，並且會帶來勞動資源的剩餘和浪費現象。
第二， 第二，隨著共享經濟和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靈活就業和靈活辦公可以有效的節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從而提高生產力。
第三， 第三，面對就業市場不景氣，失業率不斷上升，除了創造就業崗位和頒布促進就業的政策外，政府也應該通過改變人們的就業觀念的方式，鼓勵勞動力進入靈活就業市場中，從而緩解就業市場壓力。
其次，需要完善服務業靈活就業相關法律法規。服務業產業結構與互聯網平台發展帶動了新的工作模式。除了被大家所熟知的“滴滴”“美團”這類互聯網平台就業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相關數字文化產業平台也催生帶動了大量不同於傳統就業形式的工作方式。比如，泛娛樂直播、遊戲直播、電商直播等。鼓勵發展服務業靈活就業，需要在明確界定靈活就業標準的基礎上，建立以勞動力調查為基礎的法律法規。為此，本文建議各地可根據自身需要，建立“服務業人工智能提升實驗區”，探索服務業彈性工作的規範化發展。
再者，需要重塑服務業人才培訓理念和培訓體系。建議文旅、商務和人社等部門展開國家級和省市級的服務創新能力培訓和教育體系重構，努力實現“創意階層的崛起”。對服務領域的創新就業崗位，給予專項獎勵。地方政府可聯合第三方頒布“服務業反彈指數”，指導行業信心，穩定員工流失率。保障家政服務業、批發市場、菜市場、超市賣場保民生、保供應密切相關服務人員的安全健康。
（三）如何穩定服務業供應鏈體系？
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關鍵是線下的生產和物流能否實現無縫對接、及時供應和高效配置。為此，一方面需要在產業供給端發力，另一方面需要在政策供給端發力。
第一，服務業應率先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推動民生類服務業企業復工複產，恢復生活供應鏈、保持服務產業鏈穩定。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企業，可返還其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的50%。對面臨暫時性生產經營困難且恢復有望、堅持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企業，返還標準可按6個月的當地月人均失業保險金和參留職工人數確定。將失業保險金標準上調至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90%。
第二，強化政府的財稅政策應對。一方面，強化金融支持，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要靈活運用無還本續貸、應急轉貸等措施，支持相關企業特別是中小微服務企業穩定授信，對其到期貸款予以展期或續貸。防止出現資金鏈斷裂。繼續壓降交通、餐飲、旅遊、體育、教培、服裝等短期受疫情衝擊較大的服務業企業的成本費率，通過實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優惠、減免手續費等方式，確保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同比下降。同時優化業務流程，開辟服務綠色通道，加大線上業務辦理力度，簡化授信申請材料，壓縮授信審批時間，及時為企業提供優質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務。
另一方面，努力減稅降本，適當減免一季度受疫情影響嚴重的服務業部門（尤其是交運、旅遊、餐飲、住宿等行業）的增值稅，虧損金額抵減盈利月份的金額以降低所得稅。進一步降低生活性服務業保繳費率，養老、醫療繳費率可分別降低1個和2個百分點。連續兩個季度給予受損服務行業以財政貼息，增加補貼性、建設性支出。
第三，組織民生性和生活性服務業人員及時返崗復工，用足當地的援企穩崗政策，用具體辦法解決當下勞動密集型生活服務業用工難、用工貴問題，最大限度穩定企業用工。在同等條件下，建議政府優先受理受疫情影響、面臨暫時性生產經營困難的中小服務企業社會保險補貼、崗位補貼和在職培訓補貼的申請，經審核符合條件的，優先予以批準。
五、構建服務業抗擊疫情的長效機制
（一）高效構建數字服務戰略格局。
服務業數字化是實現我國服務業經濟增長的一個新方式，根據統計局最新報告，服務業佔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53.9%，服務業已經逐步成為支撐我國經濟的第一產業。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服務業仍處於傳統模式，只有一小部分的行業完成了傳統向數字化的轉型，由此造成我國服務業整體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較小。
在此次疫情中，服務業數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疫情之下，數字化和網絡化能力較強的新型服務業有了更好的發展。在新冠疫情期間，廣大民眾積極配合政府工作，居家隔離，遠程辦公以減少不必要的外出集聚已成為新的生活方式。雖然線下餐廳、旅遊、酒店、銀行等服務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衝擊，但多種新型服務模式也應運而生。
借助互聯網的發展，服務業數字化逐漸被接受，如“無接觸配送”“線上雲旅遊”“遠程教學”等服務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並逐步在被接受。政府應引導大型互聯網平台履行其社會責任，充分發揮其資源、科技、數據等方面的優勢，不斷加強全服務行業的數字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服務業向數字化網絡化轉型。
以這次疫情應對為契機，建議政府進一步將自動化人工智能技術和信息技術等數字技術與現代服務業進行深度融合，以服務業豐富5G技術應用場景，帶動電子商務、電子政務和網絡文化的終端消費。以這次疫情應對為起點，通過數字化的理念宣傳，建立居民健康生活習慣，充實美好生活的內涵，擴大康養、運動休閑、綠色農莊、健身中心、戶外體育的數字消費市場。
（二）推動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社區作為基本的社會單元，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著力點。研究表明，在治理水準較低的國家，公共衛生支出效率相對較低（Rajkumar & Swaroop，2008）。低質量的社區對居民的健康危害很大（Bilger & Carrieri，2013） 。因此，未來應重構社區治理體系，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將社區智聯、公共衛生服務和生活性服務業平台經濟相結合，在“智能小區”、“數字化小區”建設的基礎上，推動建設“智慧社區”，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準，構築服務經濟穩定的產業基礎。
“智慧社區”建設應當基於社區的基礎性應用，既要面向社區的政府行政服務和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如社區治安、養老、教育、衛生和公共空間管理等，又要面向社區居民生活需要的商業服務，如社區周邊服務、社區居民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服務。例如，可以在社區建立統一的電商網絡平台和便民蔬菜服務，實現在線選購、統一配送服務，滿足居民對淨菜配送等服務的需求，解決商業信息傳遞和物流網絡通聯的障礙，使消費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從根本上提升社區生活服務水準。
此外，針對家政、洗衣等生活服務行業可探索開展電子商務應用，帶動家政等行業協同發展，並通過小區物業與家政服務互補、連鎖服務進社區等創新，進一步促進社區生活服務多樣化發展，使傳統服務向現代服務轉變。
（三）加快服務職能轉變
服務業需要與政府有關部門對接，形成支持“互聯網+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可推廣、可複製的經驗。以消費者體驗為核心，全渠道、全品類、全時段、全體驗、全零售等進行深刻的供給側變革，初步形成“商品+服務”、“線上+線下”、“體驗+零售”、“品牌+場景”全方位生活性服務應對格局，為應對疫情實行全面轉型升級，提高服務效率。
以疫情防治為切入點，提高鄉村政務服務質量和加快鄉村經濟調整，聚焦攻克脫貧攻堅期，加強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單純的防疫應急制度、體系不足以完全應對疫情，需打破僥幸心理、居安思危，成立地方政府、國防、防疫、治安等公共服務機構聯防聯控疫情防控部門，才是長治久安之策。同時建議總結疫情時期出現的各種問題，推出高效解決措施的經驗匯編，並依據實際案例不斷更新改進，讓城市產生應對災害的自動響應機制“抗體”。
（四）深化醫療服務業供給側改革
一是建立公私互補的衛生醫療服務市場並構建績效目標。通過醫療服務供給的PPP模式，解決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對公立醫院投入嚴重不足和公立醫院經營效率不高的問題。充分利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各自的優勢發展夥伴關係，使雙方揚長避短，讓政府、醫療服務供給者、公眾以及私營部門受益。同時，管理部門應通過構建績效目標改善醫療衛生部門績效（胡善聯，2020）。良好的治理是提高醫療服務績效的核心，而標準、信息、激勵和責任對治理而言是至關重要的（Lewis & Pettersson，2009） 。
二是優化醫療資源配置結構並提升醫療體系運行效率。借鑒“戰疫”中創造的創新思維、工具和方式，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通過專家谘詢平台的方式優化分級診療，通過 AI+、互聯網+等方式實現智慧醫療服務，優化落實基層醫療服務職能，夯實整個醫療行業根基，發揮高端醫療機構的高精尖專業素養，不斷理順和優化醫療資源配置結構，實現有效分工協作，逐步提升醫療健康服務體系的整體運行效率。
六、討論與結論
此次疫情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非典疫情對於2003年的服務業影響並不顯著，這是因為非典疫情在一個季度之內就基本得到了比較有效的控制，對於服務業活動的影響是短期的。
此次疫情時間的長度是決定疫情對於我國服務業影響的最關鍵因素之一，它直接決定了目前我國服務業面臨的嚴峻考驗是長期化還是短期化的問題。如果全球疫情在較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我國服務業可以恢復正常的運營模式，那麽服務業資本的供給和需求、生產要素和資源等基本面不會變化。
但是，如果全球疫情戰線不斷拉長，就會導致有服務業企業破產，資本狀況發生變化，這會影響到我國服務業的長期發展態勢。所以，深入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對服務業的衝擊和影響，尋求化解之策，有著重要的意義。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服務業的典型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本次疫情重點衝擊依賴客源的特定服務業。2、本次嚴重衝擊了服務業就業吸納能力。3、本次疫情對傳統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衝擊分化明顯。
本文也注意到，我國服務業對抗公共疾病危機的天然短板。首先，供應鏈薄弱將降低服務業“抗疫”的可持續性，目前來看，疫情已經開始影響服務業的供應鏈和配送鏈，直接對服務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效率造成影響。
其次抗擊疫情的工作時間將抑制服務業的復工效率，當前中國的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絕大部分采取固定工時制度，生產機制和人員配置方式過於固化，在就業靈活性上嚴重滯後，這大大抑製了服務業就業靈活反應、快速反彈和柔性生長的能力。
再者，我國現階段粗放模式將影響服務業“抗疫”的反彈力度，中國服務業主要依靠資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來實現產出，這在疫情衝擊下會受到資本匱乏和人員稀缺的嚴重製約。還有，醫療配置扭曲降低了服務業“抗疫”的均衡效力，當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由於疾病發病率的不確定性增加，就會導致醫療需求大幅增加並出現醫療服務供應緊張和應對不力等問題。
最後，由於我國社區治理缺乏力度，社區建設在治理聯結上相對松散也削弱了服務業的抗疫保障能力。
提高服務業對疫情等重大危機應對能力的關鍵是要格外重視對服務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數字化提升。疫情期間，雖然服務業線下運營有著很大的難度，但不代表牌消費者的需求降低了。那些可以在握疫情期間通過網絡數據在線上為消費者提供服務，滿足其需求的服務行業更有效地將消費者和商家連接起來，極大減輕了疫情下的衝擊。
20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業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是在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方面有著重要的新動力。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我國在網絡數字化方面有著很大的優勢，越來越的互聯網公司著力於構建更高效開放的數字化服務平台，服務業數字化可以有效優化產業結構。
服務業數字化的發展不僅依賴於技術的提高，更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正確引導和支持。政府部門在促進服務業發展轉型的同時，更應該為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及技術進步提供指導意見。呼籲政府開放更多的數據庫與服務接口，鼓勵更多大型互聯網公司參與政府的服務業新基建。政府也應該起到監督和監管作用，頒布合理的政策引導鼓勵更多的數字網絡化技術創新。於此同時，政府應加大監管力度規範市場行為，為服務業數字化提供一個公平健康的競爭和發展環境。
綜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服務業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時可以參考的對策建議。包括了應對策略和長效機制建立。
在應對策略上，本文建議，第一，提高服務業數字化的深度和廣度 。實現數字智能技術和服務業的雙向互動；進一步提升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的介入深度，尤其是加大對生活性服務業的介入；重點發展“無接觸”服務業。
第二，形成靈活高效的就業結構。在概念上厘清服務業靈活就業的範疇、屬性和作用；完善服務業靈活就業相關法律法規；重塑服務業人才培訓理念和培訓體系。
第三，穩定服務業供應鏈體系。全力推動民生類服務業企業復工複產，恢復生活供應鏈、保持服務產業鏈穩定；強化政府的財稅政策應對；組織民生性和生活性服務業人員及時返崗復工。
在長效機制上，本文認為，第一要高效構建數字服務戰略格局。進一步將自動化人工智能技術和信息技術等數字技術與現代服務業進行深度融合，以服務業豐富5G技術應用場景，帶動電子商務、電子政務和網絡文化的終端消費。
第二是要推動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將社區智聯、公共衛生服務和生活性服務業平台經濟相結合，促進社區生活服務多樣化發展，使傳統服務向現代服務轉變。
第三是加快服務職能轉變。成立地方政府、國防、防疫、治安等公共服務機構聯防聯控疫情防控部門，形成支持“互聯網+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可推廣、可複製的經驗。最後是深化醫療服務業供給側改革。建立公私互補的衛生醫療服務市場並構建績效目標，優化醫療資源配置結構並提升醫療體系運行效率。
注釋：
資料來源於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肺炎疫情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及對策》。
資料來源於上海交通大學行業研究院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對若乾行業的影響分析》。
資料來源於人民網財經報導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201/c1004-31566441.html
資料來源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黃益平：疫情籠罩下，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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