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近代史概念，指的是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殺害的六位維新派士紳：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其中，譚、林、楊、劉四人是光緒皇帝新任命的軍機章京；楊深秀是山東道監察禦史；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
在許多人的印象裡，六君子有著共同的主張，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維新志士。其實，這是一個大大的誤解。揆諸史料，六君子的意見與立場，分歧是非常之大的。
一、清廷的草率定性
六君子被定性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小團體”，最早始於清廷。
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達殺害六君子的上諭，內中給他們定的罪名和刑罰是“大逆不道，著即處斬”。
次日，內閣所奉朱諭進一步將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體化。朱諭說：康有為宣揚邪說，利用變法的機會包藏禍心，竟然策劃了“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后”這樣膽大包天的計劃，還私下成立保國會，宣揚什麽“保中國不保大清”，實在是罪大惡極。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寫了許多“狂謬”的文章；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則是“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
慈禧當時急於以殺伐掌控局面。所以，這份朱諭非常草率地將六君子集體定性成了“康黨”。但事實確是：楊銳與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和康黨相當厭惡；林旭在被捕之前也曾試圖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的情形如何較為模糊。只有譚嗣同高度擁護康有為的主張，是一位無疑義的康黨。
二、楊銳與劉光第不支持康有為
在戊戌年，楊銳與劉光第，大體可以算作張之洞門下之人。張之洞看不上康有為的學問，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的學術旨趣，與張之洞大體相近。
楊銳早年對康有為頗有好感，認為他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1897年12月，楊曾鼓動禦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薦康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在戊戌年，楊銳對康有為和康黨的態度，已從欣賞轉變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給了康有為一個“繆妄”的評價。信中說：
“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在給唐才常（唐才質之兄）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擔任章京一職期間，因為楊銳公開表達對康有為的鄙視，譚嗣同與他發生過正面衝突：
“伯兄曰：複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複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複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這段話的意思是：譚嗣同去軍機處值班，與劉光第排在一起。劉沒什麽，做事不積極，但也鬧騰。最讓人擔憂的是楊銳，這個人囂張跋扈，成天取媚舊黨，對康有為非常排斥。譚嗣同憤憤不平，與楊銳公開爭執，他也不肯采納。
囂張跋扈、取媚舊黨之類的負面評價，只是唐才常個人對楊銳的一種成見。但他所提到的楊銳與康有為一派不合，引發了譚嗣同的不滿，則是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
楊銳的好友高樹，也在《金鑾瑣記》裡記載稱，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譚嗣同、林旭二人相當不滿，私下裡評價譚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
參考戊戌年譚、林二人的行狀，可以知道，楊銳之所以評價譚嗣同“鬼幽”，是因為譚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知曉；之所以評價林旭“鬼躁”，是因為林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穩重，求變之心太急切。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是張之洞請托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與楊銳大致相似，他任職軍機章京，也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或許是因為不像楊銳那樣是張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劉光第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去做軍機章京，入職之後也沒有像楊銳那樣積極活動（楊很希望促成張之洞入京，來主持變法）。
不過，劉光第對康有為和康黨的惡感，與楊銳並無區別。康黨開設保國會，劉僅前往一次，因不喜歡康有為等人的言論，再未有過交往。他還在家信中裡感歎說，朝中新舊兩黨相爭讓人寒心，而自己是一個“無新舊之見”的人：
“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
劉光第這封家書裡“無新舊之見”的自述，與唐才常對他的觀察——說他是一個“願者”，兩面不得罪人，在軍機處做事，雖然不積極，但也不鬧騰，可以說是一致的。
戊戌年朝中的新舊兩黨之爭，源頭在於光緒與慈禧之間的權力鬥爭。光緒將有關新政的奏章，一概越過軍機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辦理，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劉光第在軍機處值班，知道自己被迫卷入了高層權鬥，稍有不慎就會倒大霉，所以“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有什麽重要的奏章，仍然拿去和“大軍機”（也就是軍機大臣，當時把軍機四章京稱作“小軍機”）商議，還找了個機會勸說光緒皇帝，希望他不要將軍機大臣們的權力架空。這些做法，在在顯示出劉光第的政見與立場，與康有為和康黨大不相同。
故此，當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餘日的楊銳與劉廣第二人，被清廷定性為“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後，時人皆視之為奇冤。張之洞也曾急電京城，試圖營救楊銳。他在電文裡打包票為楊銳做擔保，說他絕對不可能是康有為的同黨。電文如下：
“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
劉光第死後，他的家被查抄，結果搜出了一份尚未寫完的彈劾康有為的奏疏。
事實上，在被捕之前，楊、劉二人已隱約覺察到了時代的車輪可能會從自己身上碾過。所以均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在給弟弟的家書裡說，自己沒辦法和林旭等人共事，軍機章京這份職務實在是無法繼續再做下去：
“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
劉光第也想要辭職。他很擔憂自己長期處在軍機章京這種敏感職位上，“終以憨直賈禍”，會給自己招來禍端。他原本的計劃，是待下一次被光緒當面召見時，就痛陳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對新政來一番批判，然後就辭官回家。可惜沒等到那一天，變故就已經發生了。
三、林旭、楊深秀等人的情況
林旭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他對康有為的看法，多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並沒有什麽定見。
1897年11月，林致書李宣龔，談到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歡康的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是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然是不太願意與風評不佳的康有為和康黨扯上關係。
到了1898年5月，康有為已得到光緒的青睞。林旭在為康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則頗為自豪地明言已做了康有為的學生，說康將他的學問“授旭讀之”（傳授給了自己）。
林旭進入軍機處，可能與他在1898年6月被榮祿招入幕府有關。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既希望貫徹自己的意志，也必須平衡滿漢新舊——楊銳、劉光第與漢臣領袖張之洞關係密切，林旭與滿臣榮祿有來往，又與康有為交好，譚嗣同也有湖廣官場的背景，同時也是康有為的擁護者。
據時人披露，林旭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他確實是一個非常積極、同時也相當冒進的人。這種冒進，曾引發了榮祿的擔憂。他寫信給林，勸他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軍機處的老臣們商議，不要躁進，動不動就要改這個變那個。但林當時深受康有為變更中樞決策機構主張的影響，沒有接受榮祿的勸告。
據鄭孝胥日記記載，變故前夕，京城空氣空前緊張之時，林旭曾深夜來找鄭問計。林與鄭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覺得自己也許算不上真正的康黨。但這種自我安慰是無用的。另據章太炎講，林旭被捕之前，還“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嘗試向外國傳教士求助。《異辭錄》裡則說，林旭在被捕前一天，曾求告到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車前，希望馬建忠幫自己找李鴻章“乞命”。與張之洞急電營救楊銳不同，林旭被捕後，榮祿沒有對他施以援手。
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為。不過，在政變前夕，康廣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兄長的許多做法是在一意孤行：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大意是：康有為做事，目標定得太高，打擊面又太廣，身邊的支持者太少，恐怕不會成事。
楊深秀的身份是禦史。他被當成康黨遭到殺害，是因為他在戊戌年與康有為過從甚密。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禦史圈裡面，“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
康有為在戊戌年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的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害，宋伯魯逃往外國使館得免一死。
楊深秀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一份康黨擬定的奏折。奏折要求光緒皇帝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該折的附片中還有一個建議，說是頤和園記憶體在一個“秘密金庫”，請求光緒皇帝允許募集300人，於9月23日入園正式發掘，挖出來的金子可作為變法的經費。這個建議，就是著名的“圍園殺後”計劃——所謂“秘密金庫”，本子虛烏有。編造這個謠言，是為了有一個正規的名義將武裝人員帶入頤和園。在楊深秀呈遞該奏折之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等待時機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
楊深秀卷入這樣的密謀，而慈禧又知曉了這個密謀，自然不會放過他。不過，楊在呈遞奏折的時候，是否知曉“入園掘金”的實質乃是“圍園殺後”，筆者所見資料有限，尚難以判斷。
也就是說，六君子中，楊銳與劉光第二人，算不上康有為的同道。林旭與康有為的關係是搖擺的。楊深秀是否知曉康有為等人的驚天策劃，也尚缺乏證據。康廣仁對康有為的做事方式頗有異議。只有譚嗣同與康有為的立場最為一致，也是其各種計劃的鼎力支持者。
四、康、梁的虛假宣傳
遺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殺害後，康有為等人為宣傳需要，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這些文章，將楊銳與劉光第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
如康有為寫過一首《六哀詩》，裡面說楊銳“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也在《楊銳傳》裡說：楊銳“久有裁抑呂（後）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其實，楊銳並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後”計劃，他的立場是調和帝後關係，而不是向慈禧奪權。康的《六哀詩》，梁的《劉光第傳》裡，也對劉光第做了類似的虛假描述，將劉光第對康有為的不喜歡，說成了對康有為極為敬佩。
康、梁的這種做法，與清廷對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構成了一個虛假的“呼應”。也讓歷史的本來面貌，發生了不應該的扭曲。
（參考資料：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蔡樂蘇等，《戊戌變法史述論稿》；王夏剛，《戊戌軍機四章京合譜》。）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