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盡頭
本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0.9.21總第965期《中國新聞周刊》
75歲的宮川一多屍體被發現時，已經死去超過3周，死因不詳，時間未知。在他獨居的二層小樓裡，堆積著快要漫到天花板的垃圾與雜物：厚達幾層的煙頭、吃剩的便當盒、髒到乾硬的衣服、破報紙、塑膠袋⋯⋯宮川死在一個不足5平方米的陰暗小屋內，放在垃圾堆中的破床墊，因為屍體腐爛，體液滲透進床墊而染出大片深色汙漬，這是他在這世界上留下的最後痕跡。
宮川一生未婚，父母早已去世，與另外四個兄弟沒有來往，如果不是鄰居路過他家聞到異味報警，還不知何時能發現他的死亡。
這是騰訊新聞近日上線的紀錄片《無人知曉》中的一個故事。紀錄片的發起人何潤鋒曾是一名戰地風雲記者，這一次他進入日本特殊清掃公司實習，以親歷的方式去清掃孤獨死現場，進入死者的世界。
儘管在戰場和災區看到過很多悲慘的場景，甚至對屍味也不陌生，但孤獨死現場還是使何潤鋒受到完全不同的衝擊。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面前，人沒有什麽選擇，災區和戰場距離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遠。但孤獨死現場不一樣，家本應是一個安全舒適的地方，卻堆滿垃圾和雜物，屍體體液的味道和一個獨居老人孤獨的味道夾雜在一起，令人更加無法接受，無法理解。人怎麽可以這樣離開這個世界？人際關係怎麽會如此疏離？”
疏離的家
在宮川家清掃、整理遺物時，何潤鋒發現他曾經也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他曾愛看電影，家中有很多錄影帶，他喜愛攝影，拍攝的主題是飛機和飛鳥，他還收藏了很多工藝品。在影集中，有他早年外出旅行時的留影，也有他年幼時和父母兄弟一起出行時的合影，書櫃裡還保留著厚厚的一遝寫著“宮川收”的賀卡和書信，後來發生了什麽事使他封閉了自己，無人知曉。
在清掃房屋的7個小時中，宮川的兩個兄弟在場，但他們只為清掃公司開關大門，沒有進入房間。宮川的所有遺物按他兩位兄弟的要求，都被當作垃圾處理掉了，他們什麽都沒有保留，包括一家人的那些合影。
宮川的弟弟回憶，自己和宮川已經好幾年沒見過了，幾乎也沒有聯繫，很多年前，宮川倒是主動給他打過電話，“也沒說什麽，隨便聊了幾句就掛了”。
宮川弟弟的話讓何潤鋒突然有些難受，“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總是習慣了和自己的至親異地而居，平時也就通通電話，以為對方和自己一樣忙碌而充實，誰會去想，電話那頭的人，很可能忍受著孤獨。”在何潤鋒清掃的另一個孤獨死現場，死者的房子距離女兒家僅有15分鐘自行車車程，卻還是在死亡兩周多後才被偶然有急事回家的女兒發現。
“這種死亡很可怕，但是這種死亡之前的生存狀態更可怕。” 何潤鋒說。死去的老人已經無法再言說自己的孤獨，在死亡現場產生的那些疑惑，也許可以通過在世的老人找到答案。拍攝紀錄片時，何潤鋒通過一家老年心理谘詢機構的社工山下女士走訪了兩位80多歲的獨居老人——和泉女士和河澤先生。
兩個人都不缺錢，尤其河澤，可以說是個“富老頭”。他曾是一家音響製造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居住在橫濱一棟拿過日本設計大獎的公寓裡，是一套200多平方米的視野遼闊的山景房，據說房價起碼上億日元（約600多萬人民幣）。
河澤年輕時忙於工作和應酬，很少關心妻兒。唯一的兒子在奈良教書，與他不親近，一年隻來看他3次。他對妻子也並不真正了解，妻子病逝得早，直到妻子去世他才知道她喜歡陶藝且自製了很多陶藝器具，如今，他把妻子生前製作的陶藝擺滿了屋子。
無論和泉還是河澤，在拍攝時，他們都不願在鏡頭前數落孩子的不是，而是樂觀地說自己現在很健康，衣食無憂。和泉說自己經常去健身，有很多朋友約著一起吃飯。河澤說，無聊的時候就躺在沙發椅上，聽一首自己最愛的爵士樂，日子過得很舒適。
但山下偷偷告訴何潤鋒，其實他們都常常抱怨孩子不關心自己，很怕自己有朝一日死了都沒人知道。和泉根本沒有什麽朋友，幾乎天天給山下打電話，說個不停。河澤除了時常和山下聊天，也在網絡聊天室裡找陌生的網友聊天解悶。
在山下的協助下，河澤最終還是放下了戒備，慢慢對何潤鋒吐露了內心的不安。他說，兒子沒要孩子，這讓他很不放心，他擔心兒子老了之後沒人照顧，比他還孤獨。說著說著，老人從壁櫃裡取了一個紅酒杯，倒了些冰鎮咖啡，然後打開那套價值20萬人民幣的高配置音響，坐到一張碩大的沙發椅上，說：“有時候我在想，我年輕的時候這麽努力工作，究竟是為了什麽啊⋯⋯”
管理員，請幫幫我
“孤獨死”一詞源於日語，指獨居者在自家過世後，由於鮮於與外界和家人互動，經過一段時間才被發現的事件。1970年“孤獨死”一詞在日本首次被提出時，還僅僅是個例。進入20世紀後，孤獨死的人數迅速上升。根據日本東京都檢查醫務院公布的數據，2016 年東京 23 區內日本孤獨死人數為 4604 人，其中 3175 人為 65 歲以上，佔總人數的大約 70％。
何潤鋒所實習的特殊清掃公司正是由孤獨死催生的新行業，它們的業務內容是受託於區縣政府或死者家屬，專門代替家屬清掃孤獨死現場並整理遺物。此行業近些年在日本蓬勃發展，2010年尚且只有幾百家，到了2018年底已經變成了5000家，業務量多了十數倍不止。
2009年，NHK曾製作題為《無緣社會——三萬二千人“無緣死”的震撼》的特別節目，次年節目播出後在日本社會引起了極大震動。根據NHK對全日本市鎮村的調查，“孤獨死”除了宮川這樣獨自在家中去世的死者，還包括“身份不明的自殺者”“路斃”“餓死”“凍死”之類的“無緣死”，一年高達三萬二千例之多。這些人原本過著極為尋常的生活，卻一點一點地與社會失去關聯，開始獨自生活，最終孤獨地逝去，很多人在死後甚至無人認領遺體。
東京都足立區政府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曾說，在“無緣死”急劇增多的現象背後，家庭形態變化巨大這一因素不可忽視。在往昔，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非常普通，然而如今的日本變為以“小家庭”為核心，並開始朝“單身戶”方向邁進，未結婚的與結婚但沒有孩子的人也在增加。同時，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單身”“不婚”“少子”“老齡化”都在給“無緣社會”火上澆油。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戶籍數量預測》的推算，十年後的2030年，日本“單身家庭”將佔普通家庭總數的近40％。老年人的單身化特別顯著，在2005年至2030年的25年間，會增加將近一倍。
當何潤鋒詢問和泉和河澤為什麽不搬去與孩子同住時，他們說也想過，但是自己“不能給他們添麻煩”。
“不想給別人添麻煩”，這也是NHK在進行“無緣社會”採訪的現場聽到頻率最高的話。參與了《無緣社會》報導的NHK主持人板垣淑子後來在根據節目內容出版的書中思考道：“所謂‘關聯’或是‘緣’，難道不就意味著互相添麻煩，並允許互相添麻煩嗎？” “‘不想給別人添麻煩’象徵著‘關聯’是何等脆弱。於是，日本社會中的‘無依無靠者’便與日俱增起來了。”
2017年日本播放的一個名為《老年公寓清潔隊》的紀錄片中，一位在死後兩個月才被發現的老人，桌上端正地擺著一張字條，上面工整地寫著：“管理員，請幫幫我”。也許，他在最絕望時曾想過向外界求助，但這張字條卻始終沒有真正送出去。
中國空巢老人佔老年人總數一半
就在《無緣社會》在日本引發震動時，中國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孤獨死”這一現象。南開大學社會學教授宣朝慶在2011年就曾撰寫文章呼籲預防老人“孤獨死”。宣朝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2000年開始，中國已經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日本的老齡化是伴隨著戰後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不斷加深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而中國卻是在經濟還不十分發達的情況下，老齡化問題加速到來。與日本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也許更加複雜。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約2億5千萬人，佔總人口的18.1％。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年）》顯示，目前家庭規模小型化，2人、3人家庭成為家庭類型主體。空巢老人佔老年人總數的一半，其中獨居老人佔老年人總數的近10％。農村老人比城鎮老人面臨更多困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孤獨死”在中國雖然尚未演化為特別明顯的社會問題，但是關於老人孤獨離世的報導屢見不鮮。2015年，湖北黃石一位獨居老人在離世6年後才被發現，發現時已是一堆白骨。今年夏季，上海發生了三起獨居老人在家中病故多日卻無人發現的事件，都是由鄰居聞到氣味後報警，最後由居委會、物業等部門完成消毒工作。
在中國，對於這些孤獨離世的老人，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宣朝慶解釋說，“我們通常用‘獨居老人死亡’這樣比較中性的描述，而不是‘孤獨死’這種帶情感化的詞語，主要為了避免情感化的判斷，給人帶來更大的悲情的衝擊。”
在何潤鋒看來，日本提出了“孤獨死”這個概念，也許與日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更從容有關，“這並不是社會的弊端，而是當人口結構、社會機構發生變化，會自然發生的一個現象，問題發生了去解決就好了。”“從傳播學上看，當一個現象有關鍵詞被提煉了出來，會讓這個事情得到更多關注。”
近些年，為了應對老齡化社會危機，減少高齡者“孤獨死”現象，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從政府到民間、結合公助和共助的應對措施。例如，由報紙、包裹的快遞員在配送同時確認獨居者的安全，通過電力、水和天然氣的使用情況確認居住者的生活狀態，由公益團體、社工或地方官員定期對有“孤獨死”危險的人進行不間斷的聯絡。早在1995年，日本就頒布了《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以此作為高齡社會對策的基本框架。
何潤鋒為拍攝《無人知曉》在日本進行調研時，發現日本最基層的公寓社區、村鎮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針對老年人安全和互動需求的辦法。東京灣的一個社區把老人們組織在一起成立了名為“櫻花協會”的民間自助組織，每周三下午為老人們組織打牌、唱歌、看片等活動，每年櫻花季，大家會一起去賞櫻。在鹿兒島的一個小村子，年輕人普遍外出打工，留在村子裡的幾乎全是老人，村長要求每戶老人每天早上在自家房頂升起鯉魚旗。看到誰家早上沒升旗，村長馬上會去拜訪，查看老人是否遇到什麽問題。
宣朝慶認為，日本作為發達國家，文化背景和中國相近，他們的經驗非常值得中國借鑒。“我們在老年社會事業方面起步比較晚，應該抓緊做調整。無論是社會保障、社會健康管理還是居住環境，都應該對老年人更友善一些，否則他們更加無法走出家門。”
何潤鋒說，之所以拍攝《無人知曉》就是希望更多人注意到“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現在很多年輕人沉醉於享受孤獨”，無論是片中的和泉還是河澤，他們應該是一些年輕人口中的“優雅、自由地老去”，其實他們是那樣地渴望陪伴。“我們也許應該多去關注這樣的老人，而不是在想象中替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很願意承受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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