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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不想當愛豆的演員就沒戲演?

演員的彷徨

本刊記者/倪偉

發於2021.9.13總第1012期《中國新聞周刊》

劉天池感覺在學院教課越來越累了,總要跟“外面的勢力”博弈。那些力量把學生一個個往劇組拉,而她竭力把孩子留在課堂。作為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副教授,鄧超、白百何、唐嫣的班主任,劉天池感覺越來越無可奈何,年輕的學生急著去見製片人,還沒有領悟表演的精髓就畢業了。

她想,與其跟他們博弈,不如去開個“第五年課堂”吧,等到他們主動想回爐重造的時候,還可以回來找她。她把表演課開到了學院之外,在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表演工坊,已經有200多位專業青年演員畢業。

表演系教師心中的這種巨變是從10年前開始的。那時,視頻網站崛起,資本湧入影視劇領域,大量良莠不齊的劇集被迅速生產出來,填塞互聯網的巨大需求。變化的苗頭在2009年就出現了,電視台不再壟斷電視劇首播,當年3月,《我的團長我的團》在優酷和電視台同步播出,網絡播放量遠超此前上網的電視劇。兩年後,iPhone4在中國內地發售,智能手機時代來臨,人們開始捧著手機隨時隨地刷劇。智能設備、移動互聯網與影視劇三個齒輪緊緊咬合,驅動起一個超級體量的龐然大物。

到2018年,視頻網站和電視台的話語權已經換位。當年最熱劇《延禧攻略》先在網絡播出,之後才進入電視台,而《如懿傳》乾脆在騰訊視頻獨播。央視的一期節目炮轟“天價片酬”,稱《如懿傳》男女主演片酬合計達1.5億元。這還不是最高的,該節目稱,幾位當紅小生片酬已達8000萬到1.2億元。

“網絡平台加入競爭,各家都燒錢去搶,但突然哪有那麽多優秀作品呢?於是開始粗製濫造了。”劉天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時她身邊很多人轉行當了導演,大IP和小鮮肉的組合成為大項目的通行證。

影視作品不再是藝術品,而是用來捧人的工具,“以劇捧人”一度成為最有效的造星密碼。造出的偶像變成高價的商品,帶來源源不斷的收益。

同一時間,一種焦慮彌漫在演員群體裡,傳導進學校的表演系,比任何時候都更讓人焦灼。這是影視行業近10年來狂飆突進催生的情緒。“外面的勢力”越來越強大,演員和偶像被迫重疊,似乎不成為“愛豆”,演藝事業就沒有機會,這個圈子被推進了同一個高速、低齡化的賽道裡,變得躁動、彷徨。

在這場力量懸殊的同台競技中,很多優秀演員喪失了舞台。

焦慮

李越穿著破洞牛仔褲,夾著劇本踱進劇院後台的化妝間,最近他同時在排練和演出幾部話劇。相比於光鮮亮麗的影視行業來說,話劇是個相對緩慢而深沉的行當。畢業兩年,他和進入影視行業的同學,似乎駛進了不同的航道,幾年前,他們都在名利場的門口被反覆炙烤。

2015年,李越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那年湖南衛視與上戲聯合推出了一檔綜藝節目《一年級·大學季》,他們班的一些同學被安排參加。這些大一新生曝光在鏡頭前,感受到市場的巨大興趣,每期被選為主拍對象的學生,微博粉絲都一夜暴漲,隨即被經紀公司爭搶。

那正是製片公司舉著“天價片酬”合約到處找演員的幾年。狂飆突進的十年,改變了影視行業的規則。匆匆上馬的導演、劇本難以成為收視率的保障,自帶流量的大IP和演員,就成了投資方“押寶”的首選。

“流量”“頂流”“小鮮肉”等標簽應運而生。“演員就是演員,突然出現這麽多標簽,一定會出問題的。”劉天池聽著這些新詞,感到困惑和擔憂。這些標簽都是“偶像”的當代變體。影視劇選人的標準變了,演技和適配度不再重要,身價與演技水準毫不相關,而取決於其身後“飯圈”的能力。

演員姚晨在一次演講中抱怨,演員拚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馬蘇恨恨地說:“當時代需要流量,我們就只能流浪。”溫崢嶸接受媒體採訪時澄清,自己並未退圈,只不過她的戲只能在地方台悄無聲息地播。她接的戲投資額逐年壓縮,最終淪為粗製濫造。與此同時,資金都在向另一個方向流動。後來她接了一出大製作古裝戲的配角戲,進劇組後大開眼界,一個頭冠價值百萬,喝的全是真燕窩。演員和流量進入同一個賽道,她們的選項變得非常單一,要麽是無人關注的小製作,要麽放下身段當綠葉。一些女演員自力更生、“曲線救國”,努力成為製片人,只是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角色。

在中年女演員無戲可演的時候,一茬茬年輕明星被打造出來,獲得令人怎舌的身價。上海市稅務局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鄭爽在2019年主演電視劇《倩女幽魂》,約定片酬達到1.6億元天價。90後、00後的粉絲為偶像所有作品瘋狂買單,像上班打卡一樣賣力地做數據、做推廣,這正是資本方需要的。粉絲日益低齡化,偶像也必須從小培養,經紀公司必須不斷去尋找更新鮮的鮮肉。

低齡化的焦慮迅速蔓延。“先挑好看的、年紀小的,那幾年要的都是95後甚至98後,現在00年都算‘老人’了。”畢業那年,李越旁觀大一新生迎新晚會,僅僅是一場校內活動,一些孩子卻隆重地穿上高級私服定製,身後跟著自帶的攝影團隊,表情冷酷,“我覺得那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像是個商品。”李越說。在平時的匯報演出甚至是考試中,經紀人也會千方百計混入現場,物色未來之星。

李越入學時已經22歲,在同學中已是高齡,他之前在山東一所藝術學校讀到大三,退學後重考進上戲。入學坎坷,還熬過幾年跑龍套的日子,他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心態比同學淡定,但不由自主也會被氛圍感染。“這種環境很容易產生焦慮”。

“年輕人亂了,老人也亂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兒走。”劉天池說,有一次她到香港,一位香港資深演員在飯桌上操著港普感歎,現在的內地市場,像極了香港影視市場衰落前夜。1995年之前的香港,一個項目只要簽了某個高票房明星的名字,馬上就賣出去了,根本不問內容。劉天池搖搖頭:“2010年到2017年之間,全是亂象。”

躁動

迷茫擴散到學校裡,演變成迫切擁抱市場的躁動,有學生反問老師,花時間在學校裡多交幾個作業,為什麽不去見見製片人呢?等到畢業的時候,可能什麽都來不及了。劉天池不知道怎麽回答。那幾年,老師們也有點兒懵,只能安慰他們:相信這樣的環境不會持久,演員還是打好自己的地基。

劉天池坦陳,市場導向一定程度影響到了中戲的招生。中戲一直堅持以好演員的標準招生,“我們常說,招生招的就是一台《雷雨》,生旦淨末醜各種類型都要”。但一些老師也會嘀咕,不選擇市場需要的演員,選擇什麽人呢?“也‘打過架’。”劉天池笑笑,那些符合流量特徵的學生要不要招,有時候也會妥協。

招生規模也在擴大,世紀之交,中戲表演系從原本隻招一個班25人增加到招兩個班50人。那時,影視行業投身市場經濟的大潮,以華誼兄弟為代表的第一批民營影視公司誕生並且盈利,國營的電影廠和電視劇製作中心壟斷影視製作的時代過去了。2009年,華誼兄弟在資本市場高歌猛進,成為“中國民營影企第一股”。同年,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院擴招,從30人直接增加到75人。

現在,踏踏實實專心上課似乎越來越不合時宜,經紀公司與老師搶奪著學生有限的四年。有的學生大一就簽了公司,不過中戲嚴守一條底線:大一不可以接戲。劉天池自己上大學時,整整四年都不能接戲,後來口子慢慢放開,大四可以出去了,然後妥協到大三、大二。她大學四年在課堂上演了至少200多個角色,現在她問一些畢業生,對方支支吾吾說,大概有十個吧。

回想20多年前,為了扮演一個賣菜的角色,劉天池和同學早上4點多就起來,跟著賣菜的去進菜,然後藏在菜攤兒後面,觀察他們跟顧客討價還價。在小保姆市場體驗生活時,她還被人挑中了,當場就要簽下來,拉扯間引來了執法人員。“那時候我們覺得把人‘騙’到了,特別開心。藝術嘛,就是認認真真過家家。”那時,熱門的電影是《霸王別姬》《秋菊打官司》和《活著》。而現在,市場上最熱的作品都是玄幻、架空、甜寵類的戲,離真實生活十萬八千里,觀察生活還有什麽意義?學生自然興味索然。“有時候我覺得,以後開課是不是就得學一些《山海經》裡的角色?”她開玩笑說。

中國的表演專業教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在中戲,這個體系被拆分成不同階段,幾年裡逐步教授。劉天池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第一年學習解放天性,認識自己;第二年,學習理解創作元素,練習表演的章法和技術;到了第三年,學習將這些元素組裝,形成內外統一的角色人格。她說,這一套教學體系的科學性已經被驗證,如果一個學生學了前兩年,第三年急於拍戲沒有認真學習,出校門的時候可能只是一個演員的半成品。

於是,表演系的老師與經紀公司博弈,也與學生的焦慮對抗。然而學生接戲時大多只聽經紀人的安排,不請教老師。“我們這些老師就想笑,經紀人來判斷劇本適不適合你演,能比老師更清楚嗎?但學生聽公司的,跟老師特別不親。”劉天池歎了口氣,師生之間經常互相埋怨,關係緊張的,甚至有老死不相往來的感覺,“這種現象是讓我最悲涼的”。

劉天池感覺到,年輕人眼裡演員這個職業,與前代人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前老師總說,演員要成為生活裡的變色龍,丟到人群裡看不見。她還記得入學第一課上,同學們都把校徽別在胸口,昂首挺胸躊躇滿志,老師一頓臭罵:“胸挺這麽老高幹嘛?!恨不得讓所有人知道你是中戲的,都給我摘下來!”而現在,演員似乎必須被看見,走到哪裡都前呼後擁。“所以那一代培養的是與生活發生關係的演員,而今天是出來了一批跟生活發生不了關係的演員。”

與學校一樣,匯集大量演員的劇院也受到市場的入侵。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一些演員外面的工作太多,與劇院工作衝突日益升級。有時劇院進入演出季,演員要求必須給自己派個B角,以便隨時外出。“都是以前慣的,說走就走。”2017年,馮遠征上任人藝演員隊隊長,這位多以儒雅角色亮相的演員,亮出了鐵腕。上任伊始,他就制定了人藝史上第一份明文的後台管理制度,重視考勤。

他當隊長的幾年,人藝演員隊有人被開除、勸退,也有人主動離職,變動之大前所未有。“我覺得不可惜,劇院不可能向一個演員妥協。”如今已是北京人藝副院長的馮遠征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彷徨

1994年,馮遠征出演的《針眼警官》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第二天一上街,就有人在背後拍他肩膀,叫他“小邵”。真正讓他大火的是那部著名的《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播出後,至少二三十個同類型的角色找上門來。製片人問他,給你多少錢你能來?“如果有一個角色寫得比安嘉和還好,還變態,打動了我,我都能演。”20年後他回憶,那些跟風的劇本都沒超過《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他一個都沒接受,絕大部分項目因為他沒出演就流產了,“不能因為掙錢,把自己的前途毀了。”

這個行業一直都有跟風的特點,很多演員一炮而紅之後,走上明星的道路,便陷入自我重複。“明星是不需要改變的,粉絲也不希望你改變。你讓一個偶像去演壞人,他的粉絲不乾。”馮遠征分得很清楚,“是演員,就去塑造好每個角色;是明星,那你就去製造話題。”

前幾年,一位當紅流量明星托人找到馮遠征,高價請他當私教。內容很簡單,就是在片場跟戲,告訴明星要這樣笑、這樣哭,不用分析,只要直接交代怎麽做。馮遠征立馬拒絕了,“那我不是有病嘛,放著劇院這麽多好的年輕演員不培養,我去培養他?”他告訴中間人,要想當個演員好好演戲,就去戲劇學院、電影學院進修一年半載,表演是集體行為,得跟很多人一起練。中間人回復他:“他哪有時間!”

馮遠征拒絕當明星,他一直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在話劇舞台上,影視表演隻佔用很少的精力。幾年前他擔任人藝演員隊隊長,去年被任命為人藝副院長,將更多精力投入導演新戲、培養新人,由他導演的新排《日出》剛剛在北京首演。不過,對於另一些演員,如果不提升知名度,可能意味著他們將喪失選擇好角色的機會。

綜藝節目的興起,為他們提供了增加曝光的機會,但節目裡的嬉笑怒罵,對演員其實是一種傷害。演員靳東曾經解釋過自己不上綜藝的原因。他說,一旦被貼上綜藝感、搞笑等標簽,即使很受歡迎,但觀眾可能沒辦法再看你演的戲。因為一看到這張臉,就想到綜藝節目裡的搞笑橋段。隱藏真實的一面,是為了不被貼上標簽,而標簽意味著適應角色的局限。這種“神秘感”是演員的一種特質。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趙正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綜藝、真人秀之所以對演員職業有傷害,是因為表演藝術需要創造出與現實有一定微妙關係的另一個世界,不是單純描述現實。而無論是真人秀、綜藝,還是其他增加曝光的形式,目的都是把演員硬拉進現實中去,讓觀眾看到與現實緊密連接的演員“自己”,這是“非藝術”的。

2020年,宋丹丹退休的消息傳出時,很多人詫異,這位春晚小品女王竟然是有部門的。其實她一直是北京人藝的話劇演員,塑造過《家》《茶館》《白鹿原》《窩頭會館》等經典話劇裡的角色,但知名度遠遠比不上《懶漢相親》《超生遊擊隊》和《昨天今天明天》等小品裡的角色。她曾經感歎,小品的成就是柄雙刃劍,大大束縛了她在影視領域的發展。三四十歲是一個演員最好的年齡,但她很少接到劇本,隻演了《我愛我家》和《家有兒女》,都是情景喜劇。這些因小品成名的優秀演員的苦惱,與當下綜藝時代演員面臨的抉擇如出一轍。

在中國,明星隨著時代浮沉,經歷過複雜的演變史。最初,明星是由市場決定的,19世紀京劇舞台上誕生了最早的明星,20世紀20年代,電影業在中國興盛,初代電影明星出現。1934年,上海《良友》雜誌請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袁美雲等八位當紅女影星拍攝了一張合影,“八大明星”一時風頭無二。時過境遷,明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幾乎消失了。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演員張瑞芳見到重慶、上海的影人,大家都“一襲制服,一頂列寧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不過,官方逐漸也意識到明星的巨大影響力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用武之地。1962年,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文化部指示印製了22幅當紅演員的大幅照片,掛在全國的電影院裡。北京市美術公司製成一批三四寸的明星小照片投放市場,8個月賣出71萬餘張,引發追星潮。兩年之後,1964年文化部開始整風,電影演員照片又被撤下。改革開放之後,由市場挑選的演藝明星再次出現,並在世紀之交迎來高潮。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理事鄭宜庸說,演員原本只是一個職業,按理說觀眾只需關注作品,對其私人生活不應該有過多苛責。之所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因為知名演員已經成為公眾人物乃至明星,大眾會以完美的人物形象要求他們。最近,劉天池身邊很多演員朋友又緊張了起來,因為陸續有演藝人員因各種原因“塌房”。她覺得,由於網絡造謠成本太低,某種程度上,演員變成一個被隨意“潑髒水”的極度弱勢群體,卻沒有組織對他們加以保護。鄭宜庸說,現在出現了對明星群體的汙名化現象,可能繼續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偏見,將明星群體妖魔化,並且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公眾一言以蔽之:“貴圈真亂”。

“明星不是聖人完人,犯了錯也不意味著可以貶損其人格,醜化其職業。”鄭宜庸說,我們不應該美化,也不要醜化任何一個個體和群體。大眾對明星從盲目崇拜轉向一味詆毀,這種態度極端化所暴露出來的不理性,是應當警覺的。“害怕被說,不敢做任何事情。”劉天池覺得,在公眾面前,演員們都把自己縮了起來。

演員們確實越來越沉默了。10年前微博剛剛流行,一些知名演員對社會事件發聲,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參與公共事務。後來,他們又隱藏起了自己,在這個輿論場上,只是偶爾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旅行。而現在,他們的账號幾乎淪為一個廣告位。

(實習生楊璐熙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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