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最後歸宿，是指1927年的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的魚藻軒前面投水自殺，死的時候才51歲，正值他的學術盛年。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現代學術的開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遜帝溥儀的老師，全世界聞名的大學問家，突然自溺而亡。這個事件當時震驚了全國，也可以說震動了世界。近百年以來，對於王國維的死因，遠不能說已經研究清楚，至今仍是學術界一個大家饒有興趣探討的學術之謎。
我這裡並非專門研究王國維的死因，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試圖得出一個最後的結論。只是想說明，王國維的一生，始終是一個矛盾交織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際遇充滿了矛盾。下面，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為十個問題層面，逐一加以探討，敬請關心靜安其人其事其學的朋友不吝指正。
一、個人和家庭的矛盾
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時候官做得很大，曾經封過郡王。後來賜第浙江海寧鹽官鎮，便成為海寧人。但宋以後他的家世逐漸蕭條，變成一個很普通的農商人家。到他父親的時候，家境已經很不好了。他的父親叫王乃謄，有點文化修養，做生意之餘，喜歡篆刻書畫。還曾到江蘇溧陽縣給一個縣官作過幕僚。喜歡遊歷，走過很多地方，收藏許多金石書畫。王國維出生那一年，王乃謄已經三十歲了。浙江海寧鹽官鎮是王國維出生的地方。這塊土地人才輩出，明代史學家談遷是海寧人，武俠小說家金庸也是海寧人。王國維對自己的家鄉很自豪，寫詩說：“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
但王國維4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撫養他。從小失去母愛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見。有記載說，王國維從小就性格憂鬱，經常鬱鬱寡歡。不久父親續娶，而後母又是一個比較嚴厲的人，王國維的處境更加可憐。他十幾歲的時候，有時跟一些少年朋友聚會，到吃中飯時一定離去，不敢在外面耽擱，怕繼母不高興。這種家庭環境對一個孩子、一個少年兒童，影響是很大的，可以影響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說這是一重矛盾，即個人和家庭的矛盾。
二、拓展學問新天地和經濟不資的矛盾
晚清的風氣，特別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以後，中國掀起了變革現狀的熱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條件的都想出去留學。王國維家境貧寒，沒有這個條件。他因此自己非常焦急，父親也替他著急，但沒有辦法，只好“居恆怏怏”。十七歲的時候，他也曾應過鄉試，但不終場而歸。二十二歲結婚，夫人是海寧同鄉春富庵鎮莫家的女兒，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學問，沒有機會。想出國留學，卻得不到經濟支持。這是影響王國維人生經歷的一個很大的矛盾。
三、精神和肉體的矛盾
王國維小的時候，身體很羸弱，精神非常憂鬱，這跟繼母有很大關係，也和父親的不理解有關係。父親王乃謄對他的要求是嚴格的，日記裡對兒子的成長作了很好的設計，但不理解兒子的心理和學問志向。而王國維的思想非常敏感，從小就是一個智慧超常發達的人。一個很瘦弱的身體，你看王國維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來，智慧卻超常。所以他在《靜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裡講：“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這就是他年輕時候性格的特點，這特點延續到他的一生。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人的精神和肉體的矛盾。
四、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的矛盾
這也是伴隨他一生的矛盾。王國維一生中有一個大的際遇，也是伴隨他一生的問題，甚至他的最後歸宿都與之有關，這就是他和羅振玉的恩怨一生。王國維自己家裡貧窮，不能到國外遊學；應試，屢考不中；當過塾師，但很快就辭職了。直到二十二歲的時候，才有一個機會，到上海《時務報》做一份臨時工作。《時務報》是汪康年所辦，主筆是梁啟超，章太炎也在《時務報》工作過。這是當時維新人士的一份報紙，在全國有很大影響。不過王國維參加《時務報》工作的時候，梁啟超已經到了湖南，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約，主講時務學堂。
王國維在《時務報》只是做一名書記員，一些抄抄寫寫的秘書之類的工作。他海寧的一位同鄉在《時務報》工作，因為家裡有變故，回海寧處理家事，讓他臨時代理。一個大學者的料子做如此簡單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奮，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恰好當時上海有一個專門學習日文的東文學社，是羅振玉辦的，他就利用業餘時間去那裡學習日文。在那裡認識了羅振玉。認識的機緣，是羅振玉看到王國維給一個同學寫的扇面，上面有詠史詩一首：“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王國維的《詠史詩》共20首，羅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寫漢代盛時和西域的關係，天氣很大。羅振玉看後大為讚賞，非常欣賞作者的才華。儘管王國維因為經濟困難和其它諸多事情所累，學得並不是太好，羅振玉仍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使其無後顧之憂。後來又把王國維送到日本去學習，從日本後來後，羅振玉凡是要舉辦什麽事業，都邀請王國維一起參與。羅、王的友誼，特殊關係，就這樣結成了。再後來他們還結成了兒女親家，羅振玉的女兒嫁給了王國維的兒子。王國維一生始終都沒有錢，羅振玉不斷給予資助。得到別人金錢的資助，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一次我在北大講這個題目，一個學生提問題時說：他覺得是好事，並說如果他遇到這種情況，一定非常高興，只是可惜自己沒有遇到。這當然也是一種看法。但王國維不這樣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壓力。因為王國維是追求學術獨立的學者。這不能不是一個絕大的矛盾，即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的矛盾。
五、“知力”與“情感”的矛盾
王國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別發達，情感也非常深摯。
所以他擅長寫詩，能寫很好的詞，同時在理論上、在學術上有那麽多的貢獻。一個人的知力、理性思維不發達，不可能有那麽多的學術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證殷周古史。而沒有深摯的情感，他也不能寫出那麽多優美的詩詞。本來這兩者應該是統一的，但從另一個側面看，它們也是一對矛盾。他自己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麽到底是從事詩歌創作呢，還是研究哲學？還是在二者之間？他感到了矛盾。當然從我們後人的眼光看，也許覺得正是因為他感情多，知力也多，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學人，大詩人。但在王國維自己，卻覺得是一個矛盾，矛盾得彷徨而無法擺脫。
六、學問上的可信和可愛的矛盾
王國維喜歡康德，喜歡叔本華，喜歡他們的哲學。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後，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哲學學說大都可愛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愛。這是什麽意思呢？哲學上其實有兩種理論范型，一種是純粹形而上的理論系統，或者如美學上的純美學，這樣的理論是非常可愛的，為王國維所苦嗜。但這種純理論、純美學，太悠遠、太玄虛，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種范型，如哲學上的實證論，美學的經驗論等，則是可信的，可是王國維又感到不夠可愛。於是構成了學者體驗學術的心理矛盾。這重情況，在常人是不可能有的，但一個深邃敏銳的哲人、思想家，會產生這種內心體驗和學理選擇上的矛盾。
七、新學與舊學的矛盾
王國維一開始是完全接受新學的，學習日文、英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學，研究西方美學，翻譯西方哲學家、美學家的著作。他做了大量把西方的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學術工作。但是後來，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後，他的學問的路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沒有了，而羅振玉是不讚成辛亥革命後的新政局的，他比較讚成在原來的體制下維新變法，不讚同革命。所以辛亥發生的當年冬月，羅振玉就帶著家屬，和王國維一起，移居到日本去了。他們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個地方，後來羅振玉自己還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圖書搬到新居裡，取名為“大雲書庫”。羅藏書多，收藏富，特別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書的收藏，相當豐富。據稱有50萬卷。他們在那裡住了幾乎近十年的時間。王國維1916年先期回國，住在上海，但有時候還要去日本，往返於中日之間。
就是在日本這六七年左右的時間裡，王國維的學術路向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羅的豐富的收藏，成了王國維學問資料的源泉。他在“大雲書庫”讀了大量的書，就進入到中國古代的學問中去了。羅振玉也跟他講，說現在的世界異說紛呈，文化傳統已經快沒有了，做不了什麽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國的古代經典，才是出路。在時代大變遷時期，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趨新，只好在學問上往深裡走，很容易進入到中國古典的學問當中去，這在個人也是一種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國維內心就是這樣，所以聽了羅振玉的話，學問上發生了大的變化。他後來成為非常了不起的大學者，跟這六七年的鑽研有極大關係。他早期介紹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的那些文章，都收在《靜安文集》和《靜安文集續編》兩本書中。有一個說法，說王國維去日本時，帶去了一百多冊《靜安文集》，聽了羅振玉的話後，全部燒掉了。研究王國維的人，有的認為他不大可能燒書，認為是羅振玉造的謠，其實是誤會王國維也誤會羅振玉了。
據我看來，燒掉《靜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個人的學問總是在不斷變化。到日本之前，王國維的學問已經發生了一次變化，由研究西方美學哲學，變為研究中國的戲曲文學，寫了有名的《宋元戲曲史》。我個人是念文學出身，但後來喜歡思想學術和歷史文化，長期拋離了文學。我就有這樣的體會：覺得過去寫的文學方面的書和文章一無可取，有時甚至從內心裡產生一種厭惡，燒雖然沒有燒，但早已放到誰也看不見的去處了。這也不是對文學的偏見，也包括隨著年齡學問的增長，喜歡探求歷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歡文學的“淺斟慢飲”，覺得不能滿足自己的寄托。當然年齡再大些，學問體驗再深一步，又覺得文學可以補充歷史的空缺了。總之我相信王國維到了京都以後燒過書，這個事應該是真實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學問路線上，發生的新學和舊學的矛盾。前期是新學，後期又歸於舊學，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這個學術思想前後變遷的矛盾是很大的，這是王國維的又一重矛盾。
八、學術和政治的矛盾
本來他是一個純學者，不參與政治的。但他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是這段經歷把他與現實政治攪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後，他對新的世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雖是一種政治選擇，但對他個人沒有太大影響。主要是後來他又當了溥儀的老師，就進到敏感的政治漩渦裡面去了。
辛亥革命後，1912年清帝遜位，但民國簽了條約，采取優待清室的條件，仍準許溥儀住在紫禁城內，相關的禮儀也不變。用今天的話說，叫待遇不變。在紫禁城裡照樣過著皇帝的生活。我們看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就會知道他在紫禁城裡生活得很好。可以騎自行車，覺得紫禁城的大門檻不方便，就把皇宮裡的門檻鋸斷了。為了好玩，就打一個電話給胡適之博士，胡適也稱他為“皇上”。這樣的悠閑時間不短，一直持續到1924年，馮玉祥突然把他趕出宮。
王國維當溥儀的老師，是1923年4月（農歷三月）下的“詔旨”。年初（農歷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後就“遴選海內碩學入值南書房”。王國維做事很認真，事情雖然不多，他願意盡到自己的職責。1924年1月溥儀發諭旨，賜王國維在紫禁城騎馬，王國維受寵若驚，認為是“異遇”。因此當溥儀被趕出宮時，王國維極為痛苦，對當時的政治狀況充滿不滿。而且在宮中遇到諸多的人事糾葛，以致和羅振玉也有了矛盾。
此時，王國維所心愛的學術和現實政治便產生了矛盾。雖然他是一個純學者，但還是跟政治有了無法擺脫的關係。這就構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重矛盾——學術和政治的矛盾。他後來自殺，與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關係。
九、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的矛盾
這一點很重要，任何一個人都不可避免。當社會發生變遷的時候，你跟社會的變化是采取相一致的態度，順時而行，還是拒絕新的東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規範，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
有人比較順利，社會往前走，他跟著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願意立即改變自己的準則，想看一看新東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壓根兒就認為所謂的新東西其實並不好，也許並不是新東西，而是舊東西的新的裝扮。這一點，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裡，講到元縝的時候，有專門論述。他說當社會變遷的時候，總是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是趨時的幸運兒，一種是不合適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王國維顯然是那種“賢者拙者”。這一重矛盾在王國維身上非常突出，所以當溥儀被趕出宮以後，他非常痛苦，痛苦得當時就想自殺。這在中國傳統道德裡面，叫不忘“故國舊君”，是文化知識人士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種節操。
十、個體生命的矛盾
也就是生與死的矛盾。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個普通人，年紀大了，最後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雖然每個人都難免留戀人生，但生老病死，自然規律，人所難免。但王國維采取了一個行動，在五十一歲的盛年，在他的學問的成熟期，居然自己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舉。我說“了不起”，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認為所有的自殺都是好的。過去在傳統社會，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氣，投井自殺了，這類例子不少。但這是一種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發泄，不是理性的自覺選擇。但對於一個有理性的人，一個大的知識分子，一個思想家，一個大的學者，他在生命的最後，能采取一種自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很複雜，講起來需要很多筆墨。我把王國維最後的自我選擇，稱作一個人的個體生命的矛盾。
人們常說一個人的死，說他走得很從容。其實，王國維才真正是走得很從容呢。在1927年6月2日，早八點，王國維從自己家中出來，到國學研究院教授室寫好遺囑，藏在衣袋裡。然後到研究院辦公室，與一位事務員談了好一會話，並向事務員借了五塊錢。步行到校門外，雇了一輛人力車去頤和園。十時到十一時之間，購票入園。走到排雲殿西側的魚藻軒，跳入水中而死。這個過程，可以知道他是自覺地理性選擇。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逼宮，羅振玉、柯劭湣與王國維有同死之約，結果沒有實行。陳寅恪《挽王靜安先生》詩“越甲未應公獨恥”句，就指這件事說的。最後，到1927年，他終於死了。所以他的遺書裡說“義無再辱”。
對於王國維的死因，說法很多，可以說至今仍是20世紀的一個學術之謎。但是我覺得，對於王國維之死給予最正確解釋的是陳寅恪。在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寫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長詩，叫《王觀堂先生挽詞》，回顧了王國維一生的際遇和學術成就，當然也寫到他和王引為“氣類”的特殊關係。在這個挽詞的前面，有一個不長但是也不算短的序。我認為《王觀堂先生挽詞》的這篇序，是陳寅恪的一個文化宣言。他在序裡邊講，當一種文化值衰落的時候，為這種文化所化之人，會感到非常痛苦。當這種痛苦達到無法解脫的時候，他只有以一死來解脫自己的苦痛。他認為這就是王國維的死因，是殉我國固有文化，不是殉清。陳寅恪在這篇序言裡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統系，它的文化理想，在《白虎通義》的“三綱六紀”一節，有系統的表述。“三綱”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六紀”包括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王國維覺得“三綱六紀”這一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在晚清不能繼續了，崩潰了，他完全失望了，所以去自殺了。
我有一篇專門探討這個問題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所謂綱紀之說本來是抽象理想，為什麽這些會跟王國維的死有關係？陳寅恪在《挽詞序》裡舉了兩個例證，說就君臣這一綱而言，君為李煜，也期之以劉秀；就朋友一紀而言，友為酈寄，還要待之以鮑叔。李煜是皇帝，南唐的李後主，亡國之君。但是李煜的詞寫得很好，李煜和李清照的詞是纏綿委婉的一類詞，是婉約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這個皇帝很軟弱，能文不能武，整天哭泣而已。劉秀是光武帝，他使漢朝得到了中興。按傳統綱紀之說，皇帝雖然無能，也要盡臣子之禮，希望皇帝能使自己的國家重新振作，得到中興。所以皇帝即使是李煜，也應該期待他成為光武中興的劉秀，這是一個臣子應該盡到的禮數。而朋友是酈寄——酈寄在歷史上是出賣朋友的人，是一個“賣交者”，但作為朋友，仍然應該用鮑叔的態度來待他。歷史上的管仲和鮑叔的友情，是作朋友的模楷。《挽詞序》講到“三綱六紀”，講了這兩個例子，我認為大有文章。陳寅恪談歷史，講學問，有“古典”和“今典”之說。講這兩個例證，他不可能是虛設的。他講的君，我以為不是別人，應該指溥儀。而且《挽詞》裡面可以找到這句話的證據，就是“君期雲漢中興主”那一句。不是指溥儀指誰？但溥儀不是劉秀，他沒法使清朝中興，王國維很失望，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還有朋友的例子，他講的是誰呢？我認為講的是羅振玉。
王、羅一生交誼，但後來有了矛盾。在王國維死的前半年，1926年9月，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在上海去世了，年僅27歲；兒媳羅曼華是羅振玉的女兒，也才24歲。這當然是個悲劇。葬禮之後，羅女回到了天津羅家。這個媳婦跟王國維的太太關係不是太好，與夫君的感情也未必佳。王潛明留下兩千四百二十三塊錢，王國維把這筆錢寄給了羅家。結果羅振玉把錢退了回來。王國維很不高興，說這錢是給兒媳的，怎麽退回來。並說這是蔑視別人的人格，而蔑視別人的人格就是蔑視自己的人格。羅振玉可能也說了些什麽，兩個人的矛盾於是表面化了。
當然遠因很多，一生恩恩怨怨。所以，也有人說王國維的死是羅振玉逼債逼死的。所謂“逼債”，和這兩千四百 二十三塊錢沒有關係，而是指另外的事情。王國維在宮裡的時候，溥儀經常會拿出一些宮中的古董書畫，請身邊的人幫助變賣。是不是也讓王國維做過這類事情，沒有直接證據。如果有此事，王國維一定轉請羅振玉來處理。那麽有無可能，羅振玉變賣之後，錢沒有及時交回王國維，因此王向羅提出此事。如果羅振玉表現出不悅，甚至再說一句：我這一生資助了你多少錢？你還催我此事！但王國維覺得是受皇帝之托，事關君臣一紀，他就會大不以為然了。而就朋友一紀而言，按“六紀”之說，朋友之間是可以通財貨的。朋友之間發生財貨的計較，足以徹底破壞友情。王國維在君臣一紀上，不能收回賣書畫的錢，感到是負於君，在朋友一紀上，感到受到了屈辱，他的文化精神理想最後破滅了。這有點像推理小說，但確實有這個可能。
王國維既然沒有在溥儀被趕出宮的時候去死，卻在三年後，他成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時候去死，應該已經與溥儀無關。倒是他和羅振宇的矛盾最終爆發，朋友一紀的理想徹底破滅，可能成為一個直接的導火索。但根本原因，應該從王國維一生的諸種矛盾中去尋找。他是一位哲人，他最後的結局，是一生當中諸種矛盾的總爆發，早已種下了宿因。所以陳寅恪先生的解釋，說王國維最後殉了中國文化的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是明通正解。本來麽，要殉清朝，1911年或者1912年就殉了，1924年馮玉祥逼宮也有適當的機會，為什麽要等到溥儀被趕出宮三年之後？我個人還是讚同陳寅恪對王國維死因的解讀。
轉自：禪機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