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棣，作家，青年導演，作品《滿洲裡來的人》
到了2018年底，期盼已久的電影《羅馬》和《野梨樹》都看到了。我驚喜的是兩部電影都太生活化了，盡可能地靠近生活的本質，真正的生活往往波瀾不驚。
兩部電影被我看成是兩個電影大師對童年記憶一次不約而同的回溯。這次回溯是帶有選擇觀的，我指的是觀眾和導演兩方面。
《羅馬》講小孩對自家傭人如母親般的感情，《野梨樹》講青年對自家父親如陌生人般的感情。最後，小孩認識到傭人再好也是一個階層的犧牲品，母親再差也是自己終身的保護者；青年意識到自己終究是父親的孩子，與父親本質上的命運是一致的，父親還是父親。
當代電影製作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多變，大眾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有意思的是兩位導演的選擇是，把視角轉向自己的故事，看似完全不關心大眾的喜好。或者說，他們堅持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的，自己動情的，才會讓大家感動。藝術家的自信體現在這裡。
《羅馬》135分鐘，《野梨樹》188分鐘，二個小時以上對於現在的觀眾都是一種考驗。據說倆位導演都拒絕善意的刪改意見，可能是對故鄉或童年的感情細膩而綿長需要在時間裡發酵吧？
於是有評論者說，故事太長了；還有人說，這是一部沉悶的電影。這種問題都沒法解釋。因為，我們只是觀眾，我們面對兩種生活做出了選擇。出於評論者的角度，我想說，我們的電影觀念值得反思。
“電影就是故事。”這是大部分觀眾的觀念。這還好，關鍵在於是大部分電影人持這個觀念，電影故事結束之後呢？我們走出影院之後呢？
我想說，這兩部電影的好在於它們有著一樣的生活源泉和審美判斷，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與相應的生活密切相關。
最近，新聞上各種各樣的案件引起大家熱議。由此想到2018年還有一部英國導演保羅·格林格拉斯執導的關於挪威7.22爆炸槍擊案的電影。事件本身無需複述，畢竟新聞轟動一時，相當慘烈。
同題材還有另一部電影《於特島7月22日》，這個電影是事件現場的還原。導演把鏡頭設定在案發現場，讓我們與一個女孩一起面臨槍聲，面臨好友死去，最後面臨死亡。這個代入感，我覺得沒有那麽順利地完成下來，這是一場真人CS？這場生死角逐絕不是一場死亡遊戲。我不喜歡這個電影的呈現結果，一場前因後果的殺戮就沒有了嗎？
英國保羅導演的電影《挪威7.22爆炸槍擊案》從完全一致的事件切入，用十分鐘濃縮了島上72分鐘的屠殺。剩下的時間，我們看到一邊是受害者男孩逐步痊愈，一邊是右翼極端分子的審判。
最終，他們有機會面對面。這正是導演要告訴我們，世界多災多難，可能降臨在每個人頭上，萬一成為受害者，是繼續沉溺於痛苦，還是勇敢地生活下去？相當積極的一個觀點誕生於一場慘烈的殺人事件。
這裡提供了一種善惡的對比，罪犯沒有未來，幸存者勇敢地面對過去，至少他們的生命仍將繼續，他們還有希望。我記得《星際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傳記裡提到過他拍“星戰”時其實是想表達“的確有一個神存在，善良面和邪惡面同時存在”。
看過電影之後的人們會想到如何選擇？現實中往往充滿這種選擇。“你要在善與惡之間選擇，只不過你選擇了善良的一面，這個世界就會更美好一些。”盧卡斯這樣說。
對於我們身邊的很多人來說，基本不相信神存在，對一切事保持巨大懷疑，一方面是好事，我們可以盡力思考去年這兩部電影為什麽可以在一起說？
它們不是傳統的劇情片，土耳其導演努·比·錫蘭的《野梨樹》比墨西哥導演阿方索·卡隆的《羅馬》在節奏上更加“作者”，充滿對話，表達方式特別個人，卡隆用的還是“情節劇”的方式，只是把主角從“人”換成了當時墨西哥的“大環境”。《羅馬》裡，每個人都很善良，除了父親，他是那個時代“惡”的化身？《野梨樹》裡每個人看上去都很冷漠，除了父親，這個父親幾乎是活在自己挖井的熱情中。
很多人說這兩部在頒獎禮裡大熱的電影有些難懂，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在我看來兩部電影的核心具有成為好電影的基礎，就是簡單的情節，人物不多，通過人物並不複雜的溝通，渲染出十分廣闊的時代特色。《羅馬》是階級感情，《野梨樹》是兩代人的隔閡。
這其中都有一個溝通的問題，也可以說兩個導演拍的是溝通，電影介質本身也有這個功能。我們通過電影彼此印證看法，無論是超越血緣的愛，還是血緣桎梏下的冷漠。
懷疑的另一方面使我們陷入虛無。我看這兩部電影時最大的困難不是理解，而是某些點需要借助歷史觀去欣賞，僅有電影觀是不夠的。
“電影不僅僅是故事，還是人，還是人在境遇下的精神。”
我個人以為，除了對大時代，歷史，生命這些無解的問題的困惑之外，我們還可以回到兩者的主題上來。
這是一個失敗的評論者，最容易完成的總結——比如，我可以說兩部電影的主題沒有一刻離開大眾和主流，例如家庭、親情、團結。世界是由一個個家庭組成的，它們象徵著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問題，每個家庭的不幸或變故也是這個世界不可逃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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