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中習慣將英國稱為“英倫三島”，在文學作品中所見尤多，雖然使用廣泛，卻不免讓較真的人感到困惑：“要說是三島，那麽是哪三島？”——眾所周知英國只有兩大島。對此有種種解釋，如認為“三島”還可加上馬恩島，又或是由英王的三個領地（根西島、澤西島、馬恩島）泛指英國，其中最流行的一種觀點則認為：“英倫三島”並非指三個島，而是指不列顛島的三個部分。百度百科的“英倫三島”詞條就斷然認為：“‘三島’無疑是指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結合。就連英國國旗，也採用三地的旗幟交疊而成。看來過去是由於不懂歐洲地理，想當然誤為‘三島’，到後來習非成是，甚至東、西洋‘三島’相提並論。這裡的所謂島，已經不再是島嶼的意思了。”
這個說法的麻煩之處在於：它完全不符合漢語的習慣，沒有證據表明“三島”可以理解為同一個島的三個部分。其余幾種解釋也都不免失之穿鑿，與此同時，它們卻又都斷然宣稱這個“錯誤”是因古人對海外地理的無知造成的。其實這些說法本身才是有問題的，是現代人在強解古人。維基百科的“英倫三島”詞條認為，“它很可能是早年清代對於英國仍欠缺正確了解時，所形成之詞匯，並沿用至今。在英文中，事實上並沒有與‘英倫三島’相對應之概念或語詞。”這至少點明了一個事實：所謂“英倫三島”完全是一個中國式的說法，也只能從中國文化入手才能理解它的生成。
為什麽是“三島”？
中國人對英國的了解，始於明末西方傳教士東來。1623年，耶穌會士艾儒略在杭州刊印了《職方外紀》，描繪世界五大洲地理，其中就明確記載歐洲西北海有“諳厄利亞”（英格蘭）和“意而蘭大”（愛爾蘭）兩大島和許多小島。把英國稱為“三島”的說法，最早見於雍正八年（1730）陳倫炯著《海國聞見錄》，其中稱“英機黎一國，懸三島於吝因、黃祁、荷蘭、佛蘭西四國之西北海”。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附圖中對英國卻隻畫了兩島。1820年，曾在海外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廣東梅州人謝清高整理出版《海錄》一書，成為中國人講述西方世界的第一部著作，其中談到英國時也引用《職方外紀》稱之為“乃海中二方嶼也”。
《海錄》影印版
為什麽明知是兩島卻說是“三島”？簡單地說，“三”在此是虛指而非實指，不必限於三。此類事例極多，汪中《釋三九》一文旁征博引，將“三”的實指和泛稱用法分為實數與虛數，實數指稱具體的數量，虛數則代表“多”或“極多”。岑仲勉也舉出“三月不知肉味”等語，表明古漢語中“各種事物，往往說作‘三’數，實際上都不一定真是‘三’數”。佛經每舉五百之數，泛言其多，也出於同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數字對古人而言，並不僅僅是計算符號，還常蘊含著深刻的隱喻意義，具有神秘的原型意義。這是人類社會的通則，不獨以中國文化為然，只不過不同文化中的“聖數”不同。例如兩河、希臘、西方文化則特別推崇“七”和“十二”，《舊約聖經》的字裡行間滿是聖數“七”：上帝創世用了七天、挪亞方舟上的動物均要帶七公七母，或“若殺該隱，遭報七倍；若殺拉麥，遭報七十七倍”，其例不勝枚舉。十世紀的阿拉伯學者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中舉出希波克拉底的話宣稱：“本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必定要以7這個數字為基礎。有7顆行星、7個氣候帶、一周7日。人生被分為7個階段。”他被公認為當時最傑出的地理學家，對歐洲各國都有詳細、準確的記述，是第一個確認巴黎為“法蘭克人”首都的穆斯林作者，且清晰地列舉出了法國國王的系譜，但他卻又說“大不列顛”（Britanya）是由十二個島嶼構成的。這個乍看不可思議的“低級錯誤”，是因為“十二”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很長時間裡，中東和歐洲都盛行十二進位（英語中至今保留這一痕跡），“十二”被視為一個循環的極數，是宇宙規律的象徵數，因為一年的時間循環正是十二個月。
德國學者恩斯特·卡西爾在《神話思維》中闡釋了這種世界觀：“在神話思維中同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數充當一種首要的、根本的形式。”這意味著，宇宙中的一切形式都是以這些數字為基礎的，古希臘、古印度之所以有“四大元素”說，就是因為“凡是把北、南、東、西看作世界基本方位的地區，這種特定的劃分通常也充當世界及世界過程全部構造的模式和原型。於是四成了無與倫比的聖數，因為四準確地表達了每一特定實在與宇宙根本形式之間的這種關係”。
《神話思維》
在中國文化中，也有一系列神秘數字規範著人們的思維與想象，但將哪些數字視為聖數，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甚大——“四大元素”在中國則是“五行”，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五”被視為“陰陽交午”之數。作為氣化宇宙的范型，“五湖四海”、“三山五嶽”是至今仍在流布的習語，“三”與“五”之數及其周期被視為宇宙不變的構成元素與規律，代表著一種理想化的模式，所謂“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漢書·律歷志上》說得更明白：“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其中“三”又是道教中特別重視的神秘數字。在這樣一個構造中，海外的“三神山”是一個固定的原型。至遲在西漢初年，這一海外仙山傳說就已深入人心，《史記》載漢武帝為求仙而造建章宮，宮中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以象海中神山”。這一神話發展到東漢魏晉時期，已成為固定的洲、島空間模式，具備樂園仙境性質，並增衍出更豐富的意涵，成為中國文化中的經典符號。所謂“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宋徽宗《艮嶽記》），乃是人所共知的說法。
深受這種文化熏陶的古人，很自然地會設想海外有“三島”的存在，因為這就是他看待世界的基本模式。《西遊記》的第一回開篇就說：“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開清濁而立，鴻蒙判後而成。”這裡所謂“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都是蓬萊神話中的習語，後文又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近看有如蓬萊勝境”（第二十八回），也是同理。《警世通言》中則以道教的口吻，明白無誤地說到“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三島，故曰神仙”。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禪宗，都有“西天三島”的說法。
在這裡，“三島”是一個固定搭配，身在這一傳統中的人都理解其隱喻意味。宋楊萬裡《薌林五十詠·百花洲》有“更兼薌林中，三洲是三島”；元人許楨《漁家傲》詞則有“水中三嶼如三島”一句，如果不了解三神山的典故，僅從字面含義看，這就成了令人費解的同義反覆，猶言“三島是三島”了。也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下，但凡談及“海外仙山”，中國人的自然反應都是“三島”。
從很早的時代起，中國人就開始將這“三島”的想象投射到海外地理上，而最經常成為投射對象的，則是東鄰日本。李白在《哭晁衡卿》中，就已將日本隱喻為蓬萊仙島：“日本晁衡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自此，這一直是慣用的想象，故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校補記第七條裡說：“昔友人言，日本有楊貴妃墓，曾見其照片。日本受中國文化甚深，白樂天詩尤具重大影響。《長恨歌》既有：‘忽聞海上有仙山’之句，日本以蓬萊三島之仙山自命，此與彼國熊野有徐福墓者，正複相似，自可不必深究也。”
稱日本為“三島”，自此便成為一種固定的隱喻，雖然晚清時已明知日本全國由四大島構成，但在文學性的語言中，“三島”仍是對日本的雅稱。如秋瑾《日人石井君索和》詩：“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1908年段獻增著《三島雪鴻》，記述的也是其日本遊歷。1909年湯壽潛上奏《存亡大計標本治法》，倡議聯美排日：“日本蕞爾三島，無日不謀展足大陸，常欲結我以自固。日本不甚富強，常汲汲於依靠中國以自存。”梁啟超《愛國歌四章》也有“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況乃堂矞吾中華”一句。從湯壽潛、梁啟超行文語氣也可看出，“三島”在此甚至已不算是美稱，只不過是普通代稱，甚至成了蔑稱。
另一種常見於明清文獻的說法，則是將琉球群島稱作“三十六島”，如清初徐葆光《奉使琉球詩》卷二《舶中集·琉球三十六島圖歌》：“琉球彈丸綴閩海，得此可補東南荒。”相傳琉球還有三十六姓原是福建移民。晚明著名海盜王直，寓居平戶，號稱“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籌海圖編》）。琉球群島現有60多個有人居住的島嶼及400多個無名小島，平戶一帶的島嶼也不止三十六個，為何剛好要說成是三十六之數？原因很簡單：這在中國文化中也是一個常用的神秘數字。宋代以後的道教經典（如張君房的《雲笈七簽》卷二十七）有所謂“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說法；《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將，則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組成；在明清小說中，所謂“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樓”也是形容街市繁華的常用語。《西遊記》第七十五回，孫悟空在獅駝山被吸入一個二尺四寸的缾內，須三十六個小妖來抬，“怎麽用得三十六個人抬？那缾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數，才抬得動。”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文獻中最早將英國稱為“三島”的《海國聞見錄》一書中，前文還有這樣一句：“自對馬島而南，寅甲卯東方一帶七十二島，皆日本倭奴之地。”不難理解，對作者陳倫炯來說，“七十二島”除了文化象徵意義之外，僅是泛稱其多，猶如現在說“千島湖”，不必然剛剛好是一千個小島。當然，如果是現實中的島嶼，中國詩文中也會用實數，如康熙帝題寫鄭成功的著名對聯：“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此處“兩島”乃實指鄭成功當時駐軍的廈門、金門二島，但每當人們要表達“海外仙島”這一隱喻義時，則通常都隻說“三島”而不可能說“兩島”。
對這樣浸淫在傳統文化中的人來說，其內在意味原本人所共知。直至晚清，林則徐在《赴戍登程口佔示家人》詩種提到“風濤回首空三島，塵壤從頭數九垓”，其中的“三島”仍是“海外仙山”這一本意，頗堪玩味的是，現在這卻常被誤以為是指“英倫三島”。對時代更早的陳倫炯來說，“三神山”是再自然不過的文化符號，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何他明明在地圖上將英國畫成兩個主島，卻要稱它是“三島”——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海外仙山通常都是“三山”，偶爾是五個，但絕不能是兩島或四島。
神話思維的邏輯
在解釋“英倫三島”一詞的由來時，常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前人對英國地理知識的欠缺造成的。這乍看不無道理，其實卻大謬不然。因為我們認為英國只有兩大島是一個經驗性的事實，但對深受神話思維影響的人們來說，“三島”卻是先驗性的存在——也就是說，不是先看到三個島，再照此統稱，而是反過來，先歸納出一個宇宙的基本范型和元素，現實中的島嶼必須符合這個理想模式。到了後世較為理性化的時代，於是就會出現困惑，或竭力去解釋是哪三個島，為此聚訟紛紜。
這樣的思維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均可見到，而在中國，一個關鍵的時期是從戰國中晚期到西漢初年的轉折。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美國漢學家艾蘭認為，中國軸心時代哲學衝動的一個重大特徵，就是將相關體系的結構化（systematization of correlative system），例如歸納出陰陽二元系統、五行。楊照認為，這是一種通過羅列整理的方式來掌握複雜現實的傾向，以此統攝紛繁的現象，建構為系統——“五行”由此出現，這“是一個龐大且可以無限擴張的系統，實質上就是將世界上的萬物萬象，都用‘五’來分項統納”。
由於數字被視為宇宙的基本規律，因而不是數字對應現實，而是反過來，現實要來適應數字。《聖經》中耶穌有十二門徒，因為“十二”是聖數，所以不會是十一或十三，即便在猶大叛變後，也還是要補選馬提亞，湊足十二之數。在緬甸，由於人們篤信占星卜卦和聖數八，但每周只有七天，於是人們硬生生將星期三分為兩個半天，以便一一對應八大行星。在中國，為了滿足“五行”之數，甚至可以憑空多出一個“長夏”來湊齊“五季”。王莽攝政時發現天下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卻沒有西海郡，為了湊齊“四海”之數，他在青海湖周圍增設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為增加人口，竟人為擴大犯禁的範圍，以便流放更多人。在代漢之後，為應符命，王莽更重“五”數，分全國為一百二十五郡，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各轄五郡。
南北朝時期在中國北方建立政權的非漢族各族被統稱為“五胡”，但正如英國漢學家魏根深所言，當時建立王朝的至少有九個民族，而非五個，那麽為何要稱“五胡”？正如陳寅恪引苻堅所言“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這原指當時流傳的讖緯，是一種神秘性的預言，原本就並不涵括當時所有胡族。王樹民認為“五胡”原只是“五部胡”之意，因為當時活躍的異族只有匈奴、鮮卑、氐、羌四種，只是後人為了對應“五胡”之數，從匈奴中又分出“羯族”來湊足“五胡”之數。對此有人質疑，既然如此，那“後人選擇這些族群的總稱，何以不是名實相符的‘四胡’，而是令人費解的‘五胡’呢？”進而主張“五胡”只是指五個胡人。吳洪琳正確地指出，“五胡”其實只是一種泛稱，不必拘泥於“五”之數，只是“在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胡人的五德歷運次序’或‘五德歷運中的胡人次序’”，這與所謂匈奴“五部胡”沒有任何關係，也不可能是五族或五人的確指。
《真臘風土記》
這樣的神秘思維注重的不是實際計數，而是象徵意義。元代周達觀著《真臘風土記》被譽為對古代吳哥文明最珍貴、準確的記述，然而他卻兩次將當地七頭的那伽神（Naga）記為“九頭”：“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系女身。”這恐怕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文化觀念中，數字“九”充滿神秘性，《楚辭章句·九辯章句》：“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我們習慣說的“七竅”，這裡也說成是“九竅”。
正因為在這種思維之下，注重的是一個不可變更的理想化原型而非具體細節，因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解釋時彼此歧異是常有的事。例如中國自古說“三皇五帝”，但到底是哪“三皇”、哪“五帝”，早在先秦就有不同說法；甚至就連“春秋五霸”這類歷史人物，具體對應哪五人，也是眾說紛紜。作為農業民族，中國人對糧食本該再熟悉不過，但“五穀”究竟是哪五種穀物，也有幾種不同說法，篠田統在《中國食物史研究》中正確地指出：“五穀的提法是由於附會陰陽五行思想而來的。開始並不明確五穀都是指的哪些穀物，根據人、時間、地點其品種也有所不同。”中國自來就有“九州”之稱，但這是指哪九州，據楊寬《戰國史》的歸納也至少有三種不同說法，刨除重疊，實際上共有十一州，但卻都塞入“九州”的模型之中：
日本的九州島，最初於701年劃分為築前、築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七國，但受中國傳入的“九州”觀念影響，後增設薩摩國，713年再分出大隅，遂稱九州。中國雖從海外三神山的觀念出發，稱日本為“三島”，但在日本文化中的聖數卻是八，因而在日本神話中說天照大神讓皇孫推開八重雲，降臨到“大八洲”，降臨處高千穗峰以高禦座再現，其八角形即隱喻大八洲。“八”既為聖數，也可虛指“大”或“多”，故作為日本別稱“大八洲”（おおやしま）或“八島”（やしま）也可解釋為“多島之國”（多くの島からなる國），本非實指；但到了《古事記》中，已經將之解釋為本州、九州、四國、淡路、伊岐（壹岐島）、對馬、隱岐、佐渡等八島，而《日本書紀》卷一則認為是秋津洲（本州）、伊予二名洲（四國）、築紫洲（九州）、隱岐洲、佐度洲（佐渡島）、越洲（北陸道）、大洲（山口縣屋代島）、吉備子洲（岡山縣兒島半島）。《古事記》成書於712年，《日本書紀》僅晚八年，但所載八島卻有三島都不一樣，其中越洲、吉備子洲甚至不能算是島，如果說這是由於地理知識缺乏引起的，那就很難解釋為何日本人連本國的八島都搞不清楚，這似乎說不過去。
北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入宋，稱日本全國分為五畿、七道、三島，以後直至晚清，中國典籍中凡記述日本地理情況，一律照抄不誤，明代幾乎所有研究日本的書刊均承襲此說。所謂“三島”很可能是奝然受中國文化影響或迎合中國人之說，但因為和“五畿七道”並列，遂又被認為是在此之外另轄的行政部門，嘉靖年間出版的《籌海圖編》乃認為“三島”是指壹岐、對馬、多褹（今種子島），各轄二郡。此說亦為《明史》所本，載入正史。
像“琉球三十六島”這樣的說法，人們還能分辨此是虛指，但“三島”卻很容易被視為實指，到了近代，更被後人嗤為古人地理無知所致。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古代史卷中方報告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清代前期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幾乎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狀態，以至直到鴉片戰爭後，徐繼佘、魏源的世界地理名著《瀛寰志略》與《海國圖志》在談及日本地理時，竟然都會犯日本是由長崎、薩摩、對馬三島組成這樣的錯誤。”國人對日本長期了解不足固是事實，但這裡所說的“錯誤”卻恰恰是已有一定了解之後，試圖用理性解釋“三島是哪三島”所造成的。
到1877年，何如璋出任首任駐日大使，此前明治政府已於1869年將北海道正式納入管轄，何氏遂將以前中國文獻上的“日本三島”修正為“四島”。這被沈國威讚許為“一個進步”，似乎標誌著中國對日本地理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這倒不如說是對傳統的決裂：從以往神話思維中的海外三神山，轉向了現代理性思維下的地理數字編碼。當然，作為日本別稱的“三島”在文學性語言中並未就此消失，但隨著對傳統的疏離，後人正對此感到越來越困惑不解。在百度上就有這樣的問答——有人問：“誰知道張自忠將軍為什麽稱日本為‘三島倭奴’，日本不是四個島嗎？這種基本常識不應該會漏掉的。”答者倒也知道“日本三島是清末民初時常用的對日本的別稱”，但卻又解釋說：“後來隨著北海道的開發，日本就不再是三島而是四島了。張自忠將軍說這話的時候，北海道還是荒地呢。”
順著這樣的邏輯下來，也就不難理解圍繞著“英倫三島”的疑團了：這原本是中國人對海外仙島的模式化想象，與其真實的數量無關，衍為一種文學性的美稱，但到後來，卻漸漸地會有人試圖去理性化地解釋“是哪三島”。到了此時，由於現實中的英國只有兩大主島，這就讓人普遍感到費解，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於是各種說法紛起，試圖彌合這兩種不同思維之間的矛盾。
從現存的文獻看，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中國人對英國的信息剛開始大增之際，這樣的困惑就已經出現了。1844年，梁廷枏所著《海國四說》出版，其中所收錄的《蘭侖偶說》專論英國，但看來他已經不理解前人為何將英國稱為“英倫三島”了，《蘭侖偶說》卷二提到“國曰英吉利……亦曰英倫……三島並懸……凡五十三部皆英倫舊地也……此外複有續據兩地，其與蘭侖同島而界以港者曰斯葛蘭，別出一島者曰愛倫，皆近國舊壤，分部置官一如本國……按新嘉坡人撰《英國論略》雲倫墩、蘇各蘭兩島共名英吉利，延長二十六萬一千方裡，耳蘭島九萬六千方裡”。在《蘭侖偶說·卷四》中再次解釋：“英吉利國在歐羅巴洲，三島孤懸大西洋中，迤東兩島相連，南為英倫，北曰斯葛蘭……西別一島為以耳蘭。”這裡所說的“五十三部”是指英格蘭39郡、威爾士13郡及馬恩島，但他連這樣具體的行政區劃都知道，卻又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強分為兩島，以湊足“三島”之數——這與古人硬分出一個“長夏”補齊“五季”之數以應五行，正是出自同樣的文化心理。
在傳統時代，這原是事理之常，因而這個說法一出，即為人所承襲。1848年，徐繼佘在《瀛寰志略》中稱“英吉利，歐羅巴強大之國也，地本三島孤懸大西洋海中，迤東兩島相連，南曰英倫，北曰蘇格蘭，兩島南北約二千余裡……西別一島曰阿爾蘭”。甚至第一位出使歐洲的外交官斌椿，1866年已經踏足英國，但回國後所著《乘槎筆記》中卻仍然稱“英地本三島，孤懸大西洋海中，迤東兩島相連，長約二千余裡，廣約五百裡。南曰英倫，北曰蘇格蘭。迤西別一島，名愛爾蘭，長七八百裡，廣半之”。到1890年，薛福成出使歐洲四國，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和《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續》中，多次提到“英國三島”和“英倫三島”等詞，並明確三島是指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
“英倫三島”之說，在晚清民初廣為人知，而最為人所接受的說法，是將之分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三部分。晚至1924年，孫中山所著《民族主義·第四講》中，仍持此說：“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佔地球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這個民族最初發源的地方是歐洲，但是在歐洲所佔的領土，不過是大不列顛三島，像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但到後來，漸漸有人覺察到這其中有點不對勁：蘇格蘭不能算是一“島”，因而又出現了一個修正版的“合理解釋”，主張“英倫三島”之說源於不列顛島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三部分，相當於中國古代“三道”，後世以訛傳訛，遂以道為島。
凡此等等，乍看言之成理，但其實多是揣測之辭，倒是活生生印證了陳寅恪的名言：“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吊詭的是：這種種歧說，正是由於後人試圖對前人之說予以合理化解釋引起的。神話學上有所謂“語言的疾病”之說，即當一個詞的起源不為人知之後，人們為了試圖解釋它而興起一種通俗詞源法（Folk Etymology），試圖以此解釋某些現象、事件或名稱的緣起，由此產生了一種推源論的神話——例如將古越語地名“無錫”強解為“沒有錫”。“英倫三島”一詞的種種解釋，也可作此觀：很多人自信古人是無知才犯下常識性錯誤，殊不知自己言之鑿鑿的合理化推斷，也僅相當於那種民間的解釋性傳說。不過，“英倫三島”這個充滿中國式神話思維的雅稱居然能經歷現代理性的洗禮，一直留存至今，也堪稱奇跡，也再一次證明，傳統儘管有時被人遺忘，但卻自有其頑強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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