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兩百塊的網紅薛兆豐

本文黃嘯的橙子林原創

yelloworangeeva

今年《奇葩說》離結束還早，新偶像是薛兆豐。

每個舞台都有自己的氣質和偏好，《奇葩說》的選手，越舉止出位張牙舞爪歪理邪說振振有詞吼麥式辯論，越人氣爆棚；面相端莊姣好、好好說話、品行純正的風格絕不佔便宜。所以薛兆豐這麽根正苗紅國字臉的經濟學家學者範兒十足地往那兒一坐，初初一看真顯得違和。

意外的是薛兆豐正襟危坐著，居然成了價值金句王。康永哥那種滴水不漏的雞湯派，在嚴謹但並不晦澀經濟學理論面前，顯得像文字遊戲，沒啥實際用。這個感覺聰明如蔡康永一定也有，所以他常常打是親罵是愛地懟薛兆豐，這麽王八蛋的話你也說得出來！

薛兆豐用嚴肅的經濟學理論把我們心底的一些小含糊，開門見山擲地有聲地明確了。我痛定思痛地想，人真是要懂點經濟學啊，特別是對自尊心當飯吃的文科女生，經濟學理論最能把任性、固執、敏感的自我，稍稍中和一下。比如結婚前，該不該要求男友在房本上加上名字那個話題，讓我這種自幼又臭又硬的性格選，肯定是隨便，加了謝謝，也不會感激涕零，不加絕對不提要求，伸手跟人要的東西，什麽樣子。

薛兆豐的態度超級坦然，他是加那一派。他認為兩個人結婚就是在用自己的資源在做家族企業，簽的是一張終身批發的期貨合約。加房本上的名字很重要，因為婚姻是雙方一起辦企業，男女拿出來的資源包是不一樣的，未來的增長潛力、容顏等，男女雙方資源發揮作用的節奏也不一樣，女性通常要早一點付出，男方的作用通常晚一點，後面、負責收割的那位，很容易敲前面的竹杠。女方要男方給一點抵押，表示一下，做一點墊底和保護，沒錯。

這段話，我晚聽到20年，雖然我並沒有面對過房本名字的問題。鴨子說過我，你不要以為什麽都不要，什麽都不爭是你有風度，你有骨氣。那是你對自己和我不負責任。鴨子這一代，天生就很經濟學，天生拎得清。我這小半輩子，有些事想想是很後怕，幸好有驚無險，狗屎運保駕，再來一次，再也不能讓骨氣當期貨使了。

像所有的網綜節目一樣，《奇葩說》的目標客戶群也是年輕人，辯題多數類似“父母再婚，自己不喜歡對方要不要反對”這類典型的年輕人題目。薛兆豐的持方我已經忘了，就記得他用經濟學的漢德公式，給了一個開放式的答案。在人類社會的各種社會關係中，誰改變的成本低誰改變，誰能承擔誰承擔，是和諧世界形成的最小成本的方法。改變這個世界很難，但是看慣這個社會、適應這個社會並沒有這麽難。所以員工和老闆有矛盾，一般是員工忍，因為員工不忍的代價高。

本經濟學白癡憑直覺，的確身體力行了這個公式。很多事情都跟真理無關，都跟強弱博弈有關，誰強誰軸誰能耗，誰弱誰靈活誰掉頭。所以進化的過程中，會出現超級軸人，因為讓他們改變成本太高，大家都繞著走，都低頭先，這樣的基因傳遞下來，只有軸者更軸，強者更強。

舉個我們家的例子，這是我前兩天發的朋友圈：飯桌上時候我說，這周在華人超市買的蕃薯不如在countdown買的好吃，水水的不甜。西柚聽反了，很警覺地說，你的意思本地超市不如華人超市的蕃薯好？我白他一眼懶得辯解。還來勁了。不依不饒地追問，你到底說是華人超市好還是本地超市好，中國好還是紐西蘭好吧？當娜在說謔謔，終極問題來了。我說哪國好先不說，中國人我肯定比荷蘭你大氣。一個蕃薯瞎敏感什麽啊。蕃薯好壞，不能決定哪件超市好壞，哪間超市好壞也不意味著國家好壞。幼稚。西柚被我氣得臉一黑，露台上抽煙去了。當娜跟我並排收拾廚房，對我說，Dad有時候就是個憤怒的老小孩，別介意。朋友留言說，這是dad招了你，要是招的是她估計會說dad is a jerk。我說絕對不會，當娜很順溜，她才不惹麻煩呢，一看風向不對就拐彎。這就是生態，家裡有個杠精，其他人都會讓著他，不然永無寧日，事事要爭，相處成本太高。我一般也不惹西柚，偶爾hold不住，才回刺一把，以出武力震懾。

“前任有新歡，有一個雞飛狗跳鈕到底要不要按”這類題目我最不喜歡。我對任何腦洞出來的鈕，都很不感冒。根本不存在的事，有什麽可討論的。薛兆豐對這麽無聊的題目，祭出了經濟學家弗裡德曼。他說，損人利己的事，可以考慮。損人不利己的事堅決不要做，雞飛狗跳按鈕是一個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只是降低社會整體的幸福感，成本這麽高的事情是不值得做的。何況弗裡德曼說過，如果你認為某個人是你生命中的唯一的話，那你是對偶然性有著深深的誤解，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這個唯一的話，你們根本就沒有機會遇見，大多數人都是在合適的年紀從身邊的人中選擇了一個想要在一起的人。沒有絕對的剛需，任何人和事情，都是可以替代的。

薛兆豐用經濟學詮釋了那句被頻頻誤讀的“人間不值得”。世上哪有什麽唯一，一切都是恰好出現，成為我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這道題，我也是因為年齡和閱歷賜予，才有了無師自通的執行。但是讓荷爾蒙上頭的年輕人照此辦理，蒼涼了點。這就是為什麽蔡康永說，這麽王八蛋的話你也說得出來的原因。用理論戳穿幻象，是很殘忍的事情。難怪薛兆豐說，經濟學是研究“事與願違”規律的。

男人生孩子藥丸要不要吃，其他幾位導師覺得男人生孩子好奇怪啊，通通選不要，李誕說，想象不出來小孩從我的哪個器官裡出來。獨薛兆豐說要，理由是，反正是不存在的事，選了要，也不會真生，理性胡鬧一下。為什麽不呢。

在得到APP的一次直播中，馬東問薛兆豐你的經濟學理論有失效的時候嗎？薛兆豐說，有很多失效的，在家裡就失效。馬東說：所以你們家是一個不太講效率的環境？薛兆豐說：我們家是一個不太講道理的地方，我在家裡是一個小霸王。馬東讓他舉例生活裡面自己主動做過一件違反經濟學原理的事。薛兆豐就又提到了這個詞：理性胡鬧。他說，只要成本足夠低的時候就可以胡鬧。發脾氣算非理性。我說你經常跟上司發脾氣嗎？經常罵老闆嗎？不會，你經常會把下屬罵了，把孩子罵了，把家人罵了，因為你跟他們發脾氣的成本比較低。

所以薛兆豐幾乎無死角，在經濟學理論失效的時候，他還有理性胡鬧這個詞封堵。家庭的確是理性胡鬧的最佳場所，有些家庭成員中的是非和較力結果，在胡鬧中，會浮出水面，並無傷根基地得到協調。這麽一琢磨，胡鬧地位突然就高了。

看新聞，薛兆豐在深圳簽售時候，有讀者問薛教授你覺得是奇葩說成就了你還是你成就了奇葩說。教授回答說，如果馬東在現場，我會說是奇葩說成就了我，可我自己覺得是我成就了奇葩說。薛兆豐本科深大的，有點深圳氣質，冷酷仙境。

吃到了雞蛋，上網研究一下下蛋的雞。個人八卦資料沒搜到啥，學術爭議有一大堆。

作為學者，薛兆豐的付費專欄賣得好，在同行中聲名反比，這很正常，學界嚴謹，與網紅不相容。同事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唐方方曾公開質疑薛兆豐的學術水準，並批評稱“經濟學不是故事會”。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汪丁丁也曾抨擊薛兆豐的水準就是一個“沒有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汪丁丁發文《為什麽付費買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識？》，稱去年羅振宇和脫不花曾和自己喝茶，之後自己開始關注得到的商業模式，但自己無法忍受這一商業模式的折磨，因為這種模式要求自己反覆改變自己的表達，直到商業團隊認為大眾能夠理解，自己也曾去嘗試，但還是覺得不可能背叛自己。總之身處廟堂之上，的確是受不了“來兩百快錢知識”這麽輕浮的買賣。

薛兆豐稱《薛兆豐的經濟學課》有一個意義，那就是盡力消除“知識”的神秘感。他毫不客氣地反駁說，有這樣一些學者，以為知識天然地就分為三六九等。但在我們的專欄所講解的知識體系看來，知識的深淺輕重，是以理解現實問題為導向、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準繩的。沒有什麽知識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同樣，也有一些學者，有意無意地把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囫圇吞棗和故弄玄虛當做做學問的一種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奧的知識，也能夠清晰地表達出來。反過來，一種思想，如果表達得不清不楚，那別人也無法指出它的錯誤。那些只能用來“端著”的知識，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人走紅一定是有曲線的，暴得大名，然後突然塌陷，比如李誕現在就開始緩慢塌陷，俞敏洪則突發塌陷正猛。誰的人設都禁不起密集圍觀，誰都有充分理由塌陷，成名後的必然塌陷只是因為有了落差，塌陷才適合做功。區別就在終將到來的塌陷之後的走向，不像明星有專業公關打理塌陷，有些作家學者網紅塌陷之後，就再也沒站起來。從薛兆豐的反應看，他不會輕易認輸，被質疑不是北大正式的事業編制教授，是院聘教授。薛兆豐就在得到平台的售賣課取消了北大教授的招牌，並不妨礙課程銷售。

做學問的人自有做學問人的高冷自處，傳播者也要有傳播者的適合身段。對於用戶來說，即便是三流知識也是知識，好過沒管道和興趣去汲取知識。更何況知識有深淺，有進階，有良莠，有真偽，很難說有幾流。如果說通俗易懂閱聽人眾多就是三流知識，只能說三流的用戶層面挺大。

後面的私貨：

我也買了薛教授的課在聽，從奇葩說到經濟學，這是本經濟學白癡的一大步，三流就三流吧，估計級別太高了我也聽不懂。這不是廣告哈，沒人付廣告費。薛兆豐講話，免費才是最貴的。

薛兆豐在“誰先說愛情誰就輸了嗎”那道辯題中說，一個人在某處的機會，等於在其他地方的溢價能力。用這個理論，我老人家現在無價可溢，無機可會。聽什麽看什麽，完全憑趣味，黑貓白貓聽得進去就是好貓。如果還捎帶著喝進去點輕薄的知識點，那就算挺不自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