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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記|大文豪的另類“家庭暴力”:托爾斯泰夫人的悲劇命運

作者丨保羅·約翰遜

編輯丨吳酉仁

我們把托爾斯泰看作一個職業小說家。

這是事實。《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些作品,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為他帶來了世界性的名譽和財富。這是過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過的。

但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並非用於寫小說。舊制度下的貴族們,都難以擺脫這樣一種觀念,即寫作是比較下等的工作。托爾斯泰也是如此。他對詩人費特說:“寫小說既愚蠢又令人羞愧。”所以,他時常放棄藝術,去行使道德導師的職責,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高,這種傾向日益顯著。

這是一場災難。作為一位作家,托爾斯泰當之無愧。但是,他不想成為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領導,雖然他在這方面根本不具備能力;他希望去發出預言,去創立一種新的宗教,去改造這個世界,但無論從道德方面還是從智力方面來看,他都不具有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格。這樣,他拖著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進了一片混亂的荒野。

一、對女性的偏見

托爾斯泰的思想中,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負罪感。比如他對自己的性欲和性滿足,經常進行自我譴責。

但這種自我譴責,是有選擇性的。

托爾斯泰認為自己有很強的性欲,他在日記中寫道:“必須有一個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寧。”(1853年5月14日)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阿爾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強烈了,以至於直到81歲為止,都不能沒有性生活。青年時期,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厭惡,並給他帶來“通常的結果”。他寫於1847年3月的一則日記,記錄他“從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1852年,他在給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況:“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銀的副作用讓我遭受了說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繼續光顧妓院。除了妓女,還有吉普賽女郎、高加索姑娘、當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國鄉村姑娘。

日記的基調是不停地自我譴責,並摻雜著對引誘他的女性的憎惡:

“現在看到她我就無法忍受,如此淫蕩,可恥,可恨,(她)使我違背了我的準則。”(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女傭們妨礙了我”(1853年6月26日)。

當托爾斯泰住在農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莊園裡時,他也會物色漂亮的農奴姑娘。1856年托爾斯泰到歐洲去旅行的動機之一,是逃避來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誘惑。從歐洲回來後,他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個名叫阿克西尼婭的已婚婦女。1858年5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樹林裡,我是一個傻瓜,一頭野獸。她那古銅色的皮膚和她的眼睛。我愛上了她,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頭腦中再沒有別的東西。”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婭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季莫費·巴濟金。托爾斯泰把她帶回家中做仆人。然而,他從沒有承認過那個男孩是他的,也從沒有給過他絲毫關心。

令人驚訝的是,他曾一度公開鼓吹教育農民是完全必要的,並親自在他的莊園裡為農民的孩子辦學校,但他並未做任何事情,以讓他的私生子學會如何讀書和寫字。也許,他是擔心日後的繼承權要求。他似乎並無憐憫之心,從不考慮非婚生子女的各種權利。而屠格涅夫不僅承認自己的私生女,還想方設法地以恰當的方式把她教養成人。也許是因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襯出他自己的行為,托爾斯泰對此心懷怨恨。有一次,托爾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屠格涅夫私生女的身世,言辭間侮辱了那個可憐的姑娘,引起一場他與屠格涅夫的激烈爭吵,而且差一點以決鬥的方式了結。

托爾斯泰知道,引誘村婦、經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為,並為這些罪過而自責。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責怪婦女,她們都是夏娃,都是誘人的妖婦。晚年他這樣說道:“看到一個裸露著胸脯的女人總是讓我惡心,甚至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1847年6月16日,當時托爾斯泰才19歲,他寫道:

“誰是我們身上淫蕩、放縱、輕佻以及其他一切惡習的根源,難道不是女人?誰應當為我們所喪失的勇敢、堅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擔責任,難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喪的,是托爾斯泰至死都保持著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東方色彩的婦女觀。與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時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現實生活中,他似乎從來不曾打算認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靈。實際上,他不承認婦女能夠成為嚴肅、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歲的托爾斯泰寫道:“一般說來,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當她為魔鬼服務時,魔鬼會借給她頭腦。然後,為了乾出什麽肮髒的事情來,她能奇跡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長遠,意志堅定。”他強烈反對J.S.穆勒《婦女的屈從地位》中的婦女解放觀,甚至認為應該禁止未婚婦女從事某種職業。

二、可憐的托爾斯泰夫人

34歲時,托爾斯泰選擇了一位醫生18歲的女兒——索尼婭·貝爾斯,作為婚配對象。他當時沒有多少錢,是個出名的賭徒,還因為侮辱地方長官與當局惹上麻煩。她當時是一個相貌平常、還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

他們創造了歷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記錄最完備的)婚姻之一。

托爾斯泰認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關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公開”,丈夫與妻子應該相互告訴對方“所有的一切”。於是,許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產生。托爾斯泰履行他的“公開性”準則,堅決要求妻子閱讀他已經寫了15年的日記。她吃驚地發現,那些日記都是以一種毫無保留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裡面記載著他所有性生活的細節,包括光顧妓院,以及他與妓女、吉普賽女郎、鄉村婦女、他的女農奴,特別是還有他母親的女友等的性關係。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這些可怕的日記拿走,為什麽你要拿給我看?”後來她對他說:“是的,我已經原諒你了。但這太可怕了。”這些話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記,她11歲就開始記日記了。

索尼婭得知丈夫是個性怪物,受到了驚嚇。托爾斯泰未曾預料到的是,她還從日記中讀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的(他自以為做到了這點)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發現他沒有償還賭債(其中有些錢還是向窮人借的);她還看出,他沒有告訴那些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他曾得過性病,而且可能還未治好。

托爾斯泰日記中生動的性生活描寫,在她的腦海中同恐懼糾纏在了一起。她懼怕、屈從於丈夫的要求,隨之而來的是痛苦的、沒完沒了的懷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懷孕的痛苦;而且接連失去了幾個孩子。先是彼佳死了,當時她正懷著尼古拉,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產的萬涅奇卡很快也離開了人世。托爾斯泰並沒有幫助妻子承擔起撫養孩子的事。由於不斷懷孕和流產,妻子對他的性要求的反感,也越發顯現出來,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道:“對一個身體強健的男人而言,再沒有比有一個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而她在日記中這樣傾訴道:

“我什麽都不要,只要他的愛和同情,但他不願給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踐踏在泥淖裡了。我只是一只被壓扁了的可憐蟲,沒有人需要,也沒有人愛護,一個挺著大肚子、不斷因懷孕而嘔吐的無用東西。”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婚姻竟然一直維持了下來。

索尼婭設法維持婚姻,使自己成為丈夫各種事務的管理人,而且是他不得不依賴的管理人,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務。她承擔起可怕的任務,把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小說手稿謄寫成清晰整潔的副本。這是一份苦差事,但她又十分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她很早就發現,當托爾斯泰施展他真正的專長時,他不再讓人難以忍受,也不會給別人造成傷害。正如她在寫給她妹妹的信中所說的,當他寫小說時,他們兩個人都是最幸福的。因為寫作可以賺錢,而他的其他行為只是浪費錢。而且“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愛他的文學作品,我崇拜它們,它們打動了我”。

托爾斯泰考慮問題的角度完全不同。養活和維持一個家庭需要錢,他的小說可以賺錢,於是他把寫作小說和賺錢聯繫在一起,並因此厭惡這兩件事情。索尼婭總是催促他去寫小說,這讓他認定,婚姻與小說都將妨礙他做出真正的預言工作。因此,托爾斯泰逐漸地不僅把婚姻視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視作道德進步的障礙。他對自己特殊的不幸進行總結,並猛烈抨擊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愛情本身。

其實,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婚姻問題。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們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況中印證一下,就會清楚地發現,這句話無論前半句還是後半句,都有可爭辯之處,真實的情況甚至恰好相反。不幸的家庭,以一些模式反覆出現,例如,丈夫是個酒鬼或賭棍,或者妻子不稱職甚至與人通奸,諸如此類,不幸家庭的各種特徵,總在令人厭煩地雷同和重複。另一方面,幸福的家庭才是多種多樣。對於這個主題,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思考過。

可以說,托爾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敗,與他在理智上的失敗(他不能對人類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評價),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更愛“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

雖然托爾斯泰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的命運,但如果不是由於繼承了地產即莊園,他們也許可以生活得好一些。田產是使托爾斯泰產生罪惡感的最重要的根源。這種罪惡感逐漸壓倒了他,並最終毀了他穩定的生活。

土地和農奴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在俄國,你不可能擁有一樣而沒有另一樣。托爾斯泰很小時就繼承了母親留下的田產。幾乎就從那一刻起,他已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問題:

“我應該如何對待我的農奴呢?”

如果他是一個明智的人,本可明白,經營田產的工作並不適合他;他的天賦和職責是寫作。他本應該賣掉田產,從而使自己擺脫精神上的困擾。遺憾的是,他並不是一個明智的人。他既沒有放棄這個問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它。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動搖、猶豫,結果弄得一團糟。

19世紀40年代末期,托爾斯泰繼承田產後不久,便開始著手對農民的“改造”。但因為面臨諸多困難,以及“豬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說的)農民,他很快就放棄了。18個月以後,托爾斯泰離開了田莊,繼續做其他的事情——縱情聲色、賭博、服軍役、寫作。但是,他仍然被“農奴”,或者更確切地說,被“農奴”這個概念所困擾,他在日記(1852)中寫道:

“農奴製的確是一種罪惡,但它又是一種令人極其愉快的罪惡。”

1856年,他又開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農奴們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讓他們獲得解放。他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請教那些有過類似經驗的熟人,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是,農奴們都相信當時的傳聞: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打算無條件地解放他們。他們沒有看出托爾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反而擔心他在耍什麽花招,於是斷然拒絕了他的建議。他憤慨不已,痛罵他們是一群愚昧無知、無可救藥的原始人。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創立一種新的宗教運動,這些願望在托爾斯泰心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寫道,他要創造一種信仰,它的基礎是“基督的宗教,但它淨化了教義和神秘主義,它許諾現世的幸福,而非來世的幸福”。這是一種陳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紀以來無數幼稚的宗教改革家們每日杜撰的想法。

但是,托爾斯泰頭腦中的宗教觀念,有著潛在的危險性,因為這些觀念與他的政治衝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非常容易燃燒的東西。自從他完成並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聲譽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之後,他就變得焦躁不安,不再滿足於寫作,而是準備公開大鬧一場:成為世界名人和預言家,一個有無數讀者和崇拜者來尋求智慧和指導的人。

第一次爆發是在1881年11月,當時托爾斯泰與家人住在莫斯科。他來到莫斯科的一個貧民區,希特洛夫市場,在那兒,他把錢分給乞丐並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圍住了他,他躬身進入附近一家簡陋的小客棧,在那兒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惱。回到家中,他脫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著制服、戴著白手套、打著領結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聲喊道:“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這樣生活下去!這讓人無法忍受!”他揮舞著手臂,說要放棄所有的財產,把索尼婭給嚇壞了。他立即著手為窮人制定新的救濟制度。然後又匆匆忙忙地趕往鄉村,同他當時的精神導師,所謂的“農民預言家”V.K.蘇塔耶夫商討如何更深入地進行改革。索尼婭獨自留在莫斯科,帶著他們生病的兒子、僅4個月大的阿列克賽。

伯爵夫人認為這是一種遺棄行為。她寫了一封信,概括了她與丈夫相處時的種種困難,還有她與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打交道時的憤懣。她說:

“我最小的孩子還未痊愈,而我自己又是那麽虛弱、可憐。你和蘇塔耶夫也許並不特別愛你們自己的孩子,但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夠、也不希望扭曲我們自己的情感。(不願將)向整個世界貢獻愛心之類的東西,當作對個人缺乏愛心的正當理由。”

索尼婭多年來一直觀察托爾斯泰的行為,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所愛的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他是否真的愛過某一個具體的人?

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裡,無疑是個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淪在貧民窟裡,和一個妓女結了婚,1856年年紀輕輕的就死於肺結核。托爾斯泰勉強抽出1個小時,在他臨終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堅決拒絕參加葬禮,他要去參加一個晚會。他的另一個哥哥尼古拉也死於肺結核,也是一個應得到憐憫的對象,但是托爾斯泰拒絕去探望他。最終,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趕到他那裡,並死在他的懷裡。他的第三位兄長謝爾蓋,由於賭博輸光了所有的財產,托爾斯泰幾乎沒給他任何幫助。

托爾斯泰的友情也是如此。通常的情況是,托爾斯泰索取,他的朋友們給予。屠格涅夫曾經慷慨周到地幫助過這位年輕的作家,他得到的回報卻是冷淡、忘恩負義。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了許多關於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卻常常並不屬實的東西。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給托爾斯泰寫了最後一封信:

“我親愛的朋友,俄國土地上偉大的作家,請聽從我的請求吧。請讓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並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經疲憊不堪,不能再寫下去了。”

儘管屠格涅夫直到兩個月後才去世,但托爾斯泰對這一可憐的請求從未做出任何回應。托爾斯泰說:“我總是懷念著屠格涅夫,我愛他,同情他,讀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這是演員的腔調,他扮演著公眾對他期望的角色。

四、整個家庭以悲劇收場

從1865年開始,托爾斯泰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工作。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尤其在1890年那場大饑荒中,他的救濟方案起了相當好的作用,而政府則想方設法地隱瞞饑荒的嚴重性。有一次,他還參與救援一個在俄國深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杜科波爾派教徒,政府打算將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義者聚集到一起,然後消滅掉。托爾斯泰為他們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聲疾呼,最終為他們爭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許可。

但另一方面,托爾斯泰拒絕以個人身份參與任何俄國的系統改革計劃。他用激烈的言辭,痛罵自由主義者的“改良”學說是一種妄想,甚至是徹頭徹尾的罪惡。他痛恨民主,鄙視議會,稱國家杜馬的代表們是“裝作長大了的小孩子”。他認為,沒有議會的俄國將是比擁有議會的英國自由得多的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響應議會改革。托爾斯泰尤其痛恨俄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公開辱罵了改革家斯彼蘭斯基伯爵。

托爾斯泰對俄國有一種羅曼蒂克的觀點:農民是最高的主宰者與決定的力量是他們集體的力量和他們的“正義性”,在推動歷史車輪的運動。他傾向於採用集體主義者的方法來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記事簿上談到對俄國農村饑荒的思考:“俄國全民族的任務是為世界奉獻一種新的思想,即一種沒有土地私有製的社會結構。”四十三年後,他偶然看到這段話,仍為自己的預見力驚訝不已。

在晚年的托爾斯泰眼中,真正的敵人是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正在到處傳播他們的思想,腐蝕著整個世界。他在晚年的兩篇文章《給中國人的一封信》和《論俄國革命的意義》(都寫於1906年)中寫道:“追隨著歐洲國家的道路就等於直接走上一條毀滅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英國與美國的制度。俄國必須從西方社會移開目光,放棄工業化,廢除國家制度,並采納不抵抗政策。

以上種種,讓托爾斯泰居住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變成了一個聖地。

各種各樣的人來到這裡尋求指導和幫助,或是來訴說他們稀奇古怪的觀點。此外,還有一個由托爾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組成的固定圈子。所有的人都把托爾斯泰看作他們的精神導師。托爾斯泰則扮演著教皇、家長和救世主的角色。拜訪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花園的涼亭牆上或寫或刻,留下各種各樣的題詞,比如:“打倒極刑!”“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長壽!”“圖拉省現實主義作家向托爾斯泰伯爵致敬!”等。

聲名遠揚的托爾斯泰在晚年樹立了一種範式:他創建了一個影子政府,著手處理世界各地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與各國總統或國王書信往來,發出抗議書,發表聲明,特別是在諸多文件、信件上簽字,允許各種有關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義。

托爾斯泰甚至還為他的王國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爾·戈裡格利耶維奇·切爾特科夫(1854-1936)。此人因善於鑽營,逐漸成為這一“宮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很快便開始對托爾斯泰的行為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不斷提醒這位老人發出過的誓約和預言,幫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標準,常常把他推向更為極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也變成了阿諛奉承合唱隊的指揮,托爾斯泰很喜歡聽到他們的聲音。

托爾斯泰的家人們,成了“宮廷”生活的犧牲品。

兒子伊利亞說,“世上的人分為兩類:一部分是我們這樣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們是特殊的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覆地灌輸進我們的頭腦,我發現它們是如此頑固,難以擺脫,(我的父親)對此負有相當的責任。”另一個兒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潰的折磨,他拋棄妻子與家庭,加入了一個反猶太組織。父親對性的日益憎惡,使女兒們全都感到了壓力。他不僅反對女兒有追求者,而且厭惡她們所選擇的男友。1897年,大女兒丹尼婭已33歲,她愛上了一個有6個孩子的鰥夫。這人看起來舉止得體,但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因此托爾斯泰十分惱火。他對丹尼婭進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誡,列舉了婚姻的種種罪惡。女兒瑪莎也墜入愛河並希望結婚,從父親那裡得到的是同樣的待遇。小女兒亞歷山德娜,因為最接近成為托爾斯泰的信徒,所以她和母親相處得很不融洽。

托爾斯泰精神激變帶來的壓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婭承受。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他強迫她滿足自己的性欲望,使她一再懷孕。然後,他突然堅決主張他們應該放棄性生活,“像兄妹”一樣地生活在一起。她抗議托爾斯泰放棄個人生活的隱私,對外人談論和記錄他們的私生活——托爾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純潔生活的誓言,不時地對妻子進行性攻擊。1888年年末,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號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後,是那麽令人惡心。”幾天后,他又寫道:“我被更強大的力量纏住了,墮落了。”1898年,他告訴阿爾默·莫德:“昨天夜裡,我又成了一個丈夫,但是沒有理由放棄自我鬥爭。上帝也許會保證我再不這樣了。”

托爾斯泰如此詳細地與一個外人談論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婭感到她最隱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眾的注目之下。

知識分子們有一個習慣,寫任何文章時都會考慮到將來發表。因此他們習慣性地把自己的日記當作辯護文章和宣傳工具,並作為自衛或進攻的武器。隨著托爾斯泰與索尼婭的關係逐漸惡化,他在日記中越來越多地指責她。

早在1890年,索尼婭就寫道:

“我一直幫他抄日記,他開始為這件事憂慮了……他想要毀掉以前的日記,以便僅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現在他的孩子以及公眾的面前。他的虛榮心太強了!”

沒過多久,他就把當時正在寫的日記藏了起來。於是互相閱讀日記的“公開性”原則瓦解了,兩個人都變得行動詭秘起來。索尼婭說,“以前,他要我謄寫他的作品,現在他把這事交給了他的女兒們(她沒有說‘我們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來,以防被我看到。他這種有計劃地把我從他的個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讓我瘋了,這真是讓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托爾斯泰開始記一本“秘密”日記,並把它藏在他的一隻長筒靴裡。索尼婭在他平常的日記裡什麽也沒有發現,開始懷疑是否還有一本秘密日記。她四處搜尋,最終找到了它。讀完之後,她在日記裡粘上一張紙,上面寫著:

“帶著一顆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這本令人悲哀的日記。關於我,甚至關於他的婚姻,他所說的是多麽不公正、殘忍和——願上帝和尼古拉耶維奇寬恕我——不真實,這是歪曲和捏造。”

這場噩夢般的日記之戰的背景是這樣的:索尼婭堅持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托爾斯泰從道德上對此感到極端地厭惡,他越來越堅信,妻子的這種要求在阻礙他追求精神的完善。比如他寫道:“我們坐在院子裡,吃著十盤菜,有冰淇淋、仆人、銀餐具而乞丐們從門口經過。”在給她的信中,他寫道:“我剛從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來,就好像從一場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幾乎引著我去自殺。我不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從中我看到的是毀滅……你我之間有一場生死之戰。”

1910年6月,這場鬥爭達到了悲劇性高潮。導火線是切爾特科夫瞞著托爾斯泰,私下裡把那些日記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婭堅決要求把日記中“令人不快的章節”刪掉,這樣它們就不會被發表了。當時發生了一場爭吵。事後,她和布爾加科夫(托爾斯泰的秘書)一同乘坐馬車時,哀求他勸說切爾特科夫還回日記,“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憐……看著這個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無法不產生深深的同情”。當布爾加科夫和切爾特科夫談到日記的事情時,他顯得“極度地狂躁不安”,並指責布爾加科夫把日記收藏之處告訴了伯爵夫人。

切爾特科夫向托爾斯泰抱怨。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索尼婭(7月14日),在信中他堅決認為,“最近這幾年,你的性情變得越來越易煩躁、專橫和缺乏自製力”,夫妻兩人現在對“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已經完全背道而馳”。

為了解決爭端,日記被密封起來,鎖在銀行裡。

一個星期後,即7月22日,托爾斯泰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羅蒙特村,去簽署一個新遺囑。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權都留給最小的女兒,並指定切爾特科夫為遺產管理人。切爾特科夫安排了這一切,還親自草擬了文件。

8月3日,發生了一場“噩夢般的爭吵”。索尼婭明顯地譴責切爾特科夫與她的丈夫有同性戀關係,托爾斯泰“氣得僵在那兒”。9月14日,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切爾特科夫當著她的面對托爾斯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我會開槍打死自己。”一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已經在長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記,並讀了它。第二天,他違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協定,把切爾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掛在他的書房裡。當他出門騎馬時,她把相片撕了個粉碎,並在盥洗室裡用水衝走。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半夜裡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顯然是在尋找秘密遺囑。他喚醒小女兒亞歷山德娜,並宣布:“我現在就離開這兒永遠。”當晚,他上了一列火車。第二天上午,切爾特科夫得意揚揚地將此事告訴了布爾加科夫,“他臉上洋溢著快樂和激動”。索尼婭得知這個消息後,縱身跳入池塘。這以後,她曾幾次企圖自殺,雖然這些行為(的決心)不那麽令人信服。

11月1日,托爾斯泰染上了支氣管炎和肺炎,不得不離開火車,被安頓在梁讚—烏拉爾線上的阿斯塔波沃車站。兩天后,索尼婭及其子女乘快車趕來探望他。7日,傳出了預言家去世的消息。

托爾斯泰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令人心碎,特別是對那些欽佩他的小說的人而言。因為他們從中看不到對重大問題的崇高辯論,而是充塞著猜疑、怨恨、報復、狡詐、背叛、脾氣暴躁、歇斯底裡以及褊狹卑劣。這是最惡劣的家庭爭端。後來,托爾斯泰的崇拜者們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車站臨終床上的場景,變成一幕“聖經”般的悲劇。但事實卻是,他那暴風雨般的漫長人生的結尾並非轟然巨響,而是一聲哀鳴。

托爾斯泰的例子說明,當一個知識分子以人為代價、追求抽象的思想時,將會有什麽結果。托爾斯泰試圖帶來一場他認為絕對必要的、徹底的道德改革,結果卻毀滅了家庭,也毀滅了他自己。(完)

本文節選自《知識分子》,〔英〕保羅·約翰遜著、楊正潤譯,巴別塔文化2020年出版,已獲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大小標題系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保羅·約翰遜(1928—),畢業於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英國歷史學家,2000年入選美國《時代》雜誌全球影響力百大人物。曾任《新政治家》編輯,長期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撰寫專欄。著有《猶太人史》《摩登時代》《英國人民史》等,以《知識分子》一書最為著名,也最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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