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余永定
評《直面中美貿易衝突》一書
為什麽美國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源於意識形態的分歧？政治制度的不同？兩種文明的衝突？中美衝突將止步於貿易戰、經濟戰，抑或將進一步發展為全面對抗？
在克林頓時期，中國被定位為“戰略合作夥伴”；在小布什時期，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奧巴馬時期中美發表聯合聲明要“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2017年12月，由川普簽署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把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報告認為，美國“將應對其正在面臨的世界範圍內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的競爭。中國和俄羅斯……，是對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的挑戰。”
中美貿易爭端應足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嚴峻挑戰的新時期。
當年積極提倡中美合作，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的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公開表示，中國和美國已經進入了“新冷戰”時期。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暢銷書《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 否 逃 脫 修 昔 底 德 陷 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提出：中美是否能夠最終避免一戰，取決於美中是否能夠逃脫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兩國的對峙過程中，擦槍走火的危險性是極高的。如果中美進入 “鬥雞博弈”狀態，局勢就可能失控。還有一個危險是，某個第三方把中美拖入直接對抗。
中美衝突問題的實質
中美關係是否真的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不是“夫妻關係”嗎？怎麽會走到可能兵戎相見的地步？
其實，艾利森教授在美國學者中還是鴿派，因為他並不否認美中兩國逃脫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而川普總統的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在2017年則公然宣稱，在今後5年到10年之內，美中之間必有一戰。
在班農和其他鷹派人物看來，問題不在於中國上升、美國衰落，也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於中國有一個謀求在世界建立以中國為霸主（supremacy）的朝貢體系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根據是什麽呢？他們所謂的“證據”主要來自中國的三項政策：“中國製造2025”、 “一帶一路”倡議、南海政策。他們認為，“中國製造2025”制定了中國最終在“在技術領域，特別是先進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以取代美國，統治全球市場”的具體步驟。
美國人對5G尤其關注。前共和黨參議員領袖金裡奇聲稱：“我們阻止了華為進入美國。但華為已經進入了60-70個國家。如果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了中國因特網系統，以後我們如何在世界行動？”
關於“一帶一路”和南海政策，班農聲稱中國是世界歷史上企圖同時實踐馬漢 “海權論”、麥金德 “心髒陸地說”和斯皮克曼 “邊緣地帶論”三大地緣政治理論的唯一大國。
他主張美國政府同中國進行正面對抗（confront）的強硬政策；他聲稱：“中國只不過是’紙老虎‘（ paper tiger），我要給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建議（recommendation）是：限令中國在72小時內把南海人工島礁上的全部軍事設施拆除，否則美國海軍將替中國拆除。”
川普政府中的主要成員，如彭斯和蓬佩奧對中國的態度與班農並無二致。
中美關係的惡化不僅同中國的崛起（Rise of China）有關、而且同美國國內政治有關。
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的藍領階層並未充分分享全球化帶來的收益，收入停滯不前、甚至惡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民眾對傳統精英階層的不滿情緒空前高漲。
身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川普正是利用了民眾的這種反建制情緒登上了總統大位。
從班農之流的言論中不難看出，美國的對華鷹派同時是美國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既反華也反對美國傳統精英階層，特別是華爾街金融集團。他們對中國的攻擊，也是為了打壓自己的政治對手，加強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而傳統精英集團也需要同中國劃清界限，以擺脫在國內政治鬥爭中的被動地位。
中美衝突的實質是企圖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同其實力相當地位的新興大國（rising power）和力圖維持其霸權地位（Hegemony）的霸權國家（Hegemon）之間的矛盾。
這種衝突不外乎四種結果。其一，霸權國家取勝，新興大國挑戰失敗。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其二，新興大國實現其“複興夢”，舊霸權國家接受新興大國的新地位。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接受美國取代其霸權地位。其三，兩者聯合，所謂“中美國”就是一例。其四，兩敗俱傷，被第三者取代。當年的斯巴達雖然戰勝了挑戰者雅典，但兩者最終都只好臣服於化外之邦馬其頓。
在這一力量消長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是兩國各自力量的重要來源（“軟實力”），但對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矛盾的性質不會有根本的影響。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同美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已無重大差別（俄羅斯同沙特阿拉伯相比，何者同美國更為接近，不言自明），但兩國之間的對峙同冷戰時期無根本改變。在美國潛在敵人的榮譽榜上，俄羅斯依然高中榜眼。俄羅斯的GDP僅僅相當於中國廣東省。如果它的經濟體量再大一些，中國恐怕就要屈居第二了。
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更不存在一個實現爭霸的大戰略。從中國的角度看，中美衝突是認知問題。但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不是意圖而是能力。美國人會問自己，即便中國現在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誰能保證在十年、二十年之後，當中國變得足夠強大之後，中國不會對美國發起最後的挑戰？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充分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的這種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料，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要讓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對中國保持足夠大的優勢。例如，在高科技領域至少領先中國二十年。如果美國自己發展的不夠快，那就讓中國失去增長勢頭。
如果說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大戰略”，美國卻有阻撓中國崛起的“大戰略”和實施方案，在美國的“攻勢”面前，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另一方面，還應看到，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統治階層中存在不同觀點。鴿派認為，中美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鷹派則認為，中美之間的最後攤牌只是時間問題。在川普政府中，似乎鷹派佔上風。川普本人是鷹派，但在鷹派中持相對溫和的態度。
不能排除，隨形勢變化，美國統治集團的對華政策有所調整的可能性。
如何避免中美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轍？
目前來看，可能有以下三條道路可以選擇：
第一種路徑是“摟抱”戰略。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ail Ferguson） 曾經創造了“中美國模式”（Chimerica model）的概念，形容中國和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互相依賴。
但這種平衡關係實際上恰恰依賴於嚴重的失衡，我將其稱之為“基於失衡的一種平衡”（balance of imbalance），這最終是難以持續的，並且實際上這種失衡導致的矛盾已經通過中美貿易衝突爆發出來。
而課題組的研究則認為，中美之間的互相依賴不限於國際收支，可以將這種互相依賴擴展到全球價值鏈為紐帶的實體經濟當中，使得中美經濟實現更高程度的融合，從而真正互相依賴、難以割捨。
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是充滿善意的。但是至少目前來看，在美國鷹派力主“脫鉤”的論調之下，“摟抱”戰略的難度較大，暫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將來是否還有機會，尚需要觀察。在本書中，課題組也沿著這一思路，嘗試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討。
第二種路徑則是與鄰為敵，要搞垮對方。
當前，美國的政客當中並不缺乏這類冷戰思維的人，甚至不惜以負和博弈的方式來削弱中國，並限制中國追趕美國的發展空間。一旦陷入這樣的出發點，則中美之間的問題將陷入無解，修昔底德陷阱也將成為現實風險。
我們應該認識到，只要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發展道路，任何外力也無法阻擋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同時，美國的精英階層也應該認識到，儘管斯巴達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贏家，但希臘城邦國家由盛轉衰，最終的受益者是長期處於希臘世界邊緣地位的馬其頓王國。
總體上，第二種路徑是最糟糕的情況，中美兩國應共同努力，將避免這種風險作為最低限度的一種默契。
第三種路徑則是團結協作、共同抗敵的模式。
中美之間一直存在各種分歧，但是當兩國共同面對更為緊要的敵人或挑戰，則這種分歧可能會下降成為次要矛盾。
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中，也不乏這種共同應對第三方挑戰的先例。20、21世紀之交，兩國在“9·11”事件後並肩抗擊恐怖主義；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年中美領銜合作、共同拯救全球經濟於危難之中；2014年，雙方還簽署了聯合聲明、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最終推動了《巴黎協定》的簽署。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大流行病的傳播，不分國界、不分國籍、不分種族。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自打贏這場戰爭。在疫情面前，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經超越了分歧。共同應對疫情及其帶來的各種挑戰，可能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路徑。
事實上，中美不但要共同面對大流行病的疫情挑戰，還要共同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全球金融風險、全球氣候變化等挑戰。由此應當強調更加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對抗，這符合兩國的核心利益。毋庸置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兩國將會面臨更多的共同挑戰。
另一方面，頻頻閃現於美國好萊塢大片中的外星人攻打地球、小行星撞擊地球，這些災難場景也反覆教育我們地球人：無論我們有何利益衝突，不要忘記，我們會始終不斷地面對將會毀滅地球人和地球村的共同敵人。
拜登政府即將上台（注：本文終稿完成於2021年1月20日），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間要達成可持續的貿易協定，前提必須是中美應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
中美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找到合作共識與共同利益：
首先，兩國應在世衛組織的主持下或與世衛組織合作，共同制定遏製新冠肺炎的綜合計劃。提供疫苗就是可合作的領域之一。
第二是應當實現中美貿易關係正常化，並在一定時間內取消雙方的所有附加關稅。很明顯，由於疫情的影響，2020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數量未達標。雙方應該根據不可抗力條款，重新就協議展開談判。要麽延長完成採購2000億美元額外美國商品的期限，要麽降低採購價值。
第三，拜登已將應對氣候變化列為政府優先事項，這也是中國政府的政策重點。兩國在這一領域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直面中美貿易衝突》
回答中美衝突的重要嘗試
浦山基金會“推動建立長期穩定的中美雙邊經貿關係”課題組的研究報告《直面中美貿易衝突》，就是回答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中美經貿衝突的重要嘗試。
該課題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回顧中美關係的演變並梳理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
第二部分，對關稅衝突、投資衝突、技術衝突、金融衝突進行分析，並對中美在各領域的衝突應對和管控提出建議。
第三部分，從全球多邊機制（WTO）改革，到區域多邊合作機制（CPTPP），再到雙邊合作（中歐經貿合作），以及中國自身的改革，進行具體的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
課題報告認為：中國需要將不同性質的中美經濟衝突做適度分割。
對於無解的衝突，他強任他強。對於有解的衝突，則要謹慎對待、努力推動達成共識，在保證中國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有所取捨、積極推動國內相關領域的實質性改革。同時，在應對中美貿易衝突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策也需要聚焦核心利益，並以此為出發點形成邏輯一致的政策框架。
我以為，研究解決中美經濟衝突辦法的這種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
一、以建設性立場，面對WTO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調整壓力
二、應盡快啟動加入CPTPP的談判進程。
三、分四步推動中歐在經貿合作方面取得進展。
四、中美應合作推動形成國際技術轉讓的多邊規則。
五、盡快推動國有企業的競爭中性改革。
六、不應封殺美國企業，相反應對美國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進一步全面擴大開放。
七、穩妥處理好擴大開放與防範風險的關係。
這些政策建議都值得認真考慮。
當然，課題的不少觀點和政策建議可以進一步討論，一些政策建議還可以進一步具體化。但無論如何，這份研究報告是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有關中美經濟衝突研究中最為系統、全面和具體的成果之一。我相信報告的出版將為推動中美經濟衝突研究發揮有益作用。
課題組成員都是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骨乾。他們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以高度敬業的精神，以“不死讀書，不唯上，隻唯實的思想”為指導，盡最大努力，幾經易稿才完成了課題。我願借此機會對課題組表示敬意和祝賀。
本書作者簡介
東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博士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室主任、研究員。
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在The World Economy、Economic Modelling、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Applied Economic Letters、《經濟學（季刊）》、《世界經濟》、《世界經濟與政治》等國內外期刊發表多篇理論和政策論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社部留學回國人員科技擇優基金，教育部留學回國科研啟動基金、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首席研究員）等多項課題。三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三等獎（2019年第十屆、2016年第九屆、2013年第八屆），三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政所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徐奇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研究員、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主任。兼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金融學會理事、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澳門城市大學特聘教授、新華社第四批特約觀察員、財政部金融人才專家庫成員和稅政人才專家庫成員、商務部中商智庫高級研究員、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中國經濟信心調查特邀專家”。
在《管理世界》、《世界經濟與政治》、《世界經濟》、《金融研究》、China &World Economy等期刊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出版專著六部、譯著兩部。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信息對策獎一等獎二次，三等獎八次。2011年被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入選2016年中組部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國家發展改革委重大改革研究課題、科技部創新戰略研究專項等多項課題。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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