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離的時代囚徒：《日本世相》系列的記錄與預言

展讀日本著名記者齋藤茂男的《日本世相》系列，經常為其記錄時代特徵之充實和預言未來之精準而感到欽佩。

齋藤茂男1928年生於東京，從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後進入日本共同通信社。作為社會部記者，齋藤的報導觸及教育、職場過勞、離婚潮等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就職期間多次以勤奮而出色的報導業績榮獲日本記者會議獎、日本記者俱樂部獎和日本新聞協會獎等獎項。齋藤著述極多。1982年12月，他出版紀實文學作品《妻子的思秋期》，開啟了《日本世相》系列的採訪與寫作。該系列在此後十餘年後中擴展至12卷，並由岩波書店於1993-1994年匯總出版。

其實齋藤早已於1988年從共同社退休，但依然筆耕不輟，除《日本世相》系列之外，還陸續推出了6卷本《齋藤茂男採訪筆記》和《現代的世相》等作品。據日本知名非虛構作家和記者鐮田慧回憶，直到因罹患重症失去意識的五天前，齋藤仍不失其記者本色：“面對是否要向病人宣告癌症而猶豫的醫生，齋藤茂男說‘作為一個新聞記者需要知道真相’，希望醫生說出看到的真實病況：還剩下多少時間，還能進行多少工作，采取保守療法有多少種選項，以及醫生過往經驗，等等。他像採訪一樣，微微弓著身，直視著對方，傾聽發言，並一一記下筆記。提問結束後，他把筆電塞進口袋猛然起身。”他貫穿生命始終的求真和職業精神令人動容。

率先被譯成中文的是《妻子的思秋期》和《飽食窮民》，分別為《日本世相》系列的第1和第4卷。這兩本書在日本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飽食窮民》出版於1991年），但與當今世界若合符節之處甚多，讀來絕無陳舊過時之感。

《妻子的思秋期》

《飽食窮民》

“當‘普通女性’成為‘事件’”

日本著名社會學者、女性主義理論及運動的領袖人物上野千鶴子在一篇評論文章《當“普通女性”成為“事件”》中，高度評價了《妻子的思秋期》的選題和寫作成果：“齋藤的報導在新聞行業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於他讓‘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成為‘事件’，呈現在大眾面前。這一行動的意義，再怎麽強調都不為過。”在這本書中，齋藤聚焦於家庭主婦群體，他的採訪對象多是企業高管、工程師、銀行家的太太，看似生活優渥，並無煩惱，卻由於痛苦的婚姻關係墜入深淵，終日借酒澆愁，甚至發展為重度酒精中毒。《飽食窮民》一書的第三部分“嘔吐的女人”也以“拒食、過食嘔吐症這一女性特有的疾病”為切入點，揭示了繁華社會中部分女性充滿“荒蕪和閉塞感”（上野千鶴子語）的內心世界。即使在女性主題作品汗牛充棟的當下，傑作仍不多見，所以用尖銳細膩筆觸描繪女性心靈與命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才會在世界範圍內激起巨大的回響。作為一名年長男性，齋藤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對被稱為“黑暗的大陸”的普通女性世界投以深切關注，將表面庸常無趣的私人生活暴露於公眾領域，並從社會結構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探索這些女性陷入困境的原因，的確是可貴的嘗試。

事實上，齋藤最初的訪談目標並非主婦，而是促進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各行業男性工作者。但他的視角在“滾雪球”式的追蹤採訪中發生了轉換，“‘日本企業群像’慢慢被推到遠景的位置上”，而家庭主婦逐漸進入視野，並取而代之，成為齋藤筆下的主角。齋藤曾經坦白：“……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男性的生存狀況緊密相連，也和企業以及社會整體狀況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具有和國際政治事件相匹敵的重要性，這是我之前從未想到過的。過去我只是簡單地把‘女性問題’當成女人們自己的問題來看待，過於輕視了。”

齋藤及時扭轉偏見，不僅將此前無人問津的主婦群體置於聚光燈下詳加體察，還在考察夫妻生活時勇敢地打破禁忌，探討了性生活在男女關係中佔據的重要位置。上野千鶴子特別指出，男性記者竟能做到令“（女性）採訪對象打開心扉談論這樣私密的話題”，齋藤高超的採訪技巧和為實現深度訪談所付出的心力可見一斑。

更為難能的是，齋藤還敏銳地注意到家庭主婦為日本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儘管這貢獻的成本十分高昂：“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正是因為女性在家裡扮演主婦角色，把家裡經營得很妥當，男人們才能在外心無旁騖地打拚，實現自己的事業抱負。甚至可以說，讓全世界震驚的日本的高效生產力，以及快速的經濟增長，都是以女人們難以描述的空虛和寂寞為代價，才一步步實現的”（《妻子的思秋期》第80頁）。上世紀80年代，工業化狂飆突進，中產階級全面崛起，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女性的境況並未因此改善，反而在大好景氣的映襯下愈顯蒼白空洞。在齋藤看來，“人應該怎樣活著，以及讓人活得有尊嚴的社會是什麽樣子”（《妻子》第3頁）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而一個將大量女性“工具化”，榨取其勞動價值卻極少加以認可和補償的社會顯然與理想相距甚遠。這恰恰是齋藤著力揭示和描畫的殘酷現實。

“思秋期的妻子們”

通過多年的採訪，齋藤茂男建起一座都市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群像。雖然存在年齡和出身等方面的差別，並且他選擇的案例多罹患酒精中毒和厭食症等奇異病症，多少給人獵奇之感，但他仍捕捉住這些受訪者的共性，並由此出發“刻畫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樣貌’”（上野千鶴子語）。

齋藤的受訪者無一例外深陷於泥沼般的婚姻關係中，與丈夫感情不睦，又無工作和愛好排遣，“當丈夫出征企業前線時，妻子在大後方的家裡承受著種種悲苦”（《妻子》第2頁）。不過，儘管這些女性處於弱勢地位，但她們對自己的困境不乏清醒的體認。一位受訪者表示：“我腦子裡明白，‘女人是男人活著的陪襯’這種說法太荒誕了，可我內心深處又執拗地認為，‘無論何時，服侍丈夫都是妻子的職責，做不到這一點的女人就是差勁的女人’，這種想法怎麽也揮之不去”（《妻子》第71頁）。還有受訪者承認“會給自己設定‘妻子應該這樣’的畫像，努力把自己嵌入畫像裡，但人總有情緒波動，不可能與想象的完全融合，於是兩者之前產生了差距，像時鐘‘嘀嗒’一樣，總在耳邊作祟”（《妻子》第49-50頁）。換言之，她們被崇尚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和覺醒的獨立意識左右拉鋸，又因為得不到家庭和社會系統的妥善支持而無力“從依附屬性中得到解放”，繼而產生自毀傾向。在性別平權觀念極端落後的日本，上世紀70-80年代的大量日本女性被否決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這一現象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頗為常見，許多父母認為沒必要過多投資女兒的教育），也不被職場接納（當時的女性就業率不到60%），被量身定製為某人的妻子，在逼仄的人生空間中按部就班成為“無法進入統計數據”的家庭主婦，完成相夫教子的使命後便在被社會公共生活無視和排斥的壓抑中度過餘生。

更可悲的是，婚姻往往並非主婦們的避風港，相反卻成為她們的痛苦之源。齋藤認為，除了男權至上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性別教育的失敗也應為這一局面負責：“在日本，孩子從出生就被灌輸男女有別的思想，不論是玩的玩具、孩子們的遊戲、還是看的戲劇、電視節目，都在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他們。日本人進入青春期後，都用既定觀念看待異性，而不是想著大家都是人，想著以互助互愛的人性去理解對方。……我們國家在培養孩子如何做人、如何與異性相處這一點上，完全處於未脫貧階段，而且在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妻子》第176頁）。女性自幼受刻板性別意識的規訓，“賢妻良母”的召喚如隱形鎖鏈纏繞終生。而父權體制下成長的男性對婚姻的想象和理解無比貧弱畸形，以至於他們組建的家庭、與妻子和子女的相處模式也只能是先入觀念的延續。齋藤收集了不少自稱被“無數的（社會價值觀）枷鎖五花大綁”的男性案例：“和妻子之間的男女關係、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殘渣、學歷社會的負擔……壓迫在他肩上的大山太多了。他原本希望女兒按照他規劃好的路線長大，大學畢業，找個名門子弟結婚……現在就一味責怪女兒為什麽要脫離社會的軌道，毀掉他辛辛苦苦攢起來的名望”（《飽食窮民》第257-258頁）。由此可見，以男性為尊的社會規範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對兩性雙方都形成了禁錮，沒有一方是贏家，每個人都在承擔性別不平等的惡果。齋藤做出的男性應及時“接收女性的（不滿）信號”並加以反思的呼籲，與三十多年後的“HeForShe”等平權運動的宗旨發生了巧妙重合。

另一方面，上野千鶴子認為“思秋期的妻子”並不會長期存在。她指出，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結束，全職主婦這一特殊群體的人數將顯著下降，“思秋期的妻子們是時代和代際更替的轉換期的產物。時代沒有朝著向大量生產思秋期女性的方向發展。”的確，在男性中心意識形態依然盛行的“東亞三國”，婚姻已不再是許多女性的生涯必選項目。截至2015年，有七分之一的日本女性在50歲前從未結過婚；而在35-39歲的女性中，這一比例更高達近四分之一。在韓國，年輕女性的獨身意願日益高漲。2018年，在20歲至44歲的人群中，64%沒有約會對象的女性表示她們選擇單身。有分析認為，到2035年，將有三分之一的韓國女性終身不婚。在中國，結婚率與生育率也逐年下降，“不婚不育保平安”成為公開的接頭暗號，用於發泄年輕女性對婚育的強烈拒斥。還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採用凍卵的方式推延結婚生子的時限，甚至有未婚女性選擇通過精子銀行受孕，獨自撫養孩子，將婚姻的必要性一筆勾銷。

然而，正如齋藤在書中所指出的，許多年輕女性雖然拒絕複製長輩的生活方式，但其思維模式仍然難以擺脫“女人”這一標簽的管轄：“思秋期依然存在，只不過是換了個形式，甚至隱藏得更深了”（《妻子》第225頁）。對婚戀敬而遠之固然是勇敢的反抗，但有時也會滑向斬斷與異性對話的通道，或將所有男性歸於加害者的極端。這種心態不僅使兩性衝突更加難以調和，也棄絕了享受美好婚姻和愛情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強無需建築於“仇男”和“恐男”的情緒之上。不過，如何為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爭取更廣闊的空間確實是女性終身都需要面對的課題。對此，齋藤提出兩點建議：“首先就是要懷疑、批判地思考社會所追求的所謂女人味。女性為什麽必須保持美麗？保持美麗是為了誰？為什麽女性要瘦得弱不禁風？為什麽滿街都是化妝品的廣告？首先需要學會懷疑。其次必須要認識到，女性自己的心靈和肉體的主人只有女性自己”（《飽食》第216頁）。這樣的話今天聽來也並不過時，值得當代女性珍視、記取。

“顛沛流離的時代囚徒”

齋藤茂男撰寫《日本世相》系列的出發點是探討“資本主義與人類的關係”：“大環境下，我們眼前一片繁榮，但只要稍微切換舞台，就能看到各類被異化的群體，他們深受各種打擊。”像《妻子們的思秋期》一樣，《飽食窮民》也將目光投向“身心失衡”的普通人，刻畫他們在奉競爭和效率為至高無上原則的社會體系中困頓掙扎的遭遇。

該書的第一部分“飽食窮民”講述了一批證券銷售員被銷售指標所迫，陷入借貸漩渦無法脫身的慘痛經歷。第二部分“快節奏的城市”完成於1984年，揭示了飛速發展的計算機化潮流對人們，尤其是科技行業從業者的改造和異化。例如，有程序員坦誠自己沉迷於以二進製為基礎運行的計算機世界，對於複雜多元的人類世界反而難以適應：“如果一件事不是黑白分明，我心裡就會著急得不行。一件事非得分出個是非對錯不可。所以看人的時候，心裡總覺得非得給他定性、分群才舒服”（《飽食》第136頁）。齋藤隨之提出疑問“人們和計算機的感情愈發親密的同時，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卻變得空洞化。……我們這一列通往自閉化社會的列車會不會加速前行？”（《飽食》第163頁）。有意思的是，他又一次準確預言了30多年後社交網絡在極大程度上已取代現實人際網絡的現狀。

齋藤指出，“思秋期的妻子們” 是認識到自身所處困境，卻無力擺脫；而她們的丈夫和《飽食窮民》裡在職場拚殺的男性受訪者甚至滿足和自豪於自己被工作無限榨取的生活：“他們對我這樣一個毫不相乾的外人說起自己的工作時，沒有絲毫抱怨的辛酸，聽起來更像是歡快地高歌‘我的生活意義’，‘工作價值’。可在我看來，這些男人身處企業和社會的殘酷框架裡，像被什麽東西附身般，被逼到一條單行道上，只會馬力全開地向前衝。我總覺得在他們慷慨激昂的話裡，夾雜著某種悲哀”（《妻子》第188頁）。於是，當終於被工作壓垮或以種種形式被職場所拋棄後，他們很容易陷入震驚、困惑和迷茫無措的狀態無法自拔，乃至以書中提及的主動失聯、酗酒等極端方式宣告人生的暫時終結。儘管齋藤對這些受訪者的命運不無感慨，但仍不留情地指出他們罹患時代病症的根源在於“走向毀滅前就極度貧瘠的人格特性”（《飽食》第162頁）。換言之，他們需要依附於某些外在事物，否則便無法存活。就此問題，齋藤又一次將矛頭指向了學校和家庭教育：“大家都沒接受過這樣的教育，不知道完整的人生該怎樣度過。……日本看似是個大國，但每一個國民的內在竟如此貧瘠，像無根飄搖的小草。如果說我們成年人已至此，難以改變，至少要從小孩子的教育開始著手做些什麽。”（《妻子》第88頁）。他反覆呼籲讀者“拓寬生命的深度與廣度”，在時代狂潮侵襲下守護個體的完整與充實。

在1998年11月發表於《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齋藤回顧了35歲時一位中國記者建議他投身社會漩渦、拒絕袖手旁觀的往事。他寫道：“對於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現實，光憑冷靜客觀的觀察是無法捕捉的。記者只有置身於弱者的環境中，徹底從弱者的角度出發觀察世界，才能接近現實的本質。那一夜聽到的話，讓我自覺‘中立、公正、客觀’這一常識的虛假面，我引以為戒，並珍重地銘記了下來。”《日本世相》系列便是齋藤站在弱者立場，觀察和剖析世情變遷的集大成之作。他給予“患者”莫大的同情之理解，以手術刀般的犀利精準劃開時代的毒瘤，希求終止“時代囚徒”們的顛沛流離之旅，幫助他們重獲內心的平靜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