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人自覺自律和美國人的放任都不一樣，總人口和中國哈爾濱差不多的以色列，選擇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如今第一劑接種率超80%，近半民眾已接種新冠疫苗
(對待疫情，需要將公共衛生信息轉化為及時有效的決策。 圖：金焱)
文｜《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發自華盛頓
編輯｜蘇琦
我剛到美國時，電視上有關中國的報導，基本上是做多中國和做空中國的對立。我每次看美國對中國的報導，反應都是“呵呵”。
在美國我參加過的論壇中就有關於“媒體偏見”的探討，也與美國記者同行之間非常激烈地討論過這個話題，結論就是媒體肯定是有偏見的。作為媒體人，我們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最大程度地克服自己的偏見當道。但很多人生的見解和看法都是經年累月的沉澱，我們對信息、對世界的理解中，有一部分無法避免的就是偏見。
在我向中國人解釋美國，和我向美國人解釋中國時，我發現都是一樣的難。
前兩天出版社讓我錄一段《親歷美國逆轉》有聲書的介紹。我說起大國關係的轉變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機後世界的改變。因為疫情當前，疫情帶來的挑戰突破了現代人既有的常識認知，突破了現有的生存經驗。在不同的時段，人們對疫情和抗疫模式的對比也不斷進行重估。
在我過去一年的採訪中，沒有多少人讚成有14億人口的印度的“群體免疫”模式，顯然印度放手一搏的結果是，現在印度各地發現了多達240種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變種，其中一些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變種可能具有很高的傳染性，甚至更具危險性，某些毒株具有免疫“逃避機制”，一些已經具備抗體或已接種疫苗的人有可能再次感染；
以寬鬆抗疫戰略浮出水面的瑞典，沒傲驕多長時間就變成北歐疫情最嚴重的國家；關於中國抗疫，國際醫學界權威學術刊物《柳葉刀》認為，新冠疫情在中國得到迅速遏製令人印象深刻，為其他國家樹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樣。及早發現病例、追蹤接觸者以及改變人群行為等積極的公共衛生乾預措施，在中國遏製疫情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有人認為中國抗疫的代價太大。
以色列成為疫情在全球肆虐一年後的新典範。自去年12月底開啟第三輪全國性封鎖，並四度延長封城以遏病毒傳播後，現在以色列政府已經要逐步重啟商業和公共場所了，以色列的底氣在於，第一劑接種率超80%，近半民眾已接種新冠疫苗。
記得一年前疫情開始蔓延時，我採訪了諸多美國醫學界的專家，他們告訴我，這事在美國大概率就不可能發生，因為在美國過去200多年抗擊傳染病的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也許是：學會利用“壞消息”去糾正問題，並把它變成習慣和制度。
諷刺的是，美國的習慣和制度遇到了顛覆者川普，導致在疫情期間，連戴不戴口罩這樣的基本要求都被政治化。這使得美國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雖然人口隻佔全世界的4%，但在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佔比接近20%。
我在中國的家人看到美國新增確診病例數長期居高不下，今年1月初的最高紀錄是一天新增約30萬例病例，直覺就是病毒飄散在美國的空氣中，我出門也許就有致命危險。
他們如此關切，忘記了中美的人口差距、密度差異，以及醫療服務體系差異巨大，數據統計的方式方法也有差異。比如在判定新冠病毒死亡案例上， 在美國，不論醫生認定是否直接死於新冠病毒，任何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都被計入公開報告中的新冠死亡病例。美國有專家就感慨過，說希望最終的新冠感染者死亡證明書能包括有過往疾病史，但任何被檢測為陽性的死亡案例都被納入了美國死亡統計——現在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已經站上50萬大關的門檻。
我認識的美國人中，得新冠肺炎的真是少之又少，就是得了也沒過多久就好了。我的黑人朋友Sherin是個特例。前兩天她告訴我，去年三月她從歐洲回美國，在飛機上被傳染；半年後，她又得了新冠，這次是在家人聚會上被傳染，家人去逝了，她病了兩周好了。
實際上美國各州的人口、人口密度、數據統計方式也差異巨大。在疫情最嚴重的三個州紐約州、加州和得州，差異也很大。在震中之一的紐約市，有超過28000人死於新冠病毒，每295人中有1人死亡。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縣是美國另一個重災區，疫情奪走了近2萬人的生命，每500人中有1人死於新冠病毒。在得克薩斯州的蘭姆縣（Lamb County），直到去年聖誕節前，報導死於新冠病毒的是63人——這裡地廣人稀，13000人生活在近2600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每163人中有1人死於新冠病毒。
(美國，尤其是美國聯邦政府不可思議地錯過了應對疫情的關鍵機會。 圖：金焱)
美國人對疫情的態度讓我的家人大為震驚。比如在美國疫情接近失控的2020年聖誕節期間，那時每天都有10萬至20萬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也在隨之增加。我告訴家人，我認識的很多美國人都出門去玩了，有的出國遊，有的國內遊，大家都在曬假期旅遊照片。
我的家人問，疫情都這樣了還旅遊呢？我解釋說，從疫情開始，我認識的一些美國人就沒停止過旅遊。有一個節目把美國人對疫情的態度分為五類：
A類美國人是視而不見型，其行為決定和往常沒有任何不同；B類人比A類小心一點兒，也會大幅減少飛機出行；C類是美國人的主流，他們在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口罩的前提下，盡量把生活正常化；D類是對疫情的恐懼戰勝了正常生活的渴望，能不出門就不出門；E類是完全生活在疫情恐懼之中。
這真的和中國抗疫不一樣。比如過年前，我在哈爾濱的一個家人被集中隔離，另一個家人所在的醫院沒有患者了。仔細一問，被隔離的是因為有一個確診者與她同一個時間段乘坐了地鐵。在醫院工作的家人則因為醫院所在的街道有一個疑似病例，患者們聽到風聲，一夜間都走了。那天是1月29日，我看了一下數據，當天哈爾濱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7例（其中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1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5例，而哈爾濱是一個近千萬人口的大都市。
更讓美國人無法想象的是哈爾濱人的自覺自律。比如我有家人因疫情突然就不用上班了，我就勸他們去出門旅遊一下，家人回答說不去，“怕招人煩，人家知道哈爾濱有確診病例。”
(新冠疫情是對各國的國家治理進行的高壓測試。 圖：金焱)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總結說，中國抗疫為世界提供三大經驗：與公眾做好溝通、想方設法遏製病毒傳播速度、醫療體系做好充足準備等。我覺得應該加上一條：中國人對生命、秩序的渴求和容忍度。
比如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西北的馬裡蘭州的蒙哥馬利縣，這個有一百萬人口的富裕之地，一年來新冠感染率是6%，這在全美國感染率是比較低的。現在有12％的美國人至少接受了一劑新冠疫苗，但約佔全國人口35％的人已經感染過冠狀病毒。研究人員的共識是，得了新冠的人會有幾個月的免疫力。
於是下一個問題是，美國是否接近群體免疫了呢？所謂群體免疫也只是一個估值範圍，一個國家如果70％—90％的人口有了免疫力，這個國家基本就獲得了群體免疫。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Ashish Jha，提出了“民眾免疫（population immunity）”的概念。他說，很多美國社區的新冠感染已經足夠多，因此美國有一定程度的民眾免疫，但這不是群體免疫，而是足夠的人口免疫，它會導致病毒減慢傳播速度。
後來我問他民眾免疫的具體界定，他沒說。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學家喬治·盧瑟福（George Rutherford）博士解讀加州病例迅速下降的原因時，他說的那是由於自然獲得的免疫力，尤其是在南加州——洛杉磯縣有50％的居民在某個時段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他相信南加州已經在接近於類似群體免疫了，雖然真正的群體免疫實現起來還要等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研究者根據模型指出，按照現在的感染率及疫苗接種計劃，美國最早可能在今年7月達到群體免疫。但問題是，在7月到來前，疫苗接種的速度如何，以及免疫持續的時間，變異毒株的影響都會加快或減慢群體免疫的實現。
在春節期間，我問國內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這個朋友說，國內可能有50%的人希望自然實現群體免疫，另有50%的人則希望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
總人口和中國哈爾濱差不多的以色列，選擇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以色列一項研究發現，在接種輝瑞公司和BioNTech新冠疫苗第一劑後15至28天內，該疫苗預防有症狀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為85%，在對抗有症狀感染方面的有效性為94%。所以以色列政府決定2月21日解除部分疫情防控措施，著手提振經濟。
以色列成為全球新冠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國家後，其感染和傳播數據有助於科學家理解新冠疫苗在人群中的真實作用。18日發表於《柳葉刀》上的一篇論文表示，自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未接種的120575人中，有89人確診新冠肺炎；在首次接種1-14天內的100433人中，有55人感染，感染率下降26%；在首次接種15-28天內的88126人中，只有26人感染，感染率下降60%。
以色列全國抗疫專家小組主席巴裡切爾（Ran Balicer）表示，疫苗有兩大功效，首先是直接效果，即預防新冠肺炎感染和其重症的效果。其次是間接效果，是指疫苗能對足夠多的人產生免疫力，阻絕流行病，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
在以色列成為現實版的“國際免疫實驗室”後，我又看了一下哈爾濱，2月22日零時至24時，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也許春暖花開後，全球疫情也在多種因素下迎來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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