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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年的“腦癱天才指揮家”舟舟:除了光環一無所有,生活靠資助

記者/張帆

編輯/計巍

首先是臉,那是張孩童般的臉,眼距較寬,鼻梁低平,會在不經意間露出一個純真的笑。這張臉的主人——舟舟已經43歲了,額頭和眼角已經爬上皺紋,頭上也生了白發。他喜歡和朋友們擁抱,嘴裡嘟囔著對方聽不太懂的關心;也會因為吃不到麻花——諸如此類的心願得不到滿足,毫不掩飾地發脾氣。

如果某一個時刻,你單獨和他待在一起,你會感受到一種靜靜流淌的孤獨。他的頭腦裡在想些什麽?

第一個蹦出來的答案:音樂。也許吧,舟舟的頭腦裡有音樂,那是在他幼年時,父親為他不厭其煩播放過的旋律。數十年間,那根指揮棒像是父子間的一道橋梁——一種彌補缺憾的愛;也在這家人和他們理想的生活——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之間,搭建了聯結的可能。

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意外事件,讓這種可能逐步走向現實,舟舟也開啟了他的奇幻歷程。

“不協調”的存在

43歲的舟舟在節目錄製的過程中睡著了。

這是一檔男性娛樂談話秀節目,關注“社會變革中男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況”,邀請的嘉賓是“各領域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台上主持人西裝革履,把控著互動的氣氛和節奏,背景音樂是傷感的調子,台下錄像設備超過五台,加上頭頂的彩燈,齊刷刷“注視”著當天的主角。

唯一看起來不那麽協調的,是43歲的名人——舟舟,他斜靠在鬆軟的黃色沙發上,兩條腿懸在空中,打起瞌睡來了。身旁的父親胡厚培拍了拍他,提醒兒子錄製還沒完呢。

26年前,舟舟被湖北電視台的導演張以慶發現,也是因為一種不協調感。

曾在武漢歌舞劇院樂團擔任指揮的梅篤信記得,張以慶當時要拍攝一名剛從大學畢業、在樂團擔任低音提琴手的女孩,主題圍繞“各類專業的大學生畢業之後步入社會的情況”。拍攝女孩在樂團中演奏的鏡頭時,張以慶無意中看到在一旁默默比劃的舟舟,這個弱智兒一下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跟梅篤信說:“我猛然一想,一個畫面,一邊是所謂的大家認為的高雅的藝術,高雅的交響樂團,另一邊是這麽一個有殘疾的小孩,這是兩種極不協調的畫面,但是它們又非常協調的集合在一塊”。

因為患有唐氏綜合征,即便成年後,舟舟的身高也只有1米45。他的智力也停留在孩童階段,只有30,正常人的智商下限是90。

談到樂團當時為什麽允許一個孩童出現在排練場,梅篤信回想,因為舟舟不具有破壞性,相反,舟舟挺溫和,也挺善良,“你在那做什麽事情,他在旁邊不跟你產生干擾,如果他在裡面瞎鬧那也融合不了。他還經常會拿著笤帚在那掃掃地。我們有些演奏員來了之後,都會跟他說話,他就會伏在你的膝蓋上,摸摸你的手,摸摸你的腿”。

作為武漢樂團的一名低音提琴手,胡厚培記得第一次帶3歲的兒子到排練場“上班”的情景。按照計劃,樂隊當天要演奏《卡門》和《拉德斯基進行曲》,為“五一”晚會做準備。當舟舟跟著胡厚培走進小禮堂來到樂隊同事面前時,叔叔阿姨們紛紛與他打招呼,有的還過來親切撫摸他的頭,和他聊天。

一位小提琴手為舟舟擺好椅子,找來一張舊茶几當作“小桌子”放在舟舟面前。桌子用來放彩色筆、卷筆刀、小畫書和幼兒讀寫課本這類學習用品,有時也放一些生活用品,如手紙、蘋果和樂團同事給舟舟買的可樂。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這張“小桌子”成了舟舟的專座,不管舟舟在或者不在,他的座位都不會有人去坐、去搬動,他桌上的物品也沒人去翻動。

樂團演奏時間內,舟舟從不到處走動,也不到處亂摸亂拿,即便在休息時也如此,這是他受歡迎而不像其他頑童那樣隨時都會被趕出去的原因。有時,他抱著雙臂斜靠在椅子上看樂隊演奏,傾聽音樂變化起伏。有時,他把雙腳擱在茶几上,將身子和椅子、茶几擺成一個舒適的角度靠在那兒,全神貫注的看著,聽著。一些時候,他甚至會拿起一根鉛筆,跟著樂隊的指揮,模仿著做一些動作。

午飯時間,樂團的同事訂便當時會給舟舟也訂一份。大家發現舟舟喜歡吃雞腿,就會往他的便當裡多加一個。漸漸地,舟舟學會自己跑到叔叔阿姨面前,從大家的便當中挑自己喜歡吃的菜。這樣的互動讓舟舟和樂團成員們都感到開心、愉悅,即便是在演出任務緊急、排練十分辛苦的時候。

“苕”也是我兒子

張惠琴30歲時,和37歲的丈夫生下第一個孩子——舟舟。她後來在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用了兩個詞形容丈夫胡厚培:堅毅、韌性。

張惠琴曾對即將出生的舟舟心懷期待:“要是生一個男孩,希望他像父親,能五官端正,有他父親的堅毅和韌性,做一個十足的男子漢。至少,我希望他健康,受最好的教育。因為我們都沒上過大學,我很希望孩子能上大學。”

當醫生告訴張惠琴,孩子不會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的時候,這些期待全部落空了。舟舟讓她覺得抬不起頭,這種自卑一直持續到舟舟成名之前。“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我從來不談論我的孩子。當他們談論自己的孩子多麽健康多麽活潑的時候,我只有默默地羨慕的身份。有時候,有的同事埋怨自己的孩子哪裡長得不好看,我就想,如果有一個智力正常的孩子,我就知足了。我的部門要給舟舟辦‘勞保’,在辦手續交舟舟照片時,我總是千叮嚀萬囑咐,希望不要把舟舟的照片給其他人看見。”

張惠琴曾在一個文藝團體工作,一些同事是很漂亮的舞蹈演員,她自卑得不敢看她們的臉。舟舟成名後,她才敢和她們一起交流養育孩子的經驗,盡情聊天,成了朋友,分享舟舟喜歡跳舞之類的小細節,“終於找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自尊”。

舟舟沒有上過幼兒園,張惠琴解釋原因說:“我心疼他,怕他被人嘲笑,怕正常的孩子欺負他,擔心別人的眼光。”

相對於妻子的敏感、脆弱,胡厚培表現出了他的堅毅和韌勁。他從不怕別人的白眼,他認為:舟舟是我的兒子,就是一個傻瓜,也還是我的兒子。

因為生了舟舟,張惠琴內心覺得有愧於丈夫,她覺得這讓他抬不起頭。胡厚培則告訴妻子:“我們沒有做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我們沒有危害社會,有什麽對不起的,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別人怎麽看是他們的事,我們自己要挺起來腰杆來。窮,我們自己現在改變不了,你也不要強行去改變,不偷不搶,為人走正道,我們就這樣等待哪一天,總會(好起來)”。

胡厚培的童年是在貧窮和缺少父愛母愛的環境中度過的。1941年,胡厚培出生在湖北黃陂一個貧苦農民家中,大約一歲時,母親去世,父親也在不久後因病離開了他。或許出於對童年缺失的彌補,他決心為兒子付出全部的愛。

在胡厚培的觀念裡,作為一個父親,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低常孩子,是衡量其有沒有“中國式大丈夫氣概”的試金石,而這種“大丈夫氣概”的精髓,在於“子不教,父之過”的傳統觀念。在他看來,光養不教,既不是一個好丈夫,更不是一個好父親;真正的愛,要表現在“嚴教”上,表現在引導兒子健康成長、成為國家有用之英才上。

他在1978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記錄了思想逆轉的過程:

“我反覆想過,如果我沒有一個聰明而且可以寄托希望的兒子,那就意味著我在人際關係中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籌碼;如果在別人的眼裡我只有一個’苕’兒子(注:苕,武漢方言中的“傻瓜”),那就意味著我這一生都要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無論是經濟狀況還是心理狀況,我都將難以得到平衡。而且,越到老年,我就越是以弱者的面目出現在眾人面前,只能仰視我必須面對的人們!眼下,從諸多因素考慮,舟舟簡直沒有生存下去的丁點兒理由,但是憐子的情緒卻偏偏在這個時候纏著我並佔了上風。我清醒的意識到:從本質而言,舟舟不應當為他自己的基因變異承擔責任,他是無罪的,他應當享受生的權利,我要讓兒子活下去!不管別人說什麽!為了我的至愛,為了這個無辜的生命,為了妻子,為了家庭,即使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我也應當是在所不惜!”

教兒先做個正常人

“教兒先做一個正常的人”,這是胡厚培最先給自己設立的目標,儘管教會舟舟自食其力並不容易。這包括,舟舟學會用湯匙吃飯花了近2個月的時間,學會用筷子吃飯花了1年多的時間,“正常孩子1歲多就會做的事情,舟舟卻到3歲時才學會”。

最難教的是“刷牙洗臉”和“控制大小便”。開始學刷牙的時候,舟舟不是把牙膏吃了,就是連牙膏帶漱口水一塊吞下肚子;舟舟洗臉有時不擰毛巾,整個“拖泥帶水”就往臉上糊弄,結果衣服頭髮全打濕了,像隻“落湯雞”;舟舟四五歲的時候,仍然無法控制好排便的時間、地點和場合,有時在外面玩耍,把大便拉在球場邊上,被人看見後告訴了胡厚培。

為解決這一系列難題,胡厚培費盡苦心:舟舟洗臉時,給他少放點水,只夠打濕毛巾就行了;往舟舟的漱口水裡加鹽,水一鹹他就不會喝了,十次八次就把壞習慣“別”過來了;舟舟隨地大小便之後,作為懲罰,帶他去清掃現場,第二天不準他上排練場,不給買汽水喝,要求他在家裡完成20遍5以內的加法算式,臨摹一幅表現良好生活習慣的宣傳畫。

有次,胡厚培帶著舟舟上菜場買菜,碰上大學時談的女朋友(兩人當年因胡厚培家境貧困分手)。站在前女友面前,胡厚培有點拘束,婚後家庭擔子重,他的外貌已比同齡人顯得滄桑。“坦然”介紹完舟舟,心裡卻在打鼓,希望在兒子鬧出笑話前趕緊離開。不料舟舟當著前女友的面脫了褲子,當街“方便”起來。讓他感動的是,前女友沒有嫌棄,反而打開手提包,取出餐巾紙,幫他給舟舟擦屁股,並清理了現場。“那一點點當藝術家的瀟灑與尊嚴,隨著一次次的尷尬,幾乎喪失殆盡”。

困難和苦楚並沒有動搖胡厚培讓舟舟體味平常人生活的決心。為了培養兒子平常人的心態,在他還不會走路的時候,胡厚培和妻子就經常抱著他出入所有的公共場所,舟舟會走路之後,更是成了兩人的“影子”和“尾巴”。胡厚培稱這是用一種逆向思維來解決舟舟的問題,因為有些智殘兒的家長出於怕家醜外揚、怕孩子在外遭受頑童欺侮或迷路走失,會更傾向於把子女鎖在家中。

這種“開放政策”的收效是,舟舟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在公共場所,無論是小範圍的聚會還是萬眾矚目的大型演唱會,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能大方應對、毫不怯場。儘管早期的成長之路並不順利:舟舟曾因迷路走失過3次,最長一次4天,後來被武漢漢陽分局的乾警們送回了家;舟舟愛玩玩具槍,但父母給他買的諸多玩具槍,舟舟沒有留下一支,包括他心愛的小三輪童車,都被別人“騙走”了;舟舟拿著錢去買東西,半路上錢也會被人騙走;舟舟被頑童多次欺侮並剝光衣服,被同事用報紙裹著身子送回家來……

胡厚培住的大院有個女歌手,小有名氣。女歌手的兒子三四歲時,比舟舟小,知道兒子跟舟舟玩,訓斥道:“你怎麽跟他玩,你是上等人。”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同事聽到了,轉述給了胡厚培。女提琴手很有正義感,當面替舟舟打抱不平,“你什麽上等人啊”。

2016年時,舟舟在醫院被查出肺癌,同時發現,他的肋骨斷了三條,胡厚培推測是舟舟小時候被打的,他受了欺侮無法表達出來。

面對歧視和欺負,胡厚培通常應對的方式是:忍著。忍無可忍,就跟對方理論一下,但絕不會報復。一方面,他認為自身受過的教育給了他道德上的約束。另一方面,內心深處,他接受了“因為有舟舟這樣的孩子,就沒有發言權”的現實,“不出頭,也不跟人家挑事,能夠把日子過下去就可以了”。

武漢歌舞劇院歌舞團樂隊(後來的武漢歌舞劇院樂團)的包容給了胡厚培感動和希望。不光是他所在的樂團,還有舞蹈隊、話劇團、京劇團……都有舟舟最優秀的“老師”——有人朗誦屈原的《國殤》,順帶教他兩句:“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有人畫京劇裡的“包公”臉,也隨手給他也勾了個“馬五”。

指揮棒和音樂夢

胡厚培永遠記得舟舟6歲的某一天,那是舟舟第一次拿起真正的指揮棒的日子。樂隊首席逗舟舟:“想不想當指揮?”

“想啊”,沒想到舟舟接過遞來的金屬指揮棒,爬上指揮台,就模仿起樂團指揮的動作——左手往鼻梁上推“眼鏡架”,一本正經看著樂譜,右手拿著指揮棒輕柔而果斷的劃起了弧線。樂隊奏起了《卡門》序曲,在胡厚培印象裡,舟舟當天的指揮“動作優美瀟灑,節奏準確,手勢到位,音樂感覺非常貼近樂曲的發展趨向,特別是結束動作非常瀟灑”。末了,樂隊首席突然問他:“老胡,你平時一直在家教舟舟學指揮嗎?”

舟舟的這次偶然嘗試並沒有經過提前訓練,也沒有在樂隊中引起太大波瀾,但卻讓胡厚培看到了希望。在當時,按照正規幼兒園和小學的規定,不收智殘兒,而接收智殘兒的學校還不具備今天的規模和格局,昂貴的學費也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胡厚培和妻子打算自己來教育舟舟,只是舟舟的拚讀寫、識字、數學能力極差——他無法順暢從“一”數到“十”、總是把“三”和“五”混淆、無法準確讀寫自己的名字……夫妻倆換了各種教學法,但都起色不大。

舟舟在音樂指揮上的表現給了胡厚培驚喜,也讓他調整了對兒子的培養方向。胡厚培用竹筷子給兒子削了一根指揮棒,此後,每當看到兒子用它模仿指揮、臉上露出自信的神情時,他都感到一種“遲到的幸福”,因為“經過苦苦探索和努力,我們終於找到一種可以替孩子討回自尊與自信的道路和方式……”。

儘管展露出音樂天分和對指揮的癡迷,但舟舟的一些行為常常令父母哭笑不得。每當出門,經過臨街的賣影碟光碟的小店時,如果商家恰巧在播放交響樂曲,舟舟就會抽出隨身攜帶的指揮棒,當街臨場“發揮”起來,引得路過的人裡三層外三層地圍觀,以至堵塞道路,影響車輛通行。有司機報了警,交警來了,將正在指揮“千軍萬馬”的舟舟請到小轎車裡,護送到家。這樣的事件發生過好幾次,但舟舟每次都“屢教屢犯”。

1992年,舟舟14歲,9月6日的武漢下著大雨,這天的武漢市雜技廳將舉行首屆國際雜技節的開幕式,胡厚培所在的樂團將承擔演奏、伴奏的任務。按照規定,樂團成員不許攜帶家屬及其親友到後台觀看前台的演出。儘管出門前反覆叮囑過舟舟不要跟來,但是當胡厚培換好演出服裝,帶著樂器等待上場時,他卻看到了站在不遠處被大雨淋成“落湯雞”的兒子。從家到雜技廳相隔6個公車站、約十幾裡的距離,舟舟是怎麽在無錢又無票的情況下闖入他從未來過的雜技廳的後台的?胡厚培沒想明白。他心情複雜,想批評舟舟,但看到濕漉漉的兒子身處樂團中,流露出興奮和“回家”的感覺,他又說不出狠話來。

“你見過有弱智人當指揮家的嗎?”張惠琴曾問胡厚培。“沒有。”他回答。“舟舟即便學了指揮,你能保證有哪家樂團會聘用他嗎?”妻子又問。“不敢保證。”回答依然是否定。成名前,舟舟在電視上看到交響樂演奏,會興奮地喊:“爸!媽!這是我指揮的!”胡厚培和張惠琴當然明白那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在維護兒子夢想和生存問題上,他們不得不做更現實的考慮。胡厚培曾給舟舟請了位美術學院的在校大學生家教,希望幫舟舟把興趣轉移到繪畫上來。那時,他覺得學會畫畫才算是真正掌握了一門能謀生的“手藝”,至少能讓舟舟“混口飯”吃。

舟舟並沒有表現出對於繪畫更多的興趣,甚至很難堅持學下去。相反,上台指揮這種能更直接的和觀眾產生互動的方式,讓他感受到真正的快樂。

“在任何情況下,哪怕在台下再生氣,他不會拒絕演出,不會在台上撂挑子,而且一上台他的情緒就能穩定下來。這是他喜歡的一種生活方式,從小他就喜歡跟我們一樣,穿好漂亮的衣服,上台,表演,好像他就是為舞台而生的。”接受採訪時,胡厚培告訴我,直到今天,舟舟對於舞台的喜愛依然純粹。

他放棄了讓舟舟改“行”學畫的想法,決心維護兒子的音樂夢。

聞名遐邇的新聞人物

在樂團裡發現了獨自揮舞指揮棒的舟舟後,這個智殘兒的形象在導演張以慶的頭腦裡縈繞了兩年。他後來豁然明白,最初自己為什麽會心裡一顫:那是對生命的激動,是對一個寬厚的生存環境的感動。“我絕不是把他當作一個天才來拍的,舟舟不是天才。我是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的孩子,一個普通的生命來拍的。”

當張以慶找到胡厚培,說明拍攝意圖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胡厚培不收分文就答應了他的要求。胡厚培跟張以慶說,“我窮,我需要錢,但是我不需要賺這個錢,舟舟是個唐寶寶,全國像這樣的孩子有很多,你做到把他拍好,讓全社會關注這樣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這是功德無量,這比你給我幾個錢要意義重大得多”。

張以慶攝製組的同事們發現,舟舟在鏡頭前毫無常人的拘謹,這使得畫面生動自然。但這種不可自控性給拍攝增加了難度:舟舟每天除了在排練場上聽音樂,其余時間就是毫無規律地“漫遊”,攝製組需要跟隨著他“漫遊”,同時要充分滿足他突然提出的吃某種食物的要求;舟舟每天不停地上廁所,而他身上系著一隻價值8000多美元的微型話筒,為了防止話筒掉到茅坑裡,攝製組的人每次都會跟他進廁所,幫他系好衣褲。

1998年5月27日,這部取名《舟舟的世界》的紀錄片在湖北衛視首播。隨後,中央電視台將該片增加了7分鐘,分為上下2部,在國際頻道播出。一時間,舟舟成了聞名遐邇的新聞人物。

5月30日,武漢中南商都破例邀請舟舟在大門口指揮樂隊。以往,每當看到這裡舉行重大慶典,有樂隊助興演出時,舟舟都會流露出興奮和嚮往。《武漢晚報》參與舉辦了這次演出並對其進行了報導:“最激動的莫過於胡一舟(舟舟)的父親,他噙著淚花告訴記者,‘孩子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在音樂之中。感謝社會給他圓了音樂指揮之夢。’”

1999年1月14日晚,胡厚培接到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時任理事長劉小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邀請舟舟參加1月22日在北京保利劇院舉辦的“中殘聯一九九九年迎新春文藝招待會”。

中殘聯曾找了三家交響樂團與舟舟配合,但過程並不順利,原因是舟舟對起拍的時間把握不準,造成樂隊“起奏”困難。最終,中國歌劇芭蕾舞劇院交響樂團答應了合作。

舟舟指揮演奏的兩首曲目(《瑤族舞曲》和《拉德斯基進行曲》)被安排在壓軸的位置,謝幕後,時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樸方上台擁抱了他,讚揚道:“一切生命都是偉大的”。

2000年2月6日,大年初二,由崔永元主持的最新一期的《實話實說》播出,節目中,舟舟作為指揮與中國歌劇芭蕾舞劇院交響樂團再次合作,樂團演奏的曲目是《新世界》,即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

因為這首曲目難度較高,舟舟從未指揮過,在節目錄製過程中,舟舟不能很好把握樂曲開頭的節奏,中間一些困難的部分也狀況不佳。樂團裡有人提出更換曲目,在崔永元的堅持和溝通下,《新世界》得以保留,改為直接從主旋律開始,隻演奏一小段,最終完成錄製。

這期節目播出後,整個春節期間,胡家的電話幾乎沒有斷過,人們打來電話詢問關心舟舟的情況;領導親自登門拜年,慰問舟舟;甚至,有智殘孩子的家長千里迢迢上門取“經”,要買紀錄片的VCD光碟。

從武漢到全國,一波又一波“舟舟熱”旋風刮起,這是胡厚培和張惠琴全然沒有想到的。

作為父母,他們能明顯看到某種變化在舟舟身上悄然生根:兒子已經開始對自身價值有了概念,他開始對周圍的一切表現的更加自信和矜持,甚至學會撒嬌了。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

卡內基音樂廳的掌聲

《舟舟的世界》在國內播出後,德國、法國等國的電視台買下了這部片子的播出權,舟舟的影響力走出了國門。

當胡厚培從鄧樸方那裡得知,肯尼迪的妹妹來信,邀請他和舟舟訪問美國時,他詢問對方該怎麽做。在鄧樸方的建議下,胡厚培謝絕了肯尼迪妹妹的邀請。後來,在美國凱西兒童基金會和鄧樸方的促成下,舟舟個人訪美改為:胡厚培和舟舟隨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一行80餘人赴美訪問演出。

2000年9月6日,搭載著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成員的飛機在美國降落。這是舟舟第一次出國。巡演的第5站是紐約市的卡內基音樂廳。當晚的演出由陳魯豫主持,參演人員有邰麗華和桑蘭,觀看者包括2800個普通觀眾,以及聯合國秘書長、紐約市市長、市議長、40多個國家駐聯合國外交官。舟舟與美國十大交響樂團之一的辛辛那提交響樂團合作,先後演奏了《自新大陸》、《瑤族舞曲》和《星條旗永不落》。

回憶往事,胡厚培關於那晚的記憶被如夢如幻的音樂和如濤如雷的掌聲填滿。

他目睹了身著燕尾服的兒子在掌聲中登上了指揮台。例行禮節後,兒子的指揮棒落下,樂隊“轟”的一聲響,奏起了一個和諧但不流動的和弦,緊接著一提琴、二提琴的小二度隱隱約約地冒了出來,立刻引導出明快、跳躍的旋律。

在場內此起彼伏的讚歎聲中,一曲奏罷。場下傳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緊接著是第二首和第三首曲子。在胡厚培的印象裡,激昂的旋律讓大地好似開始震顫。他看到台上的兒子忽而右腳後退一步,腰身向前做半蹲姿勢狀,好似“海底撈月”,忽而全身直立前傾,作“奮不顧身”狀。全場觀眾的目光隨著指揮棒轉動,人們驚訝地半張著嘴,似乎要把塞滿大廳每個角落的旋律都吞下肚子裡去。

當定音鼓從強到弱,一陣碎擊,全體管樂再次響起,緊接著木管也跟了進來,弦樂以最強撥弦飄在上面時,樂曲戛然而止。坐在場中的胡厚培又一次感到被熱烈的掌聲包圍了。

“我成功啦!”走下舞台的兒子一見到胡厚培,就大聲喊道,並一頭撲進他的懷抱。

結束美國的巡演,來自國內外的演出機會雪片似地飛來,舟舟的演出日程排到了2002年。2001年的4月到8月,他每月至少有1場演出,其中最多的達6場。他還獲得了與施瓦辛格、劉德華、牛群等明星同台的機會。

當年的媒體報導記錄了舟舟成名後胡家生活發生的一系列變化:

“現在,他(舟舟)不僅是武漢市殘疾人藝術團的正式成員,市殘聯還免費送他到弱智學校上課,以充實他的文化知識。”

——1999年8月3日《作家文摘》

“一個是來自美國的著名硬漢影星施瓦辛格,一個是武漢的弱智兒童舟舟,昨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愛心大使之夜·中國特奧慈善晚會’上,他倆的風頭之勁,幾乎把同台演出的其他巨星比了下去。”

“中殘聯主席鄧樸方說:我國現有弱智人士一千一百八十二萬,舟舟為他們爭了光。”

——2000年5月20日《長江日報》

“從未正規上過一天學,卻以音樂指揮聞名的武漢弱智青年舟舟,沒想到昨日真的圓了職業夢:被市殘聯正式吸納為武漢紅金龍弘愛藝術團專職演員。”

“讓弱智人能公正獲得一個自食其力的社會職業,此舉在全國一千多萬弱智人中尚屬首例。當舟舟的父母與市殘聯在就業協議書上簽完字後,其父胡厚培開心地笑了,並略帶哽咽地說:從孩子出生就一直牽腸掛肚,這回心裡總算輕鬆些了……”

——2000年6月24日《長江日報》

“舟舟投保頗費了一番周折。長期以來,國內保險公司一直有個慣例,對於存在智力障礙者一般不予承保。但是,近年舟舟的名氣越來越大,演出活動日益增多,外出時的安全問題成為其父母的一樁心事。”

“為解除舟舟父母的後顧之憂,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在仔細了解舟舟的具體情況後,做出承保決定。如此一來,舟舟不僅在平時有了六千元保額的意外傷害保障,而且自他五十五歲起,每年還可領取二千元的養老金。”

——2000年7月3日《武漢晚報》

“據舟舟的母親介紹,成名後的舟舟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由了,已近退休年齡的舟舟的父親常常要請假陪舟舟外出。他對記者說,過去他不怕舟舟私自外出,因為沒人會對他感興趣,現在不同了。他得時刻警惕有人利用舟舟,甚至害怕舟舟被‘綁架’。”

——2000年12月6日《長江日報》

舟舟結束美國巡演,回到武漢後,梅篤信能感受到,舟舟有了名人意識。拍紀錄片之前,武漢樂團在那排練,舟舟會不聲不響地走過來,跟這個說說話跟那個說說話;現在,他會站在門口不進來了,招手叫別人出去。因為這種孩童式的不加掩飾,樂團成員們經常笑話他:“你怎麽出名了把我們這些老夥伴都瞧不起了。”

有人對胡厚培說:“老胡啊,這回你兒子也成‘大明星’了!胡厚培認真地跟對方說:“這算什麽‘明星’?不過是一個殘疾人得到了社會和世界對他應有的尊重罷了!”

天才指揮家?

2002年5月,指揮家鄭小瑛在台灣舉行音樂會,正逢舟舟也在台灣表演,有人帶著疑惑小心翼翼地問她:指揮樂隊是不是不太困難?

這不是鄭小瑛第一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2003年8月,她發表《從舟舟的“指揮舞”說起》一文,指出一些媒體在宣傳舟舟時有不恰當之處,如稱舟舟為“天才”、“奇跡”,誤導了包括一些“望子成龍”的家長在內的閱聽人對指揮專業的認識。

在這篇文章中,鄭小瑛指出,不會看譜的舟舟其實不是在指揮,而是在跟著音樂用手臂跳“指揮舞”:

“指揮的揮臂和舞者的揮臂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們與音樂的主從關係不同。指揮是音樂的主宰,他的揮臂是無聲的指令和引導,快一點或慢一點、響些或輕些,整個樂隊都得聽從他的指令,陶醉在他的引導之中;而跳‘指揮舞’者卻是音樂的‘仆人’,他只能隨著音樂做動作,快或慢,強烈或柔和都是按照己經被其他指揮練好的音樂比劃。舟舟無法接受系統的音樂教育,因而他不可能選擇曲目,不會看譜就不會排練,他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的指揮;但他的大腦肯定賦予了他較好的節奏感,聽見節奏較強的音樂就會興奮。而且有一定的音樂記憶力和模仿指揮的能力。於是他能夠相當不錯地跳‘指揮舞’。要知道那些節奏律動沒有變化的樂曲,不用指揮樂隊也能奏得齊,然而如果音樂的節奏不那麽鮮明,而且有快慢變化,恐怕就不容易摸仿得準確了。”

在這篇文章末尾,鄭小瑛建議想把孩子培養成指揮家的家長,應注重孩子幼時音樂基礎的夯實:“凡是學有所成的指揮家,多是既有‘超群”的天賦,又有‘超群’的勤奮,因為優秀指揮家的‘帥’或‘瘋’,如果只是自我表演而不能體現淵博的學識、崇高的人品,那就無異於一個只會手舞足蹈嘩眾取寵的小醜。”

這種來自行業內的質疑並沒有引起大眾媒體的廣泛傳播。那段時間,當從小生長於樂團環境之中、有著較強音樂敏感性和模仿能力的智障兒舟舟,一次又一次與國內外高水準交響樂團合作,二者同台產生奇妙的觀賞體驗,台下的掌聲和鮮花總會毫無意外擁向舞台。

“舟舟不能稱之為指揮家,更不能稱之為天才指揮家。”當我提到那些質疑的聲音時,胡厚培說,“舟舟的頭腦裡面有音樂,他語言沒法表達,他也沒法用文字寫出來,他只能通過他的動作、指揮表達出他對音樂的理解。”

但他不能接受“舟舟是在褻瀆音樂、嘩眾取寵”的說法,“我認為音樂只有在植根於普通老百姓的時候才能顯示出它的神聖來,音樂不能是掛在廟堂之上的東西”。

“觀眾喜歡舟舟,不完全是同情或憐憫,我不能說沒有這種成分,但主要是舟舟的表演給他們帶來快樂高興。舟舟在台上的表演,平心而論,相當投入,而且基本上能到位,他的動作其實很瀟灑的。你不得不佩服舟舟一個智障人士在台上有那種表現,這是非常可貴的。”

演出減少了

2001年4月,舟舟被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招為團員。胡厚培帶著舟舟來到北京生活,住在位於惠新東橋的藝術團大院裡。父子倆住的房間不大,十餘平米,床是上下鋪。藝術團每月給舟舟付1000元的工資。

此時的張惠琴已身患胰腺癌7年。住院化療、養育兩個孩子、家庭日常開支……經濟問題給胡厚培帶來不安全感:

“自從舟舟出名後,許多人都以為舟舟這回是進了‘保險櫃’,今後生老病死,養老送終是有著落了。其實,由於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對舟舟而言,除了他頭頂上那道耀眼的光環以外,依然是一無所有,他的生活依然是依靠父母以及一些關愛他的朋友們的資助。也就是說,這些生活費用的來源,一旦發生什麽變故,就會立即中斷,並沒有得到法律的保障。至於一些“保險”費用,由於數額微薄,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胡厚培開始為舟舟私下接演出。那些年的演出費用高,一場最多能拿到3萬,通常一個地方連演幾場,合作的也都是當地最好的交響樂團。《舟舟的世界》拍攝前,胡厚培和張惠琴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還不到100塊,張惠琴在外打好幾份工,存錢只是奢望。有了商演之後,情況逐漸扭轉,以山西的演出為例,連演4場,每場勞務費5000塊錢,一趟下來就掙了2萬。

“舟舟媽媽可以使用的錢逐漸多了,孩子們吃啊穿啊的質量就大不相同了,這時候我們才揚眉吐氣了。”胡厚培說,部門曾因為舟舟歧視他的人,在那之後也轉變了態度。

2002年,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提出,給胡厚培一家在北京北四環分一套房子。他拒絕了。房子沒產權,只有使用權,更重要的是,他怕因此被藝術團牽製,無法再為舟舟接商演。雙方協商最終的方案變成:胡厚培在武漢買房,付10多萬的首付,藝術團按照每月2000元,還5年的抵押。

“舟舟不可能一輩子都在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胡厚培解釋當年的擔憂。藝術團沒有常設樂團,無法滿足給舟舟演出配樂團的要求,“沒有樂團,舟舟更沒有呆下去的理由了”。

雙方出現利益分歧後,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有大型活動,舟舟參與越來越少。

2006年,張惠琴去世。胡厚培帶著舟舟離開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受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校長金國華邀請,回到武漢,組建“舟舟交響樂團”。金國華給舟舟開出4.8萬的月薪,雙方簽訂為期5年的合約。合作方式是,胡厚培負責找專業樂手,金國華負責出錢,付工資,買樂器。因為經營不善,僅1年時間,樂團就轉手他人。合約裡未兌現的4年的薪資,胡厚培沒再要。他解釋雙方的分歧:“金國華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是個做生意的好手,但是他不懂音樂,不懂藝術”。

在與新晉經營者合作時,依舊面臨管理上的問題。樂團人數被從60人減少到28個人。胡厚培覺得,管理者對外宣傳的是“大型交響樂”,但樂團人數最起碼得43人,“他搞成28個人,根本就不配套,就像人走路是個跛子一樣”,“這是在敗壞舟舟”。一年後,雙方終止合作。

2008年,胡厚培接手“舟舟交響樂團”,自己經營,他很快發現,一切並不容易:這年的上半年,因為南方雪災,樂隊出行成了問題。

樂團的資金鏈也出了問題。樂團人數43人,最多時達到60人,每人的工資兩三千,“搞音樂的人,文化程度高,身價在那,工資不會太低”。如果是舟舟和樂團一起出去演出,好的情況下一場能掙6萬,差的時候一場3、4萬,因為演出場次不飽和,掙得不多,再加上本身缺乏資金支持,養活大家成了問題。

此外,安全問題也令胡厚培提心吊膽。有次樂團去東北演出,車在去的路上著了火,好在人未受傷,但連修車帶回來的路費,花了他20多萬。

苦撐到2013年,樂團成員先後離開,最終面臨關閉的結局。

“我就覺得舟舟需要這樣的一個樂隊,他的天賦或者長處只有在跟樂隊合作的時候才能顯出來,如果沒有樂隊,他就沒有精神頭了。他開始是拒絕放光碟指揮的,最開始有誰提出來不用樂隊他是拒絕的,後來因為很多場合,樂隊沒辦法(滿足),你不能要求所有地方都有一個很好的樂隊。”胡厚培解釋他堅持為舟舟組樂團的原因。

梅篤信曾短暫參與組建“舟舟交響樂團”,並幫助排練一些基本的節目。梅篤信分析“舟舟交響樂團”難以為繼的原因:

“第一,舟舟指揮的演出,開始它的確很新鮮,但並不是因為他的指揮樂隊才演奏得好,而是樂隊本身已經演奏得很好了,他的指揮從形象上模仿得好,作為綜藝性質的節目讓大家看看可以,但是作為一個嚴肅的藝術活動、藝術演出,那就不具備合理性了。”

“第二,他的演出需要一個大的樂隊,這本身就不可能。那時候他組建舟舟交響樂團,是因為有一個投資人,但最後為什麽不成,因為想法不一樣,它不符合(市場)規律啊,一個人長期要投那麽多錢,為了什麽,他並不是慈善家,他最終還是利用舟舟這個效應,利用大家獵奇的心理,還是為了賺錢,但是這麽大的樂團,如果拉到全國到處跑,你要多大的投入,這一條決定了它不可能持久。”

“舟舟交響樂團”關閉後,胡厚培帶舟舟來到北京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因為請交響樂團配合舟舟指揮的成本高,藝術團將其替換為民樂隊,或是直接播放交響樂光碟,讓舟舟對著CD機指揮。演出曲目裡,也包含了《小蘋果》這類流行歌曲。

2016年,因為檢查出肺癌,胡厚培帶著舟舟離開北京,在深圳接受中醫治療。2017年,胡厚培與深圳點亮生命殘疾人藝術團簽約。儘管演出條件較差,這家藝術團表示,願意為舟舟組織有交響樂隊的演出。雙方簽訂了5年的合約,每年藝術團付舟舟20萬的費用。但因為藝術團資金出現問題,隻兌現了1年的費用。

2017年這一年,舟舟的演出不足10場。

我們需要他

2020年10月,深圳點亮生命殘疾人藝術團的團長肖唐生回到老家江西農村,準備在這裡重建藝術團。

現在的舟舟,一年裡大部分時間並不是待在武漢家中,有時是待在東莞(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南方團所在地),有時是待在江西,都是在殘疾人的群體裡。

胡厚培告訴我,舟舟覺得在外面更幸福快樂,他在殘疾人藝術團裡有話語權,“他不是個正常人,他過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只能在有殘疾人演員的環境裡生活。哪怕演出少,他一個月總有幾場的機會是跟他們呆在一起的。他現在也不訓練,基本上台上見,他也過得很快活。”

今年3月,我來到江西宜春,在藝術團新建的基地見到了舟舟,並在這裡看到了他一天的生活。

舟舟住在肖團長的家裡,他獲得了自己單獨的臥室,位於二樓。推開臥室的門,站在陽台上,可以看到低矮的山坡和栽種的茶樹。早上醒來後,按照“流程”,舟舟刷牙、洗臉、衝咖啡和刮鬍子。隨後下樓吃早餐,包括一碗小米粥和兩個雞蛋(他會把蛋黃挖出來,不去吃它們)。用餐完畢,他把碗筷拿到二樓的洗水台清潔,而不是在一樓的廚房。隨後,他進臥室,喝了可樂,吃了巧克力和話梅。這些都是他最愛的食物,雖然它們會讓他發胖(他現在的體重大約150斤了)。

上午,舟舟坐10分鐘左右的車,來到藝術團的基地。他先是“遊蕩”到演員們排練舞蹈的房間,參與了一會,又“遊蕩”到演員們排練短劇的房間,找了個座椅,很安靜地看大家排戲。

演員們中場休息時,會來調侃他,讓他做導演。真正的導演是從外面請過來的專業人士,對演員們的表演不大滿意,讓大家夥一度有些緊張。舟舟的出現讓氣氛松弛下來。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女孩開舟舟玩笑,叫他“舟大腕”、“流氓舟”,他很認真的反駁,“我不是!”。中途,導演累了,佔了舟舟的座位休息,舟舟抱起雙臂,“國際臉”上露出微笑——無可奈何的神情。

午餐時間,舟舟的便當裡被盛上米飯和肉、菜。舟舟喜歡吃肉,如果給他一大盤肥肉,他能全部吃掉。肖團長想讓他多吃些蔬菜,做到飲食均衡,用了哄騙、批評、隔離各種招數。舟舟不理解,找胡厚培告了狀:“肖哥欺負我。”

午飯後,刷牙、洗臉,他躺在沙發上蓋著被子,很快睡著了,發出陣陣鼾聲。團友們跟我說,“舟舟的小舌頭伸出來,就是睡著了,小舌頭收進去,就是醒了。”

刷牙、洗臉和睡午覺對於舟舟來說都是雷打不動的習慣,如同星球自有它運行的軌道,他不喜歡這節奏被隨意打亂。如果哪天中午趕上別的事兒,例如跟著團友們外出吃飯,他會說“但是我的牙刷要帶著”,也會問“吃完飯睡午覺怎麽辦”。團友們哄他:“晚一點睡行不行 ,或者待會我們在路上(車上)的時候睡行不行?”這樣他才能接受。

下午,三名團友開車帶著舟舟去到基地附近的小超市,超市老闆幫他拿了洗潔精、杓子、牙膏和可樂。每當舟舟向團友們提出買東西的要求,這些要求通常不會被拒絕——即便那些東西並不迫切被需要。

回到基地後,舟舟為他即將到來的生日(4月1日)做起籌備。他拿出一張紙,上面是別人幫他寫下的一串電話號碼,對應的人都是他打算生日宴會上邀請的。他挨個給這些人打電話或者發微信語音——雖然他的表達含混不清,沒人能完全領會。如果對方沒有接聽,他會持續地撥打。

忙了會兒“生日籌備”,舟舟再次來到排戲的房間。在大家夥的慫恿下,他這次擔當起“導演”來。他左手拿台詞本,右手拿一根筆。喊完“開始”,他提醒圍觀的人不要講話。每次表演結束,他很認真地“點評”:“不錯!再來一次!”,“天生,你再演一遍”。

團員許天生是個失去了雙腿的年輕男孩,離開了農村老家和打工的工廠,藝術團讓他找到了歸屬感。在戲裡,天生找了位健全人女孩談戀愛。這天,女孩帶著他第一次見父母,戰戰兢兢敲開門,母親不同意他們交往,把天生帶來的禮物一把扔了出去。按照劇情,天生搖著輪椅憤然離開,突然,舟舟喊道:“天生,你別跑!”。大家一下子笑了。天生也笑了:“我嶽父嶽母嫌棄我呀!”旁邊有人提醒舟舟:“這是在演戲哦,舟舟。”

不知不覺間,下午的排練接近尾聲。“停!”舟舟喊,低頭看表(事實上手腕上什麽都沒戴),“休息一下!”他命令道。包括真正的導演在內,大家再次被逗笑了。

吃完晚飯回到肖團長的家中,舟舟獨自在臥室用平板玩了會消消樂。免費的遊戲次數用光了,就用手機劃微信聊天記錄,把一些“好友”置頂,另一些“好友”取消置頂,沒人理解也沒人在意他這麽做的緣由。

睡前,舟舟最後撥出的一個語音電話,是給胡厚培的。他告訴爸爸,外面打雷了。胡厚培安慰他,別害怕,可以把手機關了。

吳麗東是肖團長的妻子,也是舟舟的助理。她告訴我,有時舟舟會在她休息時,悄悄給她蓋上被子,這讓她覺得心裡一暖,“有時候就會覺得,不是他需要我們照顧,而是我們需要他”。

“我有個舟舟,他有過輝煌”

舟舟懂得愛情嗎?

團員劉偉明平時跟舟舟關係要好,他告訴我,按理說,憑借舟舟的智商,應該不懂得愛情,但有時候又覺得,他多少是有點嚮往愛情的。比如,舟舟會在吳麗東洗臉的時候喊她:“麗東,我喜歡你,你當我老婆好嗎?”

當初在武漢歌舞劇院的樂團裡,有個拉小提琴的女孩跟舟舟關係蠻好,經常開他玩笑,舟舟跟那個女孩說:“朱小青(音)你好靚哦,你嫁給我好嗎?”還有位來自空政歌舞團的女演奏家,舟舟喜歡坐在她的旁邊,衝著她傻笑,有時還從口袋裡掏出準備好的零食:“你吃,好吃!”

“舟舟懂得愛情嗎?”成名後,每當被媒體問到這個問題,胡厚培心底的“痛”都會被觸發。有次一個知名的記者採訪,他很認真的告訴對方:“按舟舟現在的年齡,他確實該談戀愛了,在我們家周圍和他一樣大的孩子們,一個個都有了自己的意中人,有的甚至都當爸爸了。但是憑舟舟的智商,他又達不到戀愛這個高度。平時他在家裡的一舉一動,都看不出舟舟對這方面有什麽要求。”

胡厚培後來在《舟舟告訴你——才智教育啟示錄》這本書裡寫道:“如果能讓我為舟舟再選擇一次的話,我一定會在‘天才’與‘正常人’之間,為舟舟選擇做一個正常人。我寧願舟舟什麽也不是,但卻是一個健全的、能戀愛結婚、有家庭、有兒女、有工作、有事業的真正的男子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除我的心頭之‘痛’。但現實中的舟舟又是智殘兒中的幸運兒,正是這種幸運,使我心中得到了同是智殘兒家長所得不到的慰藉,這又是我深感滿足的一點。”

2019年,舟舟被華大基因公司聘用,出任公益形象大使,宣傳語為:“我的人生我做主”。華大為舟舟付每月約6000元的工資,並上五險一金。加上胡厚培的退休工資,每月總共有八九千塊錢的收入,再加上演出掙的錢,維系一家人的生活不成問題。

“花開花落,雲起雲湧。我有個舟舟,他有過輝煌,而且有過不小的輝煌,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胡厚培說。

胡厚培已經是位79歲的老人了,健康每況愈下。他每餐吃的不多,因為患有糖尿病,不能碰甜食。幾年前,胡厚培在錄製節目的路上突發中風,之後出行就變得困難起來。因為身體不便,他沒來江西陪著舟舟。

去年,胡厚培認識了惠州的梁紅旗——一位民營醫院老闆。胡厚培覺得梁“人挺不錯的,社會活動能力特別強”。梁答應安頓父子兩人後面的生活,這包括拿出房子供他們住,幫胡厚培治療腿病。胡厚培現在的心願,是自己盡可能健康地多活幾年,“我活下來,沒別的,就是盡可能多照顧他兩天,讓他有個比較過得去的生活,讓他高興”。他打算5月去南方,把腿治得利索些,如果有條件,就買一套炊具,自己給舟舟做飯,“還是武漢的風味,其他地方的菜他吃不慣”。

3月21日,舟舟從江西去深圳演出,坐飛機往返,胡厚培委託點亮生命殘疾人藝術團的人全程陪伴兒子。他信任肖團長對舟舟的善意。藝術團隻兌現了一年的費用給舟舟,剩下的,胡厚培沒再糾結。肖團長也承諾會照顧舟舟。儘管相比小時候,舟舟的自理能力提高了不少,但在洗衣服、做飯、出遠門、購物等等事情上,他仍需要團裡夥伴們的協助。

有學者研究發現,中國唐氏綜合征患者的預期壽命估算是42歲。肖團長想的是,給舟舟控制飲食,增強運動,“看能否發生奇跡”。但胡厚培跟他說:“舟舟的生活,就讓他順其自然,他多活10年和少活10年,在他的生命意義裡他是感覺不到的,你們盡自己的一份心意,讓他每天開心就夠了,不要讓他改變什麽,這會讓他不高興。”

今年,藝術團計劃在省內做百場巡演,為配合舟舟演出,找的都是宜春當地的樂團,“不要求樂團有名氣,只要他們會就可以了。”肖團長說。團裡計劃給舟舟拍短視頻做宣傳,展現“舟舟曾經的輝煌和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主題跟藝術團“點亮生命”的名字結合,“人這一生,最重要的是生命和健康嘛”。不過,讓這一想法落地的難點是:用什麽拍攝手法才能更好地展現出舟舟的世界呢?

舟舟的臥室裡,放著一大口袋零食,都是胡厚培買給他的,有巧克力、話梅、鍋巴、乾脆面。桌上放著幾瓶大桶裝的雪碧和可樂。在吳麗東沒發覺的時候,舟舟拿了不少零食——他最寶貴的東西之一,把它們偷偷塞進了自己的旅行箱裡。

舟舟的床前放著一雙拖鞋,是機器貓的圖案,那是妹妹張弦買給舟舟的。舟舟3歲時,張弦出生,女孩性格像張惠琴,內向。高中時,她得知了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照顧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哥哥。她把“疙瘩”埋藏在心裡,沉默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從江西回北京的高鐵上,我接到了舟舟打來的微信語音電話,他再一次邀請我:“你會來給我過生日嗎?”

在舟舟還很小的時候,胡厚培堅持每天給他播放音樂。和大院裡別的孩子不同,這個弱智的孩子學不成鋼琴,甚至連聽懂播放的樂曲都很勉強。某天,兒子忽然對勃拉姆茲的《搖籃曲》表現出格外關注的神情,在諸多版本的《搖籃曲》中,胡厚培也恰好最愛這一版。作為一名專業的低音提琴手,他酷愛音樂,相信音樂能給兒子帶來好運。他希望通過音樂對兒子表達一種特殊的父愛——一種為了彌補缺憾的愛。

當舒緩悠揚的《搖籃曲》響起,父子倆都不再說話。舟舟是否能聽懂音樂已不再重要。胡厚培感覺到,自己與兒子之間,凌空飛架起了一道美麗的彩虹。

(本文參考資料:《舟舟告訴你——才智教育啟示錄》,作家出版社,胡厚培 亞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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