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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過人”的龍虎武師,香港電影已經不需要你們了

鋒芒智庫丨大靜

在第38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錢嘉樂、錢小豪兄弟將“專業精神獎”頒給了香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龍虎武師之一——入行逾50年、出演過120部電影、被業界喚作“魚頭允”的劉允。這也是金像獎設立該獎項以來,首次將專業項目的最高榮譽授予龍虎武師,儘管這個群體早已對香港、甚至全世界的動作電影做出了巨大貢獻。

龍虎武師,也被稱為武行,原本特指粵劇中負責武打動作的武師,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伴隨著香港功夫電影風潮的興起,龍虎武師們相繼走出梨園,走入片場,搖身一變成為香港電影產業中最特殊的一類工種。

一方面,他們是香港電影的死士,“Kungfu Stuntmen Never Say No(特技人永不說不)”是龍虎武師行動的不二準則,做過三年龍虎武師的曾志偉曾表示:外國人來探我們班時,問我們武行這樣你們也敢做啊?因為這個動作誰做誰死。正是帶著這股不要命的狠勁,香港功夫電影締造出一個黃金時代,中國功夫從這裡“打”向世界;

另一方面,他們是香港電影產業中地位低下的走卒,無論是吊威亞、演死屍、跳樓、跳車,最終不過是台詞沒幾句、甚至連姓名都上不了片尾字幕的“死跑龍套的”。李小龍憑四部半電影奠定了影壇地位,普通人一提到香港功夫片,首先想到的仍是這位已逝的功夫巨星。而龍虎武師中的絕大部分人,摸爬滾打半世,拍的電影幾十上百部,也不過被喊作“茄喱啡”(香港對臨時演員、小角色的稱呼)而已。

“醒目過人,專業精神”

儘管年過70歲,劉允上台時還是走路帶風,極具個人賣點的“鬥雞眼”依舊在,倒是整個獲獎致辭講的磕磕絆絆。去年,劉允曾表示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專業精神獎是他入行50年唯一有望奪得的電影獎項。如今一償夙願,劉允磕絆中有兩句話講的格外順暢,一句是“多謝香港電影養了我50年,我愛香港電影”,另句是“龍虎武師,醒目過人,專業精神!”

事實上,龍虎武師與金像獎早結下了深厚淵源。1982年的第一屆香港金像獎,簽約了邵氏電影的惠英紅憑《長輩》拿下影后,她的獲獎感言是:“我不知說什麽才好,不過我一定要多謝一個人,我的師傅劉家良。”

劉家良便是香港電影界最早一批的龍虎武師,他是洪拳的第五代傳人,其父劉湛是黃飛鴻的徒弟林世榮,也就是《黃飛鴻》系列電影中“豬肉榮”一角的原型。劉家良1950年投身電影,憑著過硬的武術功底在1963年晉身武術指導,並在1975年成為香港第一個從武術指導升級為導演的人。在職業生涯內,劉家良擔任過動作指導的電影超過160部,執導的電影超過25部。

內地觀眾普遍知道“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但在許多資深功夫片影迷眼中,劉家良是更值得頂禮膜拜的對象,相比於袁和平武打動作設計上的天馬行空,劉家良更講究拳拳到肉的格鬥感,有人曾講“劉家良要是去了好萊塢,哪裡還有袁和平?”

讓惠英紅斬獲影后的《長輩》,是劉家良1981年執導的一部作品。那會兒功夫片是旗幟鮮明的“男性向”電影,從來沒出現過所謂“打女”。南派的劉家良不顧“南拳北腿”的派系差異,堅持啟用了北派的惠英紅。很多年後,義兄劉家輝講到這件事,評價劉家良“夠膽”。到了第38屆金像獎,以“打女”角色拿到影后的,依舊只有惠英紅一個。

從龍虎武師到電影導演,劉家良是香港龍虎武師群體中不可多得的“進階”樣本,連同洪金寶、成龍、曾志偉、元彪、元華、元奎、劉家輝、惠英紅、甄子丹等或成為一代功夫明星、或成為知名武術指導的,都是以龍虎武師為職業踏板、從中受益的“極少數”。

“苛難式拍攝”

大部分時候,聽著很威風的龍虎武師,實際上就是個“挨打”的職業,甚至連挨打還得“有資格”。最開始入行的小武師們,連站著的機會都沒有,導演怕浪費時間和膠卷,通常讓小武師們演死屍,好不容易熬到能站著演了,“走位”不慎,星途盡毀。

曾志偉曾舉過一個例子,有陣子功夫片流行使“獨臂刀”,一把刀至少要殺二三十個人,殺了十八個,你第十九個衝上去,出了任何問題,換來的就是導演一句“行開啦”。

要麽當群毆鏡頭裡的一個人肉背景,想“出頭”就得更刺激——去包攬電影所有“容易出人命”的鏡頭。元華曾說,當年拍戲,要想拍的好,只有一句話——“大家死過”。

元彪拍《富貴列車》,整個建築都在熊熊烈火中,元彪側空翻從二樓樓頂翻下;錢嘉樂拍《東方禿鷹》給洪金寶做替身,從十來米高的懸崖上跳下,要恰好落在一輛行駛的卡車裡;元華拍《捉鼠記》,從二十米高的直升機上跳進海裡;楊紫瓊拍《阿金》,一場跳橋戲直接導致其摔斷三根肋骨,險些癱瘓;柯受良拍《最佳拍檔》,騎著摩托車從二樓騰空衝下,動作危險到連好萊塢特技演員都拒絕嘗試……不想做背景,就要實打實拿命來搏,成龍曾用一個詞形容,叫“苛難式拍攝”。

連“護具”都是奢望。導演陳德森形容片場場景:“那時候拍一個從高處往下摔的鏡頭,十個武行就都排在那裡做‘備份’,第一個人摔壞了,第二個、第三個就得接著上,救護車在旁邊等著,摔壞了直接送去醫院”,“武行受傷比率超過50%”。

有記者問洪金寶受過最嚴重的傷是什麽,洪金寶回答:“腿斷過7次,手斷過3次,我也不知道你說的哪一次重,哪一次不重。”順便說一句,洪金寶本人發明了威亞的一個新玩法——把吊著武行的鋼絲剪斷,武行直接從空中摔下,而且還要記得摔下來的時候是“沒力氣的”。

行業風險太高,香港保險公司甚至一度拒絕接武行的保單,但拚命三郎還是比比皆是,譬如早期師從佔元的“七小福”,後來誕生的香港武行界最出名、最不怕死的四大班底——劉家良的劉家班、袁和平的袁家班、洪金寶的洪家班、成龍的成家班,以及神風特技隊、猛龍特技隊等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亡命徒”。這其中,成家班名氣最大,香港曾流傳一個說法:醫院裡,永遠有7張床位是為成家班的人留著的。

如果說有誰曾為香港電影出生入死,大抵也就是這些弟兄了。

“我地中國人,唔系東亞病夫”

香港功夫電影從崛起到繁榮的一大驅動力,是港人不斷被“切中”的內心需求。

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國派出了140餘人的代表團參與三十個體育項目的角逐。最終除撐杆跳高外,其他項目均在初賽階段出局,幾乎等同於全軍覆沒。彼時中國代表團途經新加坡回國,新加坡報紙刊登了一幅漫畫諷刺中國人,漫畫中有四個大字——東亞病夫。

“東亞病夫”就此成為華人社會迫切想要撕碎的歧視標簽。港英時代下,作為“二等公民”,港人想重塑身份認同感的意識尤甚。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借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經濟騰飛,與台灣、新加坡、韓國一起被外界稱為“亞洲四小龍”,綜合實力的勁增,直接影響了電影創作的底層動機——即便是在虛構作品裡,港人也需要眾志成城、揚眉吐氣的暢快感。

現在回過頭去看香港叫好叫座的功夫電影,如《猛龍過江》《精武英雄》《醉拳》系列、《方世玉》系列、《黃飛鴻》系列……大多離不開兩個主題:一是民族大義,二是江湖兄弟。

以1972年上映的《精武門》為例,日本虹口道場館主鈴木寬在霍元甲的頭七之日送上了寫有“東亞病夫”的牌匾,李小龍飾演的陳真以一人之力單挑虹口道場館幾十名日本武士,把寫著“東亞病夫”的紙塞到日本人嘴裡,並說出了讓整個華人社會為之一振的一句話:“我話俾你地知,我地中國人,唔系東亞病夫!”

巧合的是,同樣是在《精武門》中,李小龍飛腳將鈴木寬踢了出去,而日本演員並不願意出演被踢到飛出門的動作。這個鏡頭最終是誰完成的呢?

成龍。彼時成龍由師兄洪金寶領著入武行,成為一名龍虎武師。這個鏡頭成龍一共拍了六遍,被一根威亞吊著撞破木門,威亞一松,成龍一遍遍摔在水泥地上,李小龍過來問“你可以嗎”,成龍回答“沒事,再來一遍”。

7年後,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推出了《精武門》的續集《新精武門》,這也是成龍第一次擔任男主角的電影,他在影片中多次模仿了李小龍的經典動作。也就在那幾年,成龍憑《醉拳》《蛇形刁手》《師弟出馬》等作品樹立了“功夫喜劇”的風格,並逐步迎來了屬於他的功夫電影時代。

“江湖兄弟”則更多來自於武行之間一起打過、摔過、死過的過命交情。2015年,浙江衛視的一檔節目請來了成龍、馮小剛、張國立、李冰冰,在一期節目中一名武行選手被淘汰,選手下場之前向觀眾表示“沒有我的這幫兄弟們,沒有我的今天”,成龍跟著接了一句:“沒有全世界的武行、龍虎武師,也沒有我的今天。”

被《精武門》影響的不止華人群體,好萊塢大導演昆汀執導的《殺死比爾》中,演員的招式就多處“取材”自《精武門》。據說在《殺死比爾》開拍前,昆汀甚至要求劇組人員觀看《天下第一拳》《獨臂刀》等香港功夫電影。昆汀本人更是從不掩飾對香港功夫片的癡迷,他曾說:“如果我的生命有兩面,那麽一面就是70年代的邵氏功夫片,另一面則是意大利西部片。”

“內心的遺憾”

即使揚名國際為國爭光,華語影壇給龍虎武師們的“回饋”依舊很少。

香港金像獎從第二屆起,增設了“最佳動作指導”,後改名為“最佳動作設計”;台灣金馬獎直到1992年第29屆起才設置了“最佳武術指導”,後更名為“最佳動作指導”;金雞獎自1982年增設“最佳特技”,卻一來在大部分年份空缺,二來更針對日新月異的電影科技技術,而非個人。

2015年,成龍聯手上海國際電影節舉辦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他曾解釋自己這麽做的原因:“跳下來的那個是我,踢打、彈床、360度空中翻過去的也是我,但沒人知道,這是種……內心的遺憾”。

成龍的獎,以及這次金像獎的“專業精神獎”,更像是一種遲到的心理安慰,更像是華語影壇給龍虎武師們補上了曾經“欠”下的。

這背後,那個大卡司、大特技、大場面、大明星、大製作、大票房,靠龍虎武師們“揾命”搏出來的香港動作片時代悄然過去。

“扛旗”的人老了,搏命的人搏不動了,武行班底散的散、北上的北上,香港電影產業愈漸沒落,市場話語權早已交給了內地,電影特效時代也全面到來,演員既可摳圖又可換臉,高難度動作都可以放心交給電腦了。同時,觀眾的觀影口味也改變了,相比於香港那些形形色色、一拳一腳“拚”出來的底層英雄,觀眾更樂意看到一個愛國主義加身的超級英雄形象——譬如戰狼吳京。

這一屆的金像獎,出現了幾位新晉導演的身影,如執導了《淪落人》的陳小娟,執導了《翠絲》的李駿碩,執導了《三夫》的陳果,這些新晉導演都是典型的“高知分子”,他們更關心生活在香港的小人物的命運,更關心本土題材,如日漸糟糕的環境和無處不在的對抗。

很少有新導演關心那些打打殺殺了。

盡皆過火,盡是癲狂。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或許再也不需要那些曾為它出生入死的弟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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