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今天（1月16日）至2月24日，“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別展覽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台北故宮博物館為此次展覽出借了四件典藏文物，除了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顏真卿《祭侄文稿》，還包括懷素的《千金帖》《自述帖》及褚遂良摹本《蘭亭序》，均為擁有千年歷史的稀世珍品。
“紙壽千年，絹壽八百。”考慮到書畫作品的脆弱性，台北故宮從1984年起陸續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包括《祭侄文稿》和《自述帖》），規定每次只能展出42天，展後需休息三年以上。也就是說，這兩件文物在台北都難得一見，更別提大陸城市了。此次出借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了巨大爭議。
國人素來支持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樂於見到各國博物館共同辦展以饗民眾，當前大部分反對的聲音集中在幾個方面：此次出借能否保證文物完好，台灣此舉是否有政治因素作祟，以及對“中國的珍貴文物不能回大陸，卻能去日本展出”的怨憤。
在追問台北故宮海外出借程式是否合規合理的過程中，我們不妨來看看中國國寶流浪在日本的故事。畢竟於中國而言，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樣也是一部社會動蕩史。
本刊記者 陳光 毛晨鈺/文
身穿綠色半袖上衣的長髮女士站在高台上，她身體微微後傾，伸出右手，指向剛剛報價的競拍者，嘴裡說出一個驚人的數字：“4億1千萬”。隨後，她抬起左手，停在胸前位置，握著一把小錘。她面帶微笑，詢問現場的競拍者是否還有人出價。
“最後一次機會！4.1億港幣！”她用英語詢問著，左手的錘子開始上升，高高舉過頭頂。又頓住了。她並沒有急落下，身體緩緩轉動，目光掃過全場，還在等著新的價格出現。台下，人們紛紛舉著手機拍攝，所有人的心都被牽了起來。
早在拍賣之前，官方就預測過，這“可能是史上最高價的中國書畫”。
這是在2018年11月26日晚上7點舉行的香港佳士得“不凡——宋代美學一千年”專場拍賣現場。拍賣的領銜作品是一幅泛黃畫卷，編號8008——來自宋代文人蘇軾的水墨畫《枯木怪石圖》（以下簡稱《木石圖》）。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文人之一，蘇軾畫作存世極少，公認不超過三件的傳世作品，《木石圖》是其中一件。另外兩幅是現藏於中國美術館的《瀟湘竹石圖》和台北故宮的《雨竹》。《木石圖》被認為是蘇軾唯一一件可流通在市場中的國寶級藏品。
拍賣行為此專門設計了金色競投牌。擁有“入場券”的收藏家才有資格出價競標這幅畫。要想成為“金色買家”，首先需要交納1.6億港幣保證金，此外在其他可交易戶頭裡至少要有2.4億港幣。
佳士得拍賣亞洲區總裁魏蔚亦表示，“僅僅是鋼彈1.6億港幣的保證金就是有史以來最高的，蘇軾《木石圖》的策劃、行銷以及實際登記競拍流拍（過程），幾乎享有和佳士得拍賣達·芬奇《救世主》同等待遇”。
更令外界關注的是，這件中國文化史上“國寶級”的畫作，早已流落日本，銷聲匿跡很久。中國專家曾登門求見傳說中的藏家，想要買回這幅畫，結果遭到拒絕。
對這次拍賣，人們同樣關切的是，這幅“國寶”，能夠流回中國嗎？
很難再找到第二件這樣的作品
佳士得拍賣現場一片安靜，沒有人再報價了。舉著小錘子的綠衣女士又確認了一遍，她手裡的錘子往下揮了一下，又隨即抬起。
沒人報價。
“Sold！（成交）”她用英文說道，隨即，錘子落下，敲碎了整場寂靜。台下響起掌聲和快門聲。
落錘那一秒，成就了一筆歷年來中國古代書畫市場上第二高價的拍賣，成交價4.636億港幣（含傭金），大約人民幣4.112億元——僅次於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成交的北宋詩人黃庭堅的《砥柱銘》，成交價4.36億人民幣。
《木石圖》是非常簡單，又非常奇怪的一幅畫。
寥寥數筆，一株樹乾扭曲的枯樹，樹乾原是向右邊斜著生長，到了頂端，忽然向左扭轉。枝杈如鹿角，光禿禿刺向半空。樹下有幾棵枯草，旁邊，是猶如巨大蝸牛一般的怪石，石縫中探出兩叢竹葉。
“據說是蘇東坡任徐州知州時畫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專家祝勇在《在故宮尋找蘇東坡》一書中寫道，“透過藏印和題跋，徐邦達先生梳理了這幅圖卷的流傳脈絡——它最初是蘇東坡贈給一位姓馮的道士的；這位姓馮的道士給劉良佐看過，而劉良佐的真實身份，同樣也湮沒在歷史中，只有他在接紙上寫的那首詩，清晰地留到今天；再後來，米芾看到了這幅畫，用尖筆在後面又寫了一首詩，是米芾真跡無疑。”
米芾是北宋書法大家，與蘇軾相知相互動為知己。他曾評價蘇軾的畫作，好作枯木怪石，“子瞻（蘇軾字子瞻）作枯木，枝乾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蘇米合璧’，相信在歷史上應該很難再找到第二件這樣的作品”。佳士得中國書畫部國際資深專家遊世勳談及這幅畫時說道，“我們在讀中國美術史的過程中，蘇軾《木石圖》是必須要介紹到的”。
畫的作者蘇軾，一生顛沛，最終客死他鄉。這幅畫作，同樣是歷經磨難，流浪各地。畫作之上，有印章40余枚，涵蓋南宋、元代、明代等人鑒藏印，記錄了其在中國不斷被轉手的經歷。
北洋時期，這幅畫與另一幅蘇軾作品的《瀟湘竹石圖》共藏於北平古玩店“風雨樓”。後來軍閥吳佩孚的秘書長白堅夫把兩幅畫都買了下來。白堅夫早年留學日本，還娶了個日本太太。這段經歷也被認為是他將《木石圖》賣往日本的契機。
1937年，收藏家張蔥玉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此卷方雨樓從濟寧購得後乃入白堅（夫）手，余曾許以九千金，堅不允，尋攜去日本，阿部氏以萬餘得去。”後來又有收藏家龔心釗曾在同一年去往日本，看到了《木石圖》的照片，還帶回了國內。
被阿部家族收藏後，《木石圖》就經歷了長達七八十年的靜默。
東西早沒了
2018年10月16日，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推出了一個特展，名為“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這是為了紀念阿部房次郎150周年誕辰而設，展出作品共計160件。
這個阿部房次郎，就是《木石圖》流落日本之後的收藏者。
他去世前，曾囑托家人把自己的藏品歸之於社會。於是，1943年，其長子阿部孝次郎將160余件中國古代書畫，捐贈給大阪市立美術館。而這些藏品，也成為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核心藝術品。但阿部後代轉交的這批藏品中，並不包括《木石圖》。
阿部房次郎1868年出生於日本滋賀縣一個武士門第。這一年，也是一個時代的落幕。一紙改元詔書宣告了江戶時代終了，明治時代開啟，隨後，日本對外開放，並由此走向崛起之路。
很有經商頭腦的阿部借著一戰的東風，在歐洲承包軍需布匹，一躍成為大資本家。在各國出差期間，他接觸到了中國繪畫，從此開始關注中國藝術品。終其一生，阿部房次郎收藏了160多件中國書畫。
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曾把他同美國顧洛阜、王季遷收藏並稱為“海外私人中國書畫收藏三鼎甲，並能彌補故宮藏品缺憾”。
“日本保存文物的想法是伴隨著明治維新而很快產生的念頭”，旅日作家蘇枕書說，當時很多學者富商堅信“保護一個國家的國寶文物，不僅是保護重要文化財產，也是保護重要精神財產”的念頭，再加上經濟發展，所以各大財團都熱衷於收藏文物。而且，不只收藏日本文物。
日本歷來就以收藏中國文物為風尚，幕府時期，統治階級就流行收藏來自中國的茶盞、書畫。明治維新時，封爵的門檻之一就是所有伯爵家裡必須要有兩千件以上的中國藝術品。
“近代中國文物流入日本始於19世紀後期”，藝術評論人周文翰曾寫道。
而這段時間，也正值中國社會動蕩的時期，隨著鴉片戰爭爆發，整個中國風雨如晦。瞅準時機的日本商賈船隻頻繁往來中國，回國時都會捎上些中國文物。
1862年，一艘名叫“千歲丸”的日本商船從上海出發返回日本，隨行人員在日記中寫，自己從上海古玩市場淘了好些元明清的書畫作品帶回日本。這在當時相當普遍。為了躲避戰亂，湧入上海的難民不得不靠變賣家藏糊口。
八國聯軍侵華更是撕開了一道中國文物流失的口子。
打著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幌子的各國聯軍調兵入京，堂而皇之在中國攫取利益。一份名為《北清觀戰記》的日本資料記述了當時的情形：“陳列之古董、舊衣之類，系各國士兵瓜分之物。清國商人買入後，因未能開店，便各自搬來，陳列街頭，平時不易得之物，今以廉即可購得。故買主看客紛紛雲集，數以幾千計，自北新橋至東四牌樓的二裡長街人頭攢動，幾無立錐之地。”
當時的日軍索性將司令部設在了北京北海靜心齋，把裡面的文物佔為己有，萬佛樓裡的1萬尊金佛被悉數掠走。滿載文物起航歸國的船隻擠滿了北京至天津的白河。
軍方費盡心思挖寶，民間交易也異常活躍，最先出手的就是王公貴族。面對搖搖欲墜的清廷，深知好日無多的八旗子弟拿出寶貝換錢花。
嗅到錢味的日本商人適時入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中商會和繭山龍泉堂。
1901年，大阪古董業大鱷山中商會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當時的掌門人山中定次郎每年都會來兩次北京。逗留期間的主要工作是將各處搜羅的文物分銷給歐美、日本各分店。藏品擺滿六尺長桌，每日採買人員多達200人。
山中定次郎的成名之戰是1912年買下恭親王府大量藏品。那年，小恭親王溥偉為了籌措軍餉，向山中定次郎出售文物。山中商會以34萬大洋買入約2000件文物。除了運往英美兩國拍賣或零售，余下的都帶回日本銷售或藏於本家。
幾乎可以說，中國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樣也是一部社會動蕩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對中國文物的掠奪更是猖狂。據官方統計，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1879箱，破壞的古跡達到741處，搶劫圖書和手稿300萬冊、文物360萬件，另1870箱。
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情況有所好轉，但仍有不少文物，通過盜墓、走私的管道流出，很多文物也流向了日本市場。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一股破壞古代文物、藝術品的風潮，大量藏品流失。
更令中國損失嚴重的是持續不斷的盜墓和文物走私。80年代，在河南、陝西、甘肅等省份流行一句脫口說：“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萬元戶”。
直到今天，文物走私仍在繼續。2018年7月，警察部、國家文物局宣布開展為期6個月的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截止11月30日，偵破案件851起，打掉犯罪團夥173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476名，追繳文物6877件（套）。
阿部房次郎生前，就趁著20世紀初期那股文物流失風潮，收集了大量中國藏品，其中包括（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卷》、蘇軾《行書李白仙詩》、《木石圖》、趙孟頫的《墨竹圖》等書畫名跡。
“東亞古美術中，又以中國美術的成就最高。這樣的中國美術品在兵亂中散佚毀壞，著實令人難以忍受。”阿部房次郎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解釋他收藏中國藝術品的初衷，此外，他也希望能借此“導正偏重物質主義、輕視精神文明的風潮，實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藝術調和人心，培養優雅風氣。”
在蘇枕書看來，當時很多日本人有此想法，並非誇大其詞。“日本一些比較有前瞻性的學者就注意到中國有大量文物，可能有在戰亂中消失的危險，”蘇枕書接受本刊採訪時認為，一些人出於保護文物的想法，也有一些人就是覺得這些文物價值很高，搜尋、收集了大量中國文物。
據蘇枕書介紹，在日本眾多學者收藏中，“古籍宋代地位最高”。財團的富豪則熱衷陶瓷、金器等古董。
阿部房次郎在收藏過程中，就受到日本漢學大師內藤湖南的巨大影響。他的藏品中多書畫作品，也與此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書畫鑒定大家徐邦達曾專門到日本拜訪阿部家族，希望能買回《木石圖》。但阿部家族回復他：“不好意思，二戰時候就被轟炸燒毀，東西早沒了。”
這之後，人們再也沒聽到過《木石圖》的消息。佳士得中國書畫部國際資深專家遊世勳把找到《木石圖》稱為“天上掉餡餅”。
這個東西怎麽會出來？
2018年春天，遊世勳去日本大阪尋找、征集拍品。佳士得位於日本的一位同事告訴他，有個老先生一直打電話聲稱自己“有國寶”。
當時誰都沒有當回事，“大家都說自己有國寶”，遊世勳笑著回憶道，他們讓對方先發照片來看看，所有人都忙別的事去了。
結果，看到照片的那一刻，遊世勳愣了。他下意識疑問：“這個東西怎麽會出來？應該在博物館吧！”
遊世勳15歲時就在中國台灣學習中國傳統書畫，隨後拜師於張大千學生孫雲生先生門下，在中國書畫文化上的造詣深厚。他通過照片觀察了畫卷上的彩色印章、不同印色等細節之後，“判斷應該是原件”。
雙方很快約了見面，約好的地點是某銀行的VIP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木石圖》被收藏在這裡的保險庫。
來者是阿部房次郎孫子輩的家屬。鋪著紅毯的桌子一側放著阿部房次郎的出版集，還有一卷樸素手卷。遊世勳主要鑒定了蘇軾和米芾的字，“不是印的，那接下來就是價錢的問題”。
從這天起，遊世勳就一直頭髮暈，“因為每天晚上都在想，要怎麽跟公司打報告，讓他們知道這是絕無僅有的蘇東坡（蘇軾號東坡居士）”。
遊世勳把這塊“餡餅”歸功於先前對日本藤田美術館私人珍藏的成功拍賣。那次拍賣一舉斬獲超過18億人民幣，創下了拍賣史上中國藝術品過億數量最多的紀錄。
“那次拍賣影響很大。尤其在日本的反響很大。”香港佳士得中國書畫部專家謝飛接受《收藏周刊》採訪時也說，“阿部家族應該是關注到了這件事，所以才主動聯繫到我們計劃把《木石圖》拿出來交易。”
藤田美術館被稱為是日本最“有錢”的私人美術館：它館藏有2111件日本及中國藝術品，其中有9件國寶級文物。這些收藏始於實業家藤田傳三郎。
在日本，像阿部家族、藤田家族這樣偏好中國藝術品的財閥不在少數。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完全統計，現世界上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有中國文物167萬件，民間藏中國文物是館藏量的10倍之多。有專家指出，最龐大的中國文物海外流失地很可能是一海之隔的日本。
日本所收藏的中國文物不僅數量多，且品質優。至今傳世不過十幾件的王羲之書法摹本，就有許多在日本被先後發現，其中包括著名的《喪亂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等。據中國藝術品網站《雅昌藝術網》報導，世界上30%中國文物拍賣的貨源都來自日本。
“現在（對中國文物，日本收藏者）買不起了”，蘇枕書說，熱衷收藏文物古籍的學者，跟二戰前日本學者的收入相比差太多了，“戰前教授全日本才有多少？是精英的精英，收入非常高，他們工資可以自由地搞收藏”。而最近這些年，日本財團對中國文物的收藏興趣也在下降。
於是，中國文物市場上，主力買家成了中國人。
流失百年以後重回中國
佳士得尋到《木石圖》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文化收藏圈，不斷有人通過私人管道，希望能購買這幅畫作。“我們跟阿部家族溝通了情況後，他們同意以拍賣形式交易。”謝飛說，之後他們就開始考慮拍賣的問題。
上一次日本藤田美術館私人珍藏的拍賣，是在紐約進行的。“主要是考慮藤田美術館還有很多青銅器藏品，而青銅器市場紐約會更好。”謝飛說，但這一次，他們決定把《木石圖》放在香港拍賣，“主要是考慮中國香港有更多的中國藏家。”
中國藏家正在成為文物拍賣市場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根據《紐約時報》的觀察，中國經銷商和收藏家從21世紀中期開始就熱衷於買入流轉各國的中國文物。這也刺激了中國文物在拍賣市場上的火熱。2009年，清代畫家徐揚的一幅手卷以1.344億成交。隨後又有3件中國古代書畫拍出過億成交價，標誌著中國藝術品正式進入億元時代。10年間總共誕生了120件億元以上成交的中國文物藝術品。
光是2011年，中國市場的藝術品成交額就達到了553億元，坐上了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頭把交椅。
動輒過億的高價觸動了日本收藏者的神經，越來越多日本收藏家正在打開自家的藏寶閣，市場上甚至出現“日本收藏家拋售中國文物”的說法。
據專家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經濟衰退迫使一部分人開始出貨，也因為西方文化的滲透，日本人開始轉向收藏西方藝術品，同時拋售中國藝術品。
還有一個現實原因是，老一輩日本藏家並非出於經濟考慮出售藏品，而是認為下一代對中國藝術品並不感興趣，與其讓寶物蒙塵，不如轉手給欣賞它的人。
而隨著中國開放，經濟崛起，中國富人們也如當年的日本富豪，開始把目標集中到文物收藏領域。中國文物的流向，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重新往國內回流。只是，與百十年前相比，價格翻了不知多少倍。
2000年，在日本從事古董交易的安藤湘桂意識到日本的中國文物藏家越來越少，市面上流通的貨越來越多，日本買家生意不好做。在參加拍賣會過程中，他感知到了中國市場的轉熱，產生了在日本做中國藝術品回流的想法。
10年後，安藤湘桂成立了以中國藝術品為主的拍賣行——東京中央拍賣公司。創辦之初，就舉辦了一場小型拍賣活動，獲得超過3億日元（當下大約0.19億人民幣）的成交額。目前，東京中央拍賣公司的客戶中，70%是大陸藏家，30%為港台和亞洲藏家。
2017年，佳士得在紐約為日本藤田美術館進行的中國珍品拍賣專場中，成交額超18億人民幣，成交率鋼彈87.1%，購買者也多為中國人。
據巴塞爾藝博會與瑞銀合作發布的《2018全球藝術市場報告》顯示，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總額佔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的33%，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內已出現一批正在壯大的富豪級收藏家。佳士得、蘇富比等國際拍賣行的預展地也由最初的北京、上海、江浙地區在向廣東、山西、福建等地蔓延，緊跟富人聚集地。
藝術收藏已成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理財方式。據報導，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收藏字畫。因為介入早，王健林很多畫都拿得很便宜，他也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王健林說自己賺了“至少1000倍”，這也是他人生中最成功的投資。
拍賣市場上，中國文物不斷賣出天價，似乎再一次印證了《紐約時報》網站曾經的評論：不管商品在何處銷售，不管世界上發生了什麽，總是能夠賣出高價的，那就是中國文物。
求得‘圓滿’
“現存這件蘇軾《木石圖》及其後米芾詩題真偽存疑，有可能是南宋人或出於‘珍重其人’，或由於射利，而製作的多件‘枯木怪石圖’之一。”《木石圖》重見天日的消息傳出後，書法家賀巨集亮通過對比米芾的字跡，認為這幅畫，很可能是偽造的。
“這一作品之所以被神化就是因為原作數十年未出現，”一位書畫界人士接受澎湃新聞網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但原作與高清大圖出現後，仔細觀摩其實還是讓人失望的。”
於是，伴隨著天價拍賣的消息，《木石圖》的真偽也成為業界爭議的焦點。
《木石圖》上實則並無蘇軾的落款與印章，它被定為蘇軾作品，最大的論據是畫作後面的劉良佐詩跋和米芾詩題。
但據媒體報導，有專家通過考證認為畫中米芾字為贗品的可能較大，而宋代劉良佐其人則無考，書法疑點更多。蘇軾畫中有頗多軟遝無力的筆墨，對比蘇軾存世的書法用筆與筆性，也讓人生疑。
有知名博物館書畫鑒定人士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表示，此畫“漏洞極多，可能是明清時期的贗品。”
《木石圖》的遭遇，並非孤例。雖然中國文物在拍賣市場上，屢屢拍出天價，但真偽爭議也經常出現。
商末周初已知的最大圓鼎子龍鼎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流入日本，此後銷聲匿跡。直到2004年，子龍鼎突然出現在日本一位企業家在大阪舉辦的私人藏品展上，引起轟動。2005年，這個鼎終於以4800萬人民幣的價格成交回到中國內地。不過，亦有專家認為，該鼎的出處、重量、用途、樣式等與歷史資料有較大出入，真假同樣存在疑點。
客觀條件上，由於大量中國文物在戰亂時期流失海外，文物的流轉、出處記錄普遍缺失，影響文物身份鑒定。
“它是怎麽離開原址的，以什麽樣的方式通過什麽樣的人到了國外，到了國外又是什麽傳承過程，這條線能不能理清楚很重要。”文物專家牛憲鋒分析道，“實際上這裡有一些節點是缺失的，是空白的”。
此外，隨著中國收藏熱情的高漲，為謀求經濟利益，市場上也出現一大批仿冒品。
“改革開放以後是歷史仿製文物的巔峰時代，10多年前高仿古董就是為了賣到國外換取外匯。很多當時賣出去的假貨經資本包裝後流回國內，得以繼續欺騙本土藏家。”文化和藝術評論人周文翰接受《中國美術報》採訪時曾如是說到。
中國文物學會文物鑒定委員會副會長張寧也曾表示，當前存世的文物真品，90%以上都在博物館或大收藏家手中，少有流通。“但‘真貨’好像越拍越多。很多贗品粗製濫造，明眼人一看便知，可一些拍賣公司所聘的假專家為牟利不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美國《藝術品與財富》雜誌曾介紹，近30年來，從香港外流的中國出土文物有近千萬件，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歐美各國博物館，一部分被以各種名義取得“合法”身份後，由拍賣行公開拍賣，另外一部分通過市場流向古董收藏家，這些文物大部分售價極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價賤賣，但轉手後，經外國古董商或拍賣行倒賣，可獲幾十倍到上千倍的利潤。
不過，佳士得方面認為自己有更扎實的證據，證明這幅畫確實為蘇軾所畫。
遊世勳說，佳士得方面曾特地找到北京故宮的專家請教。據他透露，故宮有一些裱好的明早期作品，通過對比，遊世勳認為可證明這幅《木石圖》在南宋到明朝之間就已裱好。
“我們一看到實物之後，馬上就確定這是真跡，歷史上記載的就是這一件。”香港佳士得中國書畫部專家謝飛也對媒體說，此畫使用的是北宋典型的紙，並蓋有南宋的印，二者無法仿製。畫面的氣息、印的顏色、紙張與墨色都符合當時時代特點。畫中米芾的書法特點雖有別於其晚年作品，“他晚年的字會更加豐碩一點，但整體的風格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願意花4億多買下《木石圖》的，到底是誰？佳士得並未公布其詳細資訊。
不過，佳士得拍賣亞洲區總裁魏蔚在拍賣結束後透露，買家“來自大中華區，所以一定是回到中國人手上”，並且公眾有可能再見到《木石圖》。
在外界看來，這其實暗示買家可能是機構藏家。談及此次拍賣，魏蔚表示，對於拍賣行來說，求得就是一個“圓滿”，“讓它能夠流失百年以後重回中國”。
本文出自2019年第2期《Vista看天下》封面故事
完整雜誌將於1月18日上市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