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麽要警惕經濟災難的敘事？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災難的陰魂不散，人們對經濟危機有著普遍恐慌。經濟增長似乎是現代社會不容置疑的信條，但經濟增長不一定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在經濟增長與經濟災難二元對立所構成的大敘事中，又隱藏著哪些陷阱？最近，在aeon網站上，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拉普利和普林斯頓大學全球歷史實驗室主任傑裡米·阿德爾曼，就我們所信賴的經濟增長常識闡發了不同的見解，提醒我們關注這種大敘事之下隱藏著的陷阱。

經濟增長能使我們物質財富豐裕，還能為政府提供強大的績效合法性，更是民族國家富強敘事的必要過程。不管放任的自由主義跟社會主義思潮的分歧有多深，它們的共識似乎都包括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經濟增長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信仰的大敘述，即使它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我們視增長放緩為一種問題，經濟停滯是一場災難，經濟衰退簡直就是世界末日。而經濟災難則成了這種“拜增長教”的對立項。在這種二元對立所構成的意識形態下，我們很容易淪陷於某些陷阱裡。

經濟危機導致大面積失業，造成恐慌。

我們之所以相信經濟增長，跟進步的觀念也有所關聯。自啟蒙以來，歷史進步的觀念漸漸深入人心，人們普遍願意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物質條件會更豐裕，社會會更自由平等，我們能實現啟蒙所追求的價值和塵世的幸福。原本物質財富增長只是人們追求幸福的手段，現在卻早已經成了目的本身。因為不管是就業問題、債務問題、人口問題還是國際關係問題，要想整個社會正常運轉下去，就需要符合資本運轉的邏輯，經濟得不斷地增長。經濟增長成了不可撼動的社會共識，似乎只要實現經濟財富的持續增長，很多社會問題自然能迎刃而解，恰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大選時的著名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

但事實上並不一定如此。經濟增長一定會帶來收入上的平等嗎？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發現，在人類的資本主義時期，除了二戰後的六七十年代，經濟增長普遍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經濟增長一定會導致社會自由嗎？“歷史終結論”在當下備受質疑也許反證了這一點。經濟增長一定能解決某些文化上的衝突嗎？或者一定能造就更加環保、宜居的環境嗎？這些問題都很複雜，不是簡單肯定或否定經濟增長就能解答的。那麽，在經濟增長的大敘事中，又隱藏著哪些陷阱呢？

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中被救濟的兒童。

慈善資本主義並不能徹底解決社會問題

經濟學家約翰·拉普利在aeon上的文章，回顧了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在18世紀，歐洲打破了數千年的停滯，開始了長期的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家開始放棄哲學反思，致力於制定不同版本的經濟發展路線圖。

發展路線圖主要有兩類，一類強調環境、制度、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如何決定我們的經濟發展，它們普遍強調政府的作用；另一類則更關注市場，政府的任務是為有出色的個人和企業掃清障礙，而不是乾預。之後這兩類路線鬥爭此消彼長。在19世紀，自由市場被證明更擅長於生產而不是分配財富，因此在20世紀初期，共產主義越來越有吸引力。在二戰後，蘇聯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他者，也是為了和蘇聯競爭，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祭出了偏重國家作用的凱恩斯主義和德國模式，世界銀行和很多私人慈善機構在那時也應運而生。在第三世界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的階段》成為了當時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聖經，他的“起飛理論”也側重於國家集中資源，來刺激私人經濟活動，然後一步步進行更新產業。

但在上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放緩，為了保證經濟繼續增長，各國政府開始放棄以國家為主導的做法，並轉向了新自由主義。拉普利認為，這是20世紀末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指標倒退的原因。上世紀90年代，為了走出海灣戰爭的經濟泥潭，以克林頓和布萊爾為首的長官人，試圖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和社會自由主義相結合，造就了慈善資本主義。然而拉普利認為，私人的慈善活動不過使得社會越來越依賴富豪：每一個億萬富翁捐贈財產做慈善的背後，就有數十個人利用他們的財富來支持這種減少國家乾預的制度。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在大選中喊出“笨蛋，問題是經濟”的口號。

同時，在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成了這些最新學說的大型試驗場，它采取了“休克療法”。許多私人基金會和慈善機構代替了以前國家執行的職能部門。而中國則采取了更複雜的混合動力。事實告訴我們，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並沒有使它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中國則實現了高速增長。而且，這種所謂慈善資本主義也沒有解決西方社會愈加不平等的問題，反而使得民粹主義崛起，以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來反對這些建制精英。

拉普利認為，慈善沒法徹底解決社會問題，這只能證明富人在市場上的勝出，而讓人們忽視他們成功背後的很多原因。慈善只是一個老套的道德故事——一個英雄，通過一些偉大的事業成就了自己，然後再來拯救我們擺脫危機。經濟學總給我們提供某種生活方式的道德敘述，而慈善資本主義的說服力未能通過考驗。

我們為什麽要警惕經濟災難的敘述？

經濟災難可以用來形容事實，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一種危機話語，其背後預設的二元對立可能使我們走向某種危險的境地。普林斯頓大學全球歷史實驗室主任傑裡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在aeon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呼籲我們要警惕經濟災難的敘事。他從歷史的脈絡梳理了人類危機大敘事的擺動。在啟蒙運動時，我們的大敘事是充滿著希望的，但同時也孕育著危機的陰影。在19世紀，樂觀的自由主義者與不斷預言危機的保守主義者和激進左翼作鬥爭，他們中有些人圓了過來：危機也是某種機遇。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就有“創造性破壞”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創造性和毀滅性是同源的，而創新恰恰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他不認為資本主義會像馬克思預測的那樣被自己的危機所毀滅，而是會被自己的成功所“毀滅”。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

阿爾伯特·赫希曼也是一位這樣的人物，他認為不平衡是新思想的來源。在1981年，他區分了兩種危機：一種令社會解體，另一種讓社會成員找到出路，叫“綜合性危機”，人們會團結起來找新的前進路線。阿德爾曼認為，見證過一戰和法西斯主義的熊彼得和赫希曼有一種獨特的寫作立場。20世紀前期的黑暗激起人們的一種希望：我們要平複危機，人們要去管理好經濟，避免周期性毀滅。

而二戰的勝利者們，在資本利益的推動下，帶著這種吸取了教訓、相信未來盡在掌控之中的自信和樂觀，大舉向第三世界鼓吹現代化和全球化。即便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陷入困境時，他們仍將這種危機視為機遇，或符合赫希曼所說的“綜合性危機”，我們依舊能擺脫舊制度的製約，化危為機。它的根基是如此牢固，我們依舊要推進全球化。在冷戰結束之後，這種巨集大敘事沒有了對手，成了獨角戲。達沃斯精英們主導的世界，推崇市場的純粹性、富有遠見的企業家的解放力量，世界似乎是平的，似乎隻此一途，別無他法。

德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

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降臨，新自由主義者們的樂觀變成了煩躁。托馬斯?皮凱蒂將不平等和低增長的弊端擺上了台面，而且皮凱蒂顛覆性地認為，1930年到1975年的高增長率乃是異常現象，我們應當看到低增長、經濟停滯和不平等在人類歷史上司空見慣。我們要解釋的反而是為什麽戰後能有那麽高增長。歷史學家亞當·托澤則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整個世界債台高築，經濟權力更加集中，經濟精英們並沒有因此吸取教訓。

在皮凱蒂那裡，經濟災難、不平等和經濟停滯乃是歷史的默認常態。而在托澤那裡，危機根本不是進步的契機，因為建制派拒絕從自己一手造成的危機當中吸取教訓。而在這個時候，停留在過去，篤信經濟的常態本應該快速發展，而我們正處於經濟災難狀態中的末日敘事的受益者，莫過於民粹主義者了。他們簡單地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經濟災難歸咎於全球化，將失業歸咎於氣候協定，他們將經濟增長和經濟災難所附帶的簡單二元對立發揮到極致，也讓世界走向危險邊緣。這也是我們要警惕經濟災難敘事的原因。

（編譯資料來源於約翰·拉普利（John Rapley）的“Economics as a moral tale”，原載於https://aeon.co/essays/development-as-a-chapter-in-the-moral-tale-of-economics，以及傑裡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的“Why we need to be wary of narratives of economic catastrophe”，原載於https://aeon.co/ideas/why-we-need-to-be-wary-of-narratives-of-economic-catastrophe）

作者：徐悅東 編輯：徐偉

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