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雷射照排之父王選：科學家的進與退

王選的進與退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19.7.15總第907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8年12月18日，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教授、方正集團技術奠基人王選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獲評“科技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者”。

作為漢字信息處理與雷射照排技術的創始人、方正的“精神領袖”，王選曾以《後漢書》與大家共勉：“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為方正之士矣。”

這段話，也可以說是王選的進退之據。

彎道超車

1976年夏，北大“小助教”王選力排眾議，提出要跳過日本流行的光學機械式第二代照排系統，跳過美國流行的陰極射線管式第三代照排系統，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化的第四代雷射照排系統。

漢字精密照排是1974年8月設立的國家重點科技突破項目“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簡稱“748工程”）的三個子項目之一。北京市出版辦公室下發的蓋著三個大紅印章的文件明確寫道：“748工程”採用二代機方案，由北京大學承擔研製任務。

儘管有紅頭文件，王選仍堅持自己的四代機方案。因為他查外文資料時發現，二代機早就沒有前途了。

他多年養成的科研習慣是，做一個項目之初，首先要了解清楚國外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動向。他去中國科技情報所查資料，那些外文期刊的借閱卡多是空白的，他的名字常常是第一個。

這時候，他“收聽敵台”練就的外語快速反應能力發揮了作用。60年代初，他在查閱國外文獻時常感到，每個單詞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就是看不快，於是從1962年開始聽Radio Peking。不過癮，又去聽國外的電台，VOA受干擾聽不到，就聽BBC，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事情被揭發出來，“收聽敵台”成了他的罪狀之一，還讓他進了學習班。

人們嘲笑他的異想天開。“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還有人懷疑，他在“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

他找到賞識他的“748工程”辦公室主任、電子工業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局長郭平欣，據理力爭：“搞應用研究必須要有高起點，著眼系統成熟時未來的國際技術發展，否則，研發出來的成果已是落後的。我們不能跟在國外先進技術後面東施效顰，費力不討好！”郭平欣說：“你的想法我非常讚同。我沒有看錯人，可以搞！”

四代機方案最終獲得立項，北京大學成立了“748工程”會戰組（北大計算機研究所的前身），由王選負責整個系統的總體設計和研製工作。

後來王選看到錢學森對1956年回國之初建議中國先搞導彈、再研製飛機的解釋，頗有心有戚戚焉之感。錢學森說，搞導彈容易搞飛機難。因為飛機是載人的，涉及安全性材料等問題，中國基礎工業薄弱，一下子上不去；而導彈是一次性消耗，製導是依靠算法的，中國人聰明，完全有能力想出好的算法。

無獨有偶。2001年，中國工程院評選“20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王選掛帥的“漢字信息處理與印刷革命”以一票之差位居“兩彈一星”之後，排名第二。

決戰市場

儘管王選的跨越式路徑選擇獲得了支持，但如果他沒有做出與跨國公司決戰市場的第二個關鍵決定，“漢字信息處理技術”可能只是鑒定會上一句“國際先進水準”的評語，而不可能成為一場“印刷革命”。

就在原理性樣機研製的緊要時刻，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門打開。“狼”來了。

1979年，世界上最先發明第四代雷射照排機的英國蒙納（Monotype）公司在上海、北京展出英國製造的“漢字雷射照排系統”，準備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國內出版印刷界大多傾向於引進這一系統。

1980年2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副主任的江澤民給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寫了一封四頁的親筆信，反對引進，主張支持北大等部門研製完成先進的系統。主管科技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也大力支持，批示說：“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術從火與鉛的時代過渡到計算機與雷射的時代。”鄧小平也批示，“應加支持”。

由於領導人的支持和Monotype系統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的不完善，第一次引進風潮暫時平息。

不久，王選主持研製的原理性樣機通過國家鑒定。王選後來曾說，原理性樣機的研製是他一生中難度最大、挑戰最多和最富有創造性的工作，有些設計算得上“首創”。可惜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這項工程，用的卻是相當於國際上60年代初期水準的國產硬體。因此後來硬體條件一旦改善，一些“首創”性設計就失去了意義。但你不可能讓歷史倒流，讓中國的國門早10年對世界打開。

王選決定“見好就收”，不致力於原理性樣機的實用和生產，而是集中精力研製基於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真正實用的Ⅱ型機。

1983年夏，Ⅱ型系統研製成功，但很快就在第二次引進高潮中遭到重創。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但符合當時大勢，相關人員還可以出國考察、接受培訓，國內出版印刷企業一時間趨之若鶩。在人民日報社組織的是否引進外國系統的專家論證會上，除新華社外，絕大多數參會者都讚成引進。

與第一次風波的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開放已前進了一大步，有關部門更少乾預地方和各部門的引進工作，市場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不利的消息接連傳來：一家國家級大報社最終決定購買美國HTS公司的照排設備，6家大報社購買了美、英、日等國生產的5種不同牌子的照排系統，幾十家出版社、印刷廠購買了蒙納系統和若乾台日本第三代照排機……

1984年的一天，王選向剛上任的校長丁石孫提議，北大應該成立自己的開發公司。在丁石孫的支持下，1985年春天，北京大學發文成立科技開發公司（1986年正式注冊為“北京理科新技術公司”，後更名為北大方正）。

王選相信，應用技術成果一定要在市場上接受考驗。他曾說，自己能夠作出貢獻，可能跟比較能“看破紅塵”有關。鑒定會常常是“皆大歡喜”，只有市場的認可才是實打實的。而且他一直有一種“負債心理”，因為這一技術還未形成產業，國家投資尚未收回。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有種“逆潮流而上”的感覺，這個決戰市場的過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氣就會徹底完蛋。

另一位破釜沉舟者，是經濟日報社印刷廠廠長夏天俊。他做過多年記者，思維活躍，在反覆考察各種照排系統後得出結論：儘管國外的照排比鉛排跨越了一大步，是個質的飛躍，但國內王選研製的照排系統卻已經跨了兩大步了。他決定配合王選上雷射照排。做出這個決定，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已經被“逼上梁山”了。

1987年5月22日，《經濟日報》的四個版面全部開始採用北大的華光Ⅲ型漢字雷射照排系統。近十天中，系統的軟硬體問題層出不窮。王選手忙腳亂，膽戰心驚。一天他值了一夜班回家，同為項目合作者的妻子陳堃銶關切地問他：“怎麽樣？”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半天才說了兩個字：“狼狽！”

經濟日報社幾乎每天都會刊登向讀者的道歉信。報社員工聯名給部門領導寫信，認為這是拿《經濟日報》當試驗品，報社擔負的是“最大的政治風險”，一致要求下馬。報社向夏天俊發出最後通牒：必須在10天內排除故障，做到順利出報；否則，退回到鉛排作業！

好在，限期內故障一一排除，照排系統頂住了壓力。

1989年，華光Ⅳ型機開始在全國新聞出版、印刷業推廣普及。這年年底，英國蒙納公司、美國王安公司等來華研製和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先後放棄競爭，退出中國。到1993年，國內99％的報社和90％以上的黑白書刊出版社和印刷廠採用了以王選技術為核心的國產雷射照排系統，中國傳統出版印刷行業被徹底改造。

90年代初，王選養成了一種職業病，每到一處先看報紙是不是用的北大的照排技術。這時，他的職業病終於不治而愈了。

後來，王選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那些不看好這個項目的人，有一些是很有能力的計算機專家，他們當時就預見到了在計算機和電子領域內外國貨即將對中國產品帶來的巨大衝擊，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他們唯一的錯誤在於低估了北大方案的技術優勢和創造潛力。“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今天，我們都不應責怪那些在一個時期內對國產照排系統產生動搖或在1987年前主張引進或購買國外照排系統的同志。”

進軍海外

北大新技術公司成立之初，與北大計算機研究所是技術轉讓與合作的關係。隨著業務的發展，雙方在科研管理、人才使用、轉讓費支付等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更嚴重的是，公司自行安排一部分人進行研發，想拋開研究所賺取更多利潤；研究所很多人則提出，乾脆也辦個公司，自己開發的產品自己賣。

王選承受著來自公司和研究所的雙重壓力。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兩者不能分道揚鑣，而應該結合得更緊密，更科學有效。他提出了“頂天立地一條龍的產學研結合模式”：“頂天”即不斷追求技術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術商品化並大量推廣、應用。

他的建議得到了校方的支持。1992年，北大方正集團公司正式成立。

集團成立不久，即投資500萬美元，與香港商人張旋龍的金山公司合資成立了香港方正。

張旋龍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85年，他去日本築波參觀世界博覽會，對中國展位上的漢字雷射照排系統產生興趣，決定找機會拜會一下王選。年底，在丁石孫的介紹下，他結識了王選。

那天，三人共進晚餐，張旋龍和丁石孫聊得興起，王選只顧埋頭吃飯，吃完打個招呼就離開了。

幾天后，張旋龍和王選約定見一面。在王選辦公室外的走廊上，張旋龍向王選介紹了香港金山公司，王選直言“沒聽過”。張旋龍問他聽過哪些公司，他列出了IBM等幾家跨國公司。

張旋龍說：“那時他看我一個香港年輕人油嘴滑舌，覺得我像是騙人的。”兩人都沒想到，日後他們會成為最親密的戰友。

王選想把排版系統推向海外市場，張旋龍懂市場、有海外資源，雙方開始合作。

1996年1月23日，王選與張旋龍抵達台北“打天下”。當晚，王選收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王選認為這次機會不易，沒有聽從建議馬上回去處理後事，繼續在台灣待了一個多星期，開會、演講，引發空前轟動。只是在無人時，張旋龍發現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暗自神傷。

張旋龍還協助將照排系統賣到了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拿下了海外中文報紙排版系統80％的市場，實現了幾乎100％的員工本地化。

1995年，方正開始進行股份製改造，計劃在香港上市。北大計算機研究所與方正集團聯合成立方正技術研究院，王選擔任院長。

12月21日，方正以紅籌股方式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王選掛名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旋龍擔任總裁。

（1995年12月，方正（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董事局主席王選（右）與總裁張旋龍在儀式上。圖/受訪者提供）

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說法：王選已經從學者轉型為“儒商”，正式下海。王選自己卻一直很清醒地認為，自己不是一個“企業家”，只是“一個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他名片上的身份一直寫的是“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而不是“董事局主席”。但張旋龍認為，其實他的市場眼光十分精準。

就在方正在香港上市這天，王選站在香港聯交所交易大廳發表演講，他說：“我們不把中文出版系統進入海外市場看作走向國際的標誌，只有非中文領域的產品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才算真正的國際化。”

這時，他已將目光瞄準了日本。他去日本考察時發現，日本的出版市場容量有中國的10倍，但其軟體並不先進，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術打進去，在如此龐大的市場佔領一席之地。他驚呼：“這個市場太可愛了！”

1997年，方正集團與日本第二大雜誌社——日本株式會社利庫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簽約儀式，該公司花400萬美元購買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統。方正日文出版系統被用於出版日本著名大型雜誌《Carsen-sor》，這是一個雙周刊，有關西、關東、名古屋三個版，每期多達1500頁左右，含上萬張照片和大量廣告。與以前該雜誌使用的美國系統相比，生產效率提高近10倍，被認為是日本同類系統中最先進的。

扶持年輕人

王選更看好日本市場的原因是，發達的日本市場能帶來很多國內碰不到的需求，將刺激北大計算機所一批優秀年輕人的創造才能，使他們產生去發達國家領導技術新潮流的使命感，這是高額獎金所買不到的。

早在1993年，王選就產生了退出科研第一線、全力扶持年輕人的想法。

那年春節，他利用假期廢寢忘食搞出了一項科研。節後上班，他興奮地把研究成果拿給自己的學生劉志紅看。25歲的劉志紅說：“王老師，您設計的這些都沒有用，IBM的PC機總線上有一條線，您可以檢測這個信號。”

這件事對王選的震動很大。他想起華裔電腦巨頭王安、美國巨型計算機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計算機公司DEC的總裁奧爾森，都是叱吒計算機界的風雲人物，卻都因晚年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潮流，從而導致下台甚至公司破產。

不久後，王選任命了3個年輕的研究室主任，分別是：36歲的肖建國、28歲的陽振坤和28歲的湯幟。

（1993年，王選（中）在聽湯幟（左）的匯報。圖/受訪者提供）

湯幟被提拔為研究室主任時，正是開發飛騰中文排版系統的初始階段，王選為他調去很多優秀的程序員。那時互聯網還不發達，王選托人把資料和軟體從國外帶回來。

1995年開始，王選讓湯幟去做日語的排版軟體。這是一項挑戰性很大的任務，因為日本人對排版軟體的要求苛刻細致，這對湯幟的成長影響很大。

王選曾說，有三件事讓他興奮不已：一是在攻克技術難關時，冥思苦想，幾周睡不好覺，忽然一天半夜靈機一動，想出絕招，使問題迎刃而解，感受到難以形容的愉快和享受；其二是苦苦開發的產品實現了產業化，被用戶大規模地使用，這種成就感千金難買；三是發現年輕的傑出人才並委以重任。

他曾談起為什麽看好湯幟。湯幟讀研期間做了圖形裁剪軟體，難度很大。王選問他是怎麽想出來的，湯幟說，想不出來再想，一直想到明白為止。王選當時就斷定，此人將來會有出息。“我斷定他能在研發一線乾到50多歲，因為他具備三個特徵：癡迷技術、思維嚴謹、團結能力。”

湯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選對他的影響是一種言傳身教。他記得在90年代的大機房裡面，王選想找誰溝通，會經常直接走到他身邊去，而不是把人叫去辦公室。

王選銷售一代、研發一代、布局一代的“三步走”策略對湯幟影響深刻。“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時，國外的新技術一出現，我們基本上馬上就會有新技術和他們競爭，甚至超過他們，就是得益於王選老師的前瞻性眼光。”他後來主持研發的“基於數字版權保護的電子圖書出版及應用系統”，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對於王選“科技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者”這一稱號，湯幟認為，王選是100位改革先鋒中對體制改革作出特殊貢獻的，在產業推廣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退出管理一線

在事業如日中天之時，王選卻有清醒的危機意識。他清楚，以技術發家、以技術為本的企業，最大的風險是技術是否一直領先，這就是領先的脆弱性。他提醒，要警惕“成功是失敗之母”。

對自己，他有著更清醒的認識。

從1997起，年過六旬的王選開始退出管理一線。他說，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

2002年，他宣布辭去方正控股（原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職務。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

他說，有一種馬太效應，就是已經得到的會得到更多，沒有得到的永遠得不到，在中國尤其要警惕馬太效應。“這個馬太效應現在體現在我的頭上很厲害，就是什麽事情都王選領導，其實我什麽都沒有領導起來，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王選說，世界上少有60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只有60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人。“我覺得人們把我看成權威的錯誤在什麽地方呢，是把時態給弄錯了，明明是一個過去時態，大家誤以為是現在時態，甚至於以為是能主導將來方向的一個將來時態。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奮鬥，作出了貢獻，晚年給他一個肯定，這就是院士。所以千萬不要把所有院士都看成當前的學術權威。”

“最幸運的選擇”

2000年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張旋龍在香港的家中接到了王選的電話：“旋龍，我查出癌症了，別擔心，我一定戰勝這個癌細胞。”

2005年的一天，病中的王選還和張旋龍談笑風生。他說希望照排系統能進入英文出版業，還讓張旋龍帶一些香港的報刊給他看，但不要登明星新聞的娛樂雜誌。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交談，不久後，王選開始住院，再也沒有出來。

確診罹患肺癌的第三天，王選就寫下了一份遺囑。

遺囑中說，當癌細胞全面轉移、醫生認為只是延長壽命之時，就堅決要求實施“安樂死”。妻子陳堃銶也支持這樣做，兩人都不願浪費國家和醫生們的財力物力和精力。在安樂死或正常腦死亡時，立即捐獻所有有用的器官，並於12小時之內火化，“完全避免遺體告別、追悼會等我最最反對的程序”。家屬不陪同，骨灰不保留。不得用公款為他設立基金。

他說，自己對國家前途、對方正和北大計算機研究所的未來充滿信心，希望部門一代代領導愛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強的人到重要崗位上。

他把財產都留給了妻子陳堃銶，說由她決定何時捐出多少財產，“她對名利看得十分淡薄”。王選一直覺得，是自己剝削了陳堃銶，兩人的榮譽加在了他一個人身上。“我常說我一生有十個重大選擇，其實我最幸運的是與陳堃銶結合。沒有她就沒有雷射照排。”

2006年2月12日晚上，王選突然消化道大出血，病情惡化。2月13日上午，他的呼吸越來越衰竭、血壓不斷下降，輸進去的血和流出來的血顏色幾乎沒有區別。

深知丈夫心願的陳堃銶將臉貼在他耳邊輕聲問：“那咱們不輸血啦？留給更需要的人吧？”儘管閉著眼睛，王選還是肯定地點點頭。

2006年2月13日11時03分，王選安詳離世，享年69歲。這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令人動容的一次，自主選擇了自己的離開。

（本文參考了叢中笑所著《王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