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樊樹志從複旦大學歷史系退休。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應用的進一步發展，各種古籍電子數據庫大量開放，令他萌生了對《晚明史》再做增訂的念頭。
2015年由《晚明史》的導論部分改寫而成的《晚明大變局》率先出版，2018年又出版了《新政與盛世》和《朝廷與黨爭》，今年上半年，著重講崇禎一朝歷史的《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也將出版。至此，這位82歲的歷史學家終於完成了《重寫晚明史》“五部曲”的寫作宏願。
第一財經專訪樊樹志，請他談《重寫晚明史》的寫作過程。
樊樹志的著作中，既有歷史傳記《萬歷傳》和《崇禎傳》，也有《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等通俗歷史讀物。
張居正、萬歷、魏忠賢與歷史人物的功過
張居正、萬歷、魏忠賢與歷史人物的功過
張居正是晚明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從《晚明史》到《重寫晚明史》，你對張居正的評價有什麽變化？
有一次我在上海電視台做節目，完了主持人問我，張居正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用好人、壞人的這個觀點。
我的態度是他好的地方說他好，不好的地方說他不好。《重寫晚明史》裡新增了他關於學校和考試制度的改革。張居正不許學生議論國家大事，關閉民間書院搞文化專製，我就批評他了。他為什麽這樣呢？不允許別人對改革說三道四，因為反對他的人很多。另外我還很詳細寫了他如何玩弄手腕，和馮保一起把高拱搞下台。張居正這個人“功在社稷，過在身家”，政治家往往都是這個問題。
但也要肯定他對明朝歷史的貢獻。張居正死了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像他這麽能乾的內閣首輔，如果能再出一個張居正，明朝不見得會滅亡。但是沒有了，沒有一個人能達到他那種力挽狂瀾的水準。張居正以後的內閣首輔都不行，雖然他們不見得是壞人。比如申時行，還是正派人，但是沒有魄力。
所以你是有感於“世間再無張居正”，在《重寫晚明史》時對他描述明顯增加？
對。“世間再無張居正”是黃仁宇的話，黃仁宇這個人真是有才，有思想有文采。比方他寫海瑞，模範的典範。海瑞這個人其實很古怪，有道德潔癖。但是海瑞不滿意張居正，張居正也不喜歡他，張居正在位的時候海瑞都不出來做官，張居正死掉以後申時行才把他提出來，讓他東山再起。所以很多歷史事件很複雜，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簡單，說讚成張居正改革的是“好人”，反對張居正改革的就是“壞人”，不是這麽回事。
你對萬歷皇帝的評價，跟以前寫《萬歷傳》和《晚明史》時相比，也不一樣了吧？
這次寫萬歷皇帝，主要在《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兩本書中。與20多年前寫《萬歷傳》時相比較，深度和廣度肯定不一樣了，讀史和閱世的眼光也有很大的提升。這個歷史人物也是很複雜，不能因為他後半生的事情就把他前半生否定了。
萬歷皇帝晚年多病，給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實他也有前輩或後輩不及之處。我是肯定萬歷皇帝在明朝歷史上有貢獻，他和張居正聯手締造了萬歷盛世。當時反對張居正改革的人很多，萬歷皇帝都是100%支持張居正，沒有二話的。而且張居正的父親死了，按照規矩要回原籍去守製27個月，但萬歷皇帝讓他在官守製不要回去，因為如果一走的話改革就半途而廢了，皇帝態度很明確的。要是沒有萬歷皇帝再三挽留，他就回去了呀，改革肯定就推翻搞不成了。張居正下面的張四維和申時行，雖然都是他提拔起來的門生，但張居正一死馬上和張居正切割，就是搞溫和政治。
我注意到魏忠賢的經歷也寫得更詳細了，尤其是提煉出他如何上位的“三部曲”。
魏忠賢之前，大太監劉瑾也是專權特別厲害，當時人說“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意思是皇帝坐在龍椅上，他站在後面，人家給皇帝磕頭等於拜他了。但魏忠賢比劉瑾更厲害，皇帝就是他手裡的傀儡，當時他被稱“九千九百歲”，跟“萬歲”沒有什麽差別。魏忠賢如何搞個人崇拜，我是花了大量篇幅來寫的。一方面是寫魏忠賢的個人野心，另外一方面也在揭露晚明官員的無恥嘴臉，拍馬溜須、喪失原則，從中央內閣首輔起到六部大臣、地方總督、巡撫全是這樣子，只有極少的人沒有，士大夫的氣節蕩然無存。否則，沒有從上到下的捧，他怎麽會成為“九千九百歲”呢？而且還叫“九千九百歲爺爺”。當時內閣首輔顧秉謙比魏忠賢大了18歲，為了巴結魏忠賢想給他做乾兒子，還講“你不願意收我這個白頭髮的人做兒子，那麽讓我的兒子做你的孫子好了”，這樣他還是兒子嘛！這可是內閣首輔說的話！
當時還有個國子監生，對魏忠賢諂媚唯恐落後，竟然向天啟皇帝提出，讓魏忠賢從祀孔廟，魏忠賢的父親配祀孔子的父親，簡直是個人崇拜到極點了。中國歷史上對皇帝的個人崇拜不稀奇，但崇拜一個太監是絕無僅有的，而且他還是個文盲無賴，吃喝嫖賭樣樣有，這就是畸形時代的畸形政治。令人憤怒的是，當時官員從上到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可見人心、道德墮落到什麽地步。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政治黑暗到什麽程度呢？錦衣衛對反對魏忠賢的楊漣、左光鬥等人施加的極刑，殘酷程度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寫作《重寫晚明史》時，我也花了大量筆墨來寫他們的受刑過程。以前是不可能這樣鋪開來寫非常陰暗的東西的，現在我要如實地展現歷史。
明朝亡於“制度腐敗”而非“銀荒”
《重寫晚明史》很強調把晚明史納入全球化視野下寫作，但是除了第一部是講全球化後帶來的經濟繁榮和思想文化變化，後面四部又都轉回晚明王朝內部政治史，一直寫到明朝滅亡，似乎並沒有體現“全球化視野”。為什麽要這樣安排？
你提的這個問題也有人問過。我在後記裡也講了，僅有經濟的繁榮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沒有把內憂和外患消滅於無形的能力，王朝終將走向末路。後面幾卷就是要論證這一點，因此導論裡講了全球化，後面不可能再講了。
其實萬歷皇帝對外部交流是很敏感、很接受的，這在皇帝裡面很少見。通過《利瑪竇回憶錄》等域外史料，可以看到他開放和寬容的形象。當時利瑪竇千辛萬苦到達北京後，雖然萬歷沒有直接和利瑪竇見面，但批準他進京，利瑪竇送的禮品都收了，包括耶穌受難的十字架、自鳴鍾，還評價耶穌說“這就是真正的活神仙”。他也派太監去傳教士那裡打聽歐洲的情況。這些都說明萬歷皇帝很接受西方的東西，沒有後來清代的皇帝那麽反感。但是到了崇禎皇帝時，忙於內憂外患，不可能再去關注西方世界，也沒有這個精力關注對外交往，所以明朝錯過了全球化的大好形勢。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也沒有辦法，無可奈何花落去。
在明朝滅亡的原因上，你和很多歷史學家一樣認為根源在萬歷皇帝。但還有一種說法是《白銀資本》作者認為的，隨著美洲流入中國的白銀大量減少，銀錢比價崩潰，導致經濟危機、自然危機和人口危機，最後疊加為明朝歷史大轉折。你怎麽看這種觀點？
這個觀點比較陳舊，不是新的東西，也是不成立的。根據弗蘭克《白銀資本》這本書，不止晚明這幾十年，而是長達兩個半世紀，全世界的白銀貨幣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流到了中國。另外我還看到一個美國學者寫的，從晚明一直到清朝前期鴉片戰爭以前，對於中國來講貿易都是出超的，中國的白銀是大量流入的，鴉片戰爭以後因為多次大量賠款，中國才開始大量白銀流出去，所以《白銀資本》中的觀點是不成立的。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從晚明到清朝前期這兩個多世紀，全世界白銀貨幣流入到中國來，是所謂的“體外循環”，就是不是財政收入，因為民間貿易發達，絲綢、棉布、瓷器賣出去，比方說一直運到美洲去了，從墨西哥運回來到中國，就是一船銀幣再來買中國的商品，銀幣就到中國來了，所以不存在銀荒的問題。以前在全球化貿易之前，中國白銀是缺乏的，中國卷入了全球化貿易以後，從西班牙和葡萄牙進來大量白銀，直到清朝前期都是這樣子的，這是最近國外學者新的研究成果。
晚明史還有一個令人遺憾的地方是，當時中國經濟世界領先，但工業革命卻興起於歐洲，自此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有人認為主要是當時中國政治制度不鼓勵企業家行為，才沒有形成類似西方的新興資產階級，並使得政治制度發生飛躍性變化。你讚同這種說法嗎？
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早就談過這個問題了，關鍵是帝國的體制疏忽了這一點，並不是中國的商人沒有這個本領。因為中國商人到了海外，他們馬上就發展起資本主義，但是在本國不行，因為帝國體制已經控制了，不讓他們發展起來。這個觀點是有說服力的，我也同意。中國當時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是政治制度問題。
說到晚明政治，你提到一個詞叫“制度腐敗”。
我特別強調“制度腐敗”，或者叫做“制度性腐敗”，在書裡面多次提到，這是晚明滅亡的一個根本原因。比如萬歷皇帝派出的礦稅太監，就是“制度性腐敗”。很簡單的一個邏輯，皇帝要從開礦和收稅來增加自己的小金庫，派的太監個個都是貪婪之徒，收來的錢90%留到自己腰包裡，隻給皇帝10%。這個小頭是微乎其微的，對皇帝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但是把整個明朝經濟元氣傷掉了，得不償失的事情，這就是“制度性腐敗”。
還有魏忠賢的專權也是“制度性腐敗”，所以寫作《重寫晚明史》時我把這一章標題改成“魔幻三傑”。如果僅僅是魏忠賢和客氏勾結起來搞專權，沒有得到天啟皇帝的授權和默認，是搞不起來的，必須是皇帝默認，或者是皇帝重用他，才能夠搞成。這種“制度性腐敗”到了崇禎年間，就是什麽事情都做不好，內憂解決不了，外患也解決不了，兩邊作戰兩邊失敗，原因也在於制度性的腐敗。
這個問題一直到李自成進入北京，為什麽40天就逃了？也是制度性的腐敗造成的，我寫了大量這方面的歷史細節。《重寫晚明史》第五卷，引用了英國思想史家阿克頓“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話，來談李自成的失敗。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2019年3月1日報導，標題為編輯所擬。）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