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大力度改革開放推動全要素生產率高速增長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於哪裡？——奇跡解釋之二

　　在發展經濟學中，因為有低生產率的農村農業和高生產率的城市工業二元結構，在農村中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由此建立了剩餘勞動力不斷向城市和工業轉移的經濟增長模型。其實在計劃與市場的二元體制中也相同，體制扭曲禁錮了大量的體制性剩餘要素和剩餘資源（非市場交易的土地和住宅），二元體制漸近轉軌，使被禁錮的剩餘要素和其他非市場化資源逐步被釋放出來，以全要素生產率（簡稱 TFP，下同） 或者其他核算方式表達的產能的形式成為經濟增長的潛能。

　　二元經濟體制釋放潛能的增長，最主要的是由體制安排者實施改革進行外部推動激活內部潛能所致，而非如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主要因流動性不足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由內而生成。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 TFP，各個大力度改革時期 TFP 的大幅度增長，是加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能。中國 TFP 增長的 3/4 源於推進二元體制改革。1978—2018 年，中國 GDP 年均3增長率為 9.51%，根據亞洲生產率組織的計算，其 TFP 年均增長率為 3.49%，筆者在後面估算的廣義技術進步 TFP 年均增長 1%，二元體制改革 TFP 增長年均為 2.49，總 TFP 增長佔到同期 GDP 增長率的 36.70%。但是，同期的歐美日韓 TFP 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0.90%、1.00%、0.77%和 1.02%，其簡單平均數只有中國的 26.43%。 

　　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應當把中國的 TFP 全部歸於廣義技術進步嗎？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中國 TFP 的高增長時期，與經濟體制大力度改革的周期相吻合。

　　圖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三波GDP及TFP高速增長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http://www.apo-tokyo-aepm.org。

　　從圖 1 所示的 GDP和 TFP 增長曲線可以看出，凡是重大改革推進時期，GDP 增速加快，TFP 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體制改革任務結束，還沒有接續下一次重大改革時，GDP 增速放緩或下行，TFP 增速也回落。這就說明，中國的 TFP 增長與各次重大體制改革的頒布和推進密切相關，如表 1所示。

　　表1          三次大力度改革帶來的GDP和TFP的高增長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因1980年和1981年改革有所反覆，TFP增長下滑，故剔除。

　　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 TFP 增長率，表達的廣義技術進步能力比歐美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強得多嗎？回答是否定的，中國與歐美日韓等創新型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技術進步突飛猛進，但從美國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開始，加之重要技術對中國圍堵、限制和斷供，顯現出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新技術創新及其技術產業化等方面能力的不足。進一步分析看，中國改革開放前 1971—1977 年的 TFP 年均增長率為-2.04%。這個階段中沒有經濟體制改革，也就談不上存在體制改革 TFP。原因在於計劃行政體制禁錮和經濟工作紊亂，原有的勞動力、土地、工廠和設備使用效率在下降，教育、知識、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和新技術應用等進步大部分停滯。然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後，TFP 增長率變動經歷了這樣一些創造奇跡的階段。

　　我們來看經濟體制改革動態變化與 TFP 起伏過程。 

　　1978—1988 年，TFP 年均增長率為 4.12%。這一階段，1980—1981 年和 1982 年，TFP增長率有兩次小的回落，影響 TFP 增長率上升或下降的因素是這段時期回到計劃與向市場改革之間的反覆。如果將其剔除，TFP 年均增長率為 4.41%。這一階段的 TFP 增長率主要來源於承認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鼓勵鄉鎮企業發展、放開計劃外市場、城鎮企業擴大自主權和勞動力實施計件工資獎金製等改革。

　　1989—1990 年，TFP 年均增長率為-3.07%。除了正常的經濟運行因社會動蕩被打亂外，也說明改革如果處於停滯甚至發生體制回歸，不僅得不到改革獲得生產力的釋放，而且還會導致原有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下滑。1991—1995 年，TFP 年均增長率為 6.20%。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歷史上 TFP 提高狀況最好的 5 年。期間 TFP 增長在 1991 年迅速從紊亂中恢復反彈。

　　1992—1995 年，重申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闡明公有製為主體和個體私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定改革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這一階段 TFP 來源的特徵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個體、私營和外資等市場主體大幅度增加，對戶籍限制、土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和銀行貸款歧視等體制扭曲進行變通和糾正，並且原有低效率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向其轉移配置，釋放了被禁錮的體制性剩餘要素並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 

　　1996—2000 年，TFP 年均增長率為 1.17%。從這一階段看，通過提高要素利用率獲得 TFP的各類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常態化運行的軌道。比如計件工資獎金刺激勞動力提高生產率已經到了相對高的水準，激勵體制既定後，原先改革提高生產率的動能邊際遞減。此時國有經濟改革的重點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債務重組和下崗分流，實現三年國有企業脫困；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合並產業部和形成發改委、財政部和央行為框架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而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改革，還在試點和部分領域推進的過程中，對以往要素體制改革 TFP 增長的回落還不能形成較強的替代動能。期間，又遇到了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這些都是這一時期導致 TFP 增長率下降的原因。

　　2001—2010 年，TFP 年均增長率為 4.28%，GDP 增長率也在加快。這一時期 TFP 提高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建設用地從有償出讓試點、政府企業間一對一協議交易，改革到所有土地出讓都經地方政府招標競價拍賣進行，同時城鎮居民住宅實施貨幣化分配和商品化供給改革。這使得土地和住宅價格發生了從零到市場價格溢值的過程，成為 TFP 乃至 GDP 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中國加入 WTO，進一步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吸引全球規模較大和技術水準較高企業進入中國，增加高質量市場主體，一方面擴大全球市場，出口擴張使產能利用率提高，另一方面製成品出口擴大和農業剩餘勞動力進一步向製造業轉移，也提高了要素利用率。

　　從前面分析中國 TFP 的形成過程看，除了廣義技術進步因素外，其主要有以下特徵：

　　（1）相當大的全要素生產率比例依靠猛烈的大力度經濟體制改革安排和實施而形成。從 1978 年以前數據看，沒有改革，TFP 增長幅度很低，甚至體制低效率抵消了廣義技術進步潛能和降低要素投入效率，使 TFP 呈現負增長。

　　（2）大力度改革猛烈推動了 TFP 增長，使 TFP 增長率呈現為倒 V 型；如果改革進退反覆，增長會形成鋸齒形狀；反覆程度大的時段，甚至會使 TFP 增長變為負數。 

　　（3）要素市場化和土地房屋資產化的每一步改革會使其利用率突然提高，增長來源以 TFP 的形式體現出來；而改革過後，產出成為提高要素利用率水準的投入結果，變成了正常的投入產出，而不再有額外的余值產生。因此，二元體制國家每一次體制轉軌形成的經濟增長潛能都是邊際遞減的。在體制沒有並軌到位之前，若要再一次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則需要新的大力度的改革安排和實施。

　　摘自“經濟增長：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基於二元體制改革視角對中國增長奇跡的一種解釋”，《財經問題研究》2021年3月9日首發於中國知網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