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 雜畫卷 局部 紙本水墨 南京博物館藏
生活於明代中後期的徐渭，在水墨大寫意花鳥畫上創造出了震古爍今的藝術成就，開創了極具個性化的粗筆文人寫意花鳥畫的新局面。他的作品中傳達出強烈的自我獨白，而且與傳統文人畫家筆下的自我獨白大相徑庭。傳統文人畫家在作品中的自我獨白是委婉含蓄的、娓娓道來的、充滿書卷氣的、文氣的，而徐渭卻以奔放的、宣泄的、直抒胸臆的、不著一毫脂粉的自我獨白打破了延續畫壇幾百年的書卷氣息。
性情的獨白
歷史上的寫意畫大家均擅長於在繪畫中無拘無束地宣泄個人情感，表現內心世界，徐渭的大寫意花鳥畫作品便是他通脫豪恣、獨立不羈的人格性情在紙上毫無保留的呈現。徐渭學畫於中年之後，他博取諸家之長，獨出機杼，獨創新格，提出“師心縱橫，不傍門戶”的主張以及“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為妙品”的繪畫標準。
紙本水墨 故宮博物院藏
其《墨牡丹》便很好的詮釋了他獨立不羈、不拘禮法的性情。他借毫素將積聚內心的浪潮，把一切由禮法和積習築成的堤岸全部衝倒，他在其作品上題曰：“牡丹為富貴花王，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蓋余本窶人，性欲梅竹近宜，至榮華富麗，風若馬牛，宜弗相似也。”
牡丹花寓意富貴在我國有著悠遠的立意傳統，宋代《宣和畫譜》中曾所述：“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而徐渭卻偏偏另辟蹊徑、改旗易幟，以一種“我”本是一窮苦人，和榮華富貴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自嘲態度，將他眼前的牡丹以墨色來表現，神氣盎然，水墨華滋，給人耳目一新的視覺效果和心靈震撼。
紙本水墨 故宮博物院藏
徐渭的大寫意花鳥畫作品，在超越突破了傳統花鳥畫中的立意、布局、筆墨等繪畫圖式之外，更大的突破是自我性情在生宣紙上隨心所欲的流露，是一種不掩飾，不矯性的性情獨白，他借助於“以目入心，以手出心，專寫胸中靈和之氣。不傍一人，不依一法，發揮天真，降伏外道”的表達方式，抒發獨立不羈的個人性情，抨擊腐敗專治的黑暗社會，與傳統繪畫中委婉含蓄、娓娓道來的表達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懷才不遇的獨白
“僦居已六年，瓦豁綻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甕。”這是徐渭中年後定居於老家山陰所作的一首詩。詩中描述了他居住的環境，破瓦頹垣，上雨旁風。這位日後成為明清寫意花鳥畫大家的生活竟如此淒涼貧苦，不免讓人心生惻隱之情。然而在徐渭七十三載的人生中，這點居住環境上的落魄遭遇又何足掛齒呢？
徐渭的一生命運多舛、屢受挫折。他出身官宦家庭，庶出，剛滿百日父親便過世，二十一歲與潘氏成婚，入贅潘家。五年後，潘氏病卒，便從潘宅遷出過著貧寒的生活。但胸懷大志，積極入世的徐渭並未因此不振，他期間拜師王畿、季本潛心專研心學。三十七歲迎來了人生的轉機，得到監察禦史胡宗憲的器重，入胡府做幕僚。
紙本水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四十一歲參加了他人生的第八次鄉試，但這次依舊落榜，這對徐渭的打擊是殘忍而冷酷的，因為對於渴望登科及第、施展抱負的徐渭而言，單單考取一個秀才在當時是無法實現這些巨集願的。科舉考試屢戰屢敗的經歷對他日後的藝術創作埋下了排遣憤懣的伏筆。在四十五歲時他曾經的靠山胡宗憲又受劾入獄，在獄中含冤自殺，徐渭因擔心受牽連，精神幾度失常，作《自為墓志銘》，自殺數次未遂，“引巨椎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次年因懷疑妻子不忠將其殺死入獄六年，後經朋友相助得以獲釋，出獄後開始專注於書畫創作。
徐渭一生經歷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和壓抑，他竭盡全力地一次次去點燃生命中的光亮，然而卻一次次被命運中無盡的黑暗所湮沒，他只好選擇書畫來作為自我宣泄的出口，排遣著內心的憤懣與不甘。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榴實圖》與故宮博物館藏的《墨葡萄》是兩幅典型的與他本人悲苦命運緊密相連的作品，暗含著個人的遭遇和處境。前者逸筆寫一枝豐碩飽滿的石榴，無人采摘，果皮開裂，果粒散落，自題詩曰：“山深熟石榴，向日便開口。深山少人收，顆顆明珠走。”
紙本水墨 故宮博物院藏
後者墨色淋漓，以草書筆法書寫葡萄枝、葉與果，完全不顧及葡萄的自然形態與造型，縱橫恣肆、任意揮灑、氣勢雄強，自題詩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無論是深山裡的石榴，還是田野中的葡萄，它們都生活在無人問津、無人理睬、自開自落、自生自滅的環境中。這畫中景物即是徐渭對懷才不遇的自我所進行的悲痛呼喊與人生獨白，讓人不禁扼腕歎息，更深刻地體會到袁巨集道在《徐文長傳》中所述：“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原文作者：宋潞鑫
原文來源：《藝術品》2018年10月刊總第82期《徐渭花鳥畫中的自我獨白》
（因篇幅問題，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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