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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職校當老師:不能用“失敗”定義我的學生

全國的普職招生比在5.8∶4.2-5.9∶4.1之間,這意味著,中考過後約一半的學生進入職業高中。分數似乎讓職高學生帶上了“失敗者”的烙印,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普高和職高並不是分類,而是分層。進入一所職高,就像河流交匯在低處。

少數人在學校看到職校學生的真實模樣。中職學校的教師人數,佔全國專任教師總人數的4.74%。在不到5%的老師中,一部分是剛畢業的年輕教師。他們選擇成為職校老師的理由各不相同。職校的實際狀況,在他們進入那扇校門後,一點點展露,推著他們不得不去思考,職校培養著怎樣的學生,自己又將成為怎樣的老師。

文 | 曾詩雅

編輯 | 楚明

運營 | 月彌

“失敗者”的刻板印象

老師們對自己的第一堂課總是印象深刻。

在一所職業高中任教的吳舒妤能清晰地回憶起一年前的9月1日。她準時出現在烹飪班門口,看到了一副畢生難忘的景象:教室裡29個男生,3個女生,大部分人沒帶書本,幾個學生拿出了烹飪課要用的擀麵杖,不斷敲擊著桌子。最後排還有個男生直接把雙腿架上了桌,嘴裡一下一下地嚼著口香糖。

這一幕就像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說法那樣,“一些職校生們懶散、頑劣、不學習、沒規矩”。

吳舒妤起初並不相信這些。她早早體會過刻板故事裡的無奈成分。研二那年,她進入一所私立初中實習,教兩個初三班級的語文。這兩個班,100多個學生,都被貼上了共同的標簽——“考不上高中”。更準確地說,因為沒有上海戶口,他們失去了考入上海普通高中的資格,絕大多數的學生只能進入職業高中。

這些將要被劃歸為職校生的學生,大部分人在那時放棄學習。幾乎沒有人聽課,拋出的問題很少得到回答,大部分人在睡覺、看窗外、竊竊私語。有兩個女生是例外,一直堅持積極舉手發言。只是每當她們一發言,其他同學就開始起哄說:“你竟然在學習!”

時間一久,最後的兩雙手也放下了。

吳舒妤至今都記著那個畫面,兩個女生坐在位子上看著她,一言不發,像兩座孤島。她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想去職高當老師,想看看那兩個女生會有怎樣的未來。

後來,吳舒妤如願考上了上海一所職業高中的編制,去教語文。進學校前,她帶著戲劇文學專業給予的浪漫情懷,“沒有升學壓力了,不用再像教初中時那樣,把講義列印好發下去,讓學生們記住。我想著讓他們去閱讀小說,去欣賞詩歌”。

陳一鳴沒想太多工作的意義,“誤打誤撞”地當上了職校老師。2016年從蘇州大學計算機畢業後,他就陷入不斷考試的生活。公務員、事業部門、銀行,所有代表穩定的體制內工作,他都嘗試了一遍,大部分的筆試也通過了,但因不善言辭,總是在面試時被刷。

直到2018年,他再次考教師編制失敗——錄取名額剛好截取到他的排名之前。但校長打來電話,說一名計算機專業課的老師懷孕了,學校需要他去代課。

“一切來得太快了,30號給我打電話,31號讓我過來當老師,9月1號又讓我當班主任。”考了兩年試,最後只花了3天,陳一鳴就成為一名職高班主任老師,不過沒有編制。

開學第一天,這名年輕的教師慌張地走錯了教室。直至下午5點他才出現在正確的班級裡。班裡的學生悉數坐下,一共32人,11人是電子專業的,21人是計算機專業的,31名男生,1名女生。他們最大的共同點是,中考成績都沒達到普高分數線。

因為分數,因為戶口,這些學生被劃分進不同的教育體系裡。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2020年的數據顯示,全國的普職招生比在5.8∶4.2-5.9∶4.1之間,這意味著,中考過後約有一半的學生會進入職業高中。分數讓職高帶上了“失敗者”的烙印,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普高和職高並不是分類,而是分層。進入一所職高,就像河流交匯在低處。

來自家長們的偏見強化了這種刻板印象。一份中國青年報針對1353名學生家長的調查問卷顯示,有13.3%的受訪家長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進入職業高中,20.0%的受訪家長表示不好說。在對職校的偏見中,一半以上的家長認為“校風不好,影響孩子”“說出去沒面子”,三分之一的家長認為“教學質量不高,學不到東西”“擔心畢業後找不到體面的工作”。

陳一鳴中考那年,也收到過一所職業高中的錄取通知書。當時父母例舉出上述理由的種種,堅決反對,讓他複讀,考一所普高。

有時,刻板印象也發自學校內部。林芸考研失敗後,進入了一所民辦職高當英語老師,她一人要教8個班,每個月要上28節課。上課前,老教師們講起學生的叛逆,並給了她教師生涯的第一條建議——保護好自己。

少數人真正在學校看到職校學生的真實樣貌。根據教育部、智研谘詢整理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中等職業學校學校專任教師人數則為84.95萬人,佔全國專任教師總人數的4.74%。

在不到5%的老師中,一部分是剛畢業的年輕教師。他們中,有人只是為了一份更輕鬆的工作。張璿本來是一所公立初中的語文老師,因為疲於每天7點到校,2021年她轉到了台州的一所職高,過上了8點15分打卡的生活。有人是為了延續一些夢想。季思思曾是一個是職校生考上本的“成功典範”,畢業後她回到家鄉的一所職高成為舞蹈老師,期待培育出更多像自己一樣的學生。

年輕人選擇成為職校老師的理由各不相同。職校的實際狀況,在他們進入那扇校門後,一點點展露,推著他們不得不去思考,職校培養著怎樣的學生,自己又將成為怎樣的老師。

站在學生那一頭

大多年輕老師們最開始都曾試著站在學生那一頭,試著靠近、觀察、理解,然後搭建起一段“亦師亦友”的關係。

吳舒妤在自我介紹上花了足足十分鐘。她把自己的姓氏寫上了黑板,並指著它,一字一頓地強調:“記清楚,長頭髮,圓臉,我姓吳。”可之後,有學生去辦公室找她,依然說:“我找語文老師,姓吳,男的。”

大概一個月之後,學生們記住了吳舒妤,並開始給她起外號。那天,她還沒進教室,就聽見同學們喊“老吳來了”。“一瞬間,還以為喊的是我爸呢!”吳舒妤並不介意,反倒覺得學生很可愛。稱呼上的親昵變化對她來說,意味著師生關係的遞進。

林芸在一所護理職校當英語老師,學生大多數都是女生,親近感從第一天上課就自然形成。學生們衝她提問,“老師你幾歲了?”“老師你剛畢業嗎?”“老師你有男朋友了嗎?”……還有人把她層層圍住,嘰嘰喳喳地問她美甲哪裡做的、瀏海怎麽卷的。林芸毫不保留地分享,也得到了學生們的好感。

老師們回憶起這些片段,總是笑聲連連。吳舒妤覺得學生們身上仍有一股單純氣質。她在辦公室訓斥課代表的事兒偶然間被一個男生得知,那個男生拍著胸脯告訴她:“我不會說的,為了維護他的尊嚴。”張璿覺得他們已體現出一種成人間的體貼。上學期開學前,她曾拜託一個學生幫忙整理表格。新學期即將開學時,那位學生主動發來信息,說自己這幾天特意調開了兼職的排班,可以繼續幫忙整理表格。

“他們可能只是學習不好。”一談到學業,難免有些挫敗。林芸說,她教的班裡有學生連26個字母都寫不全,有同學聽寫時抄了書,一個詞組裡的兩個單詞被抄寫成了一串,組成一個奇怪的長詞,“連最基本的拚寫規則都不懂”。

吳舒妤也體會這種無力。她第一次收語文作業,32人的班級隻交了18份,抱著作業的課代表用理直氣壯的語氣告訴她:“我們班就這樣的,老師你不知道嗎?”

不過,在專業課上,舞蹈老師季思思描述了另一副模樣。入學時,職校生們的舞蹈基礎很差,一個班只有一兩個人此前學過跳舞,對基本功是什麽完全沒有概念。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缺乏自信,跳舞時身體局促,甚至害羞得無法直視鏡子中的自己。

季思思不得不從繃腳、壓腿、下腰這些基本動作開始教,她還講起自己的故事。她和自己的雙胞胎妹妹是當時整個重點初中唯二選擇上職高的人。她們對學習毫無興趣,一心只想練舞。家長索性讓她們上職校。後來,她們都通過藝考,考上了本科,又都通過考編,回到職高,成為舞蹈專業課老師。她反覆告訴學生們:“我也曾像你們一樣。”

故事起到了鼓舞作用。每節課前,她都要求課代表領著同學們先在舞蹈室練習,所有學生都照做了,“一整個學期,從來沒有人遲到,也沒有人曠課。”期末的時候,她還收到了學生們自己排舞的視頻。“要知道大學的時候,都是老師強迫著我們去排練、去拍視頻的,這群學生卻是主動去做的。”

這只是一部分學生可能顯現出來的自知自覺。另外的老師們都談到,有的學生身上的確長出了許多“倒刺”。

吳舒妤第一次布置假期作業,讓學生們把30個生字每個抄一遍,在她眼中,作為高中生作業,這算不上多。但要求剛說出口,就得到了一陣強烈的反對,反對聲中一名女生甚至罵了句髒話。那是一個大眼睛、紮馬尾,白白淨淨的女生,髒話出口時,把吳舒妤嚇了一跳,氣得她都沒吃下午飯,“我長這麽大,從來沒有人用這樣的詞罵過”。

入校大概四五周後,吳舒妤就放棄和學生們做朋友了。“一旦成為朋友,他們就不寫作業了,就故意跟你抬杠了,然後他會領著所有的同學也不學習,違反校紀校規,故意給你搞事情。”

“對峙”可能才是一種常態。有新的英語老師剛進入課堂,學生們不著調地“警告”:“老師你跟我們在一塊,會被我們帶壞的!”

越往後,老師們越能領悟到,許多“刺”都源自土壤,在他們生長環境裡或許能找到注腳。

班級內部裡能找到一些答案。吳舒妤教的一個班裡,有男生偷偷劃走了父母卡裡幾萬塊錢。拿到錢後,他在班裡提出,只要有人喊他一聲爸爸,就能得到幾百塊錢的紅包。事發後,男生說,自己時常被同學們辱罵、戲弄,這麽做就是為了換得一些正視和關注。

在職校,“請家長”會比在普高難得多。吳舒妤聽到大多數的家長回復版本都是,“老師,我管不了他了,你替我管吧,怎麽樣都可以,打他罵他都可以”。還有憤怒一些的,“老師我把小孩送到學校,就是為了讓你們管的啊!”甚至有一次,有學生談戀愛,需要請家長,對方在聽筒那邊用不耐煩的語氣說:“我自己都要談朋友,哪管得上小孩談朋友!”

陳一鳴在一些家庭身上,找到了學生“放逐自我”的理由。一個周日,班裡有個男生沒來上晚自習。他打電話給男生的爸爸,連著打了7個,沒有人接。2個小時後,對方回來電話說,自己很早就離異,孩子一直放同學家託管。“我這周末也沒見著啊,不知道什麽情況啊!”推脫之後,對方匆匆掛了電話。電話又打給男生媽媽。伴著工廠的背景音,男生媽媽在電話那頭說,“小孩沒去學校就沒去學校,老師你幫忙請個假吧!”,也匆匆掛了電話。

▲ 圖 / 電影《超脫》截圖

接受了自己的“設定”

“你沒有辦法擺正所有人的人生。”吳舒妤總結道。

她曾試圖把學生指引到自己所認為的“正確的方向”上去。她帶過一個文化課功底不錯的學生,字寫得很漂亮,語數英成績也都不算差。她想讓他去報考技能大賽,這是一條職校生能保送大專院校的路徑。大賽除了一門專業的技能,還同時要考語數英三門課,其中語文要求考書法。吳舒妤覺得這場比賽簡直是為這位男生量身打造,她興衝衝地跑去告訴男生,讓他報名參賽。

起初,男生沒有流露太高的熱情,但還是點著頭答應了。再往後,他就開始裝作沒聽見。大賽報名的時間快截止了。一天,吳舒妤把他單獨喊到一間小會議室裡,把準備好的複習資料給他,還囑咐他:“這幾項你都不用複習,只要再學一下這一項就行。”

話還說完,複習資料被狠狠地甩在桌上。“你能不能別管我?”男生表現出極大的憤怒。

“我這又不是在害你!”

“你不是在害我,但你在煩我!”男生扔下這句話便離開。

驚詫、錯愕,還有委屈,吳舒妤想不明白,去找了自己的“師傅”,她的帶教老師談心。經驗豐富的教師告訴她:“隻渡有緣人,你不可能把每一個人都擺正。”

吳舒妤接受了,“我現在已經不想著什麽要教好所有人,一個班能教出一兩個語文不錯的人就行了”。

過往的精英教育總是告訴這群年輕的老師,去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拿到更高的學位,去過更好的生活。他們自然而然地把這套邏輯灌輸給職校裡的學生。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早已接受了自己的“設定”。比如那個把資料甩在桌上的男生,吳舒妤後來猜想,那天他的那股怒火可能是因為自己打擾到他玩遊戲排位賽了。這個男生也極有可能不會念大專,“他應該只想著繼承爸爸的那家麻辣燙店”。

林芸時常會忍不住問自己的學生:“你們想過以後幹什麽嗎?”沒有學生能回答上她的問題。

他們總是流露出相似的神情,或是一臉的毫不在意,或是一茫然。林芸擔心他們對未來沒有思考, “那個時候,你好像就能看到他們人生的結果了。”

前程

從職高離開後,學生們會有怎樣的前程?

有一部分人能交出不錯的答卷。陳一鳴帶的第一個班,32個學生後來有6個在高三時轉去了其他班級,26個畢業生裡13個考上了大專,剩下的13個進入了社會。計算機專業出身的職校生們不會從事軟體算法這類需要更多知識含量的工作,更多的是做著線路鋪陳以及到工廠進行電子實操等工作。“雖然看著基礎,但大家的月薪能達到七八千,在當地是個相當不錯的收入。”陳一鳴說。

吳舒妤帶的烹飪班的學生不愁找不到工作,在校時能夠參加比賽擁有作品的話,畢業後月入上萬不成問題。先前學校裡還有位優秀畢業生,在世界級的技能大賽裡獲獎,享受了上海市人才引進政策,並成功落戶,讓研究生畢業的吳舒妤羨慕不已。

張璿去年參加了學校的招生活動。一大早,來報名學校的家長已經排了一路,警察都出動了。不出20分鐘,學校的入學名額就報滿了。

“你想想一個區,會有一半的人上不了普高,剩下一半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甚至上不了職高。你一猶豫就沒有名額了。”張璿說到。她所在的學校設置了多種班級,3+4二本直升班、 3+2升專科班,以及高考班等,也給學生提供了多種升學出路。

似乎只是被提前做了規劃,但職校生的未來依然有各種可能。這只是故事光明的一面。模具、烹飪、舞蹈這些重技能的專業之外,張璿也說不上那些從職校會計、金融專業畢業的學生們要如何在社會上和一群大學生、研究生競爭,“可能就去幹別的了吧,服務生、收營員之類的吧”。

一些數據可以證實張璿的擔憂。在崇尚高學歷的社會,一個人的社會競爭力,通常會以文憑來衡量和區隔。以廣東省為例,2020年廣東中職學校就業率96.33%,平均月薪為2182元。同一年,廣東省畢業生首份工作平均起薪為5290元/月, 其中,專科畢業生平均起薪為4562元,本科畢業生平均起薪5102元, 碩士及以上畢業生平均起薪7337元,其間差距顯而易見。

當張璿走在台州的街道上,經常不經意地遇到幾個自己的學生,他們在麻辣燙店、在奶茶店做著兼職,穿著成年人的服裝,用成年人的語氣說話。雖然此刻他們做的是兼職,但等他們畢業,可能會再回到這個地方。

吳舒妤給出了一個畢業生去路的估算,大概一半的學生從事了所學的行業,養活了自己。另外一半中有一小部分繼續升學,剩下的一部分,她也不知道他們幹什麽去了,“畢業那天就把我拉黑了,再也打聽不到他們的任何蹤跡”。

這些年輕的職校老師也有了各自的去途。林芸在職校待了3個月就離開了,她進入了一家遊戲公司任職。她是那一屆學生的第4位英語老師,9月開學,她的學生們將迎來第5位。職校老師的生涯對她來說只是過渡期。

這是陳一鳴成為職校老師的第3年。他帶過兩屆學生,已經是能收到畢業生們的微信問候、水果花籃的老師了。他因為這份職業變得開朗起來,家人裡驚歎他“越來越會為人處事了”。更大的收獲是,面試中的表達困境也被克服,他一年前考取了一所職校的編制,得償所願成為龐大考編隊伍裡成功“上岸”的一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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