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芙蓉王 編 | 趙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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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能在正規渠道買iPhone已經是2009年底的事情。聯通在世貿天階搞了一場iPhone3GS的入華儀式，現場請來了蘋果的領導和微博女王姚晨，限量999台，排號購買，一位姓智的小夥子買走了第一部iPhone，他已經在北京秋涼的夜裡等待了9個小時。
這一幕原本屬於中國移動。移動是最早跑去和蘋果談判的中國運營商，希望把iPhone引入中國，為即將開啟的3G時代提供優秀的終端產品。
這是強者之間的聯姻，本以為能成一段佳話，但因為分成比例和3G網絡製式問題沒有達成一致，傲慢霸道的蘋果最終被聯通搶走了，讓聯通打了個翻身仗。中國移動那幾年非常被動，3G成了移動和聯通，甚至是中國和世界移動通信事業的分水嶺。
01
2004年12月9日，大唐電信董事長周寰站在螢幕前，忐忑不安。幾秒鐘後，電話接通了，在工作人員的小聲提醒下，周寰終於朝著大螢幕喊了一句默念已久的話：總理好。螢幕另一側出現了遠在歐洲訪問的時任國家領導人。
這是大唐電信牽頭的3G標準TD-SCDMA打通的首個視頻電話。從無到有，這一天的到來非常不易。兩年前大唐移動成立，全力推動TD-SCDMA的發展。
大唐移動TD-SCDMA手機展示 圖/視覺中國
大唐移動在成立前和德國西門子對這個技術聯合進行過現場演示。但演示當天狀況頻出。測試車剛開出二環內的大唐集團，現場接收到的聲音就變得很小，斷斷續續，畫面時不時出現馬賽克。當車速達到70邁時，整個螢幕就布滿了馬賽克，然後是長時間靜止不動。
大唐的解釋是，太陽反光再加上現場干擾比較大，屬於特殊情況。現場專家也說得很委婉：不太成功，但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離產業化還有距離。
這樣的測試結果打擊了外界對TD-SCDMA的信心。國內一些人一直不太看好發展自己的通信標準。當時要人沒人，要技術沒技術，而歐美主導的通信標準已經非常成熟。
這事還得回溯到1997年，國際電信聯盟開始征集3G技術標準。當時的信產部在北京西北角的香山舉行一次專家研討會，內部討論決定要不要向國際電聯提交中國的技術方案，畢竟1G和2G都是別人的。
大部分人都反對，認為這是西方人玩得把戲，而且國內沒有半點技術積累，別說要成為全球標準，就是單那幾百頁的英文文本，連開頭都不知道怎麽寫。
但從長遠來看，增加話語權確實應該做，否則未來局面會變得非常被動。最後，信產部領導一錘定音：總有第一次，總得試一試。信產部認為能搞出來最好，搞不出來至少也積累了一些與國際對手打交道的經驗，甚至還能讓國外降低點專利費。
這個事得到了周寰和李世鶴大力支持。周寰當時的身份是郵電部科技司司長，他找到當時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李世鶴，讓後者在3個月時間內主持標準的開發工作，拿出一個基於SCDMA的技術框架。李世鶴曾在美國讀博士，回國後曾在郵電部的研究所，還專門引進了兩位智能天線的華人科學家。
牽頭的企業最後落到了郵電部旗下的大唐電信頭上。光靠大唐電信憑空造一個技術標準出來並不現實，大唐電信選擇了與歐洲的西門子合作，甚至還專門用自己研發的智能天線技術解決了很多西門子無法解決的問題。
1998年6月，終於在日期截止前，大唐電信向電信聯盟提交了TD-SCDMA通信標準，李世鶴開始了一場充滿艱辛的征途。中國一直希望發展自己的電信標準，一來電信事關國家信息安全，二來是利益考量，國外主導了標準制定，也幾乎壟斷了專利，國內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老一輩電信人就是在這種心態下開始了參與到國際標準的制定中。
當時在3G標準上，歐美勢均力敵，互不相讓，誰也不服誰。這裡不僅關乎歐羅巴和美利堅的面子，背後是諸多利益的紛爭。但美歐包括日韓在內的若乾方案遭淘汰，年輕的TD-SCDMA也遭排斥。
周寰求助信產部給各外企駐中國機構發函。終於，在2000年5月，國際電聯投票，大唐電信提出的TD-SCDMA正式被采納為國際3G標準，和歐洲提出的WCDMA、美國提出的CDMA2000標準共同列為3G的三大標準。
被納入國際標準，只不過是拿到了一張“準生證”，而更長更難的路是讓這個技術在現實中得到廣泛應用。關於誰來使用的問題也是爭執不下，讓外國人用還不現實，國內就三大運營商，到底是大家一起用還是單獨給某家運營商使用？如果每家運營商都有兩種方案，腳踏兩隻船的後果肯定是剛出生的TD被冷落，最終工信部直接把TD給了實力最雄厚的一家。
歷史選中了中國移動，儘管移動心裡是十萬隻羊駝飛馳而過。因為TD技術不成熟，產業鏈更不完善，算不上主流，時任移動董事長王曉初曾三番兩次對外表態，希望採用WCDMA，TD作為補充。
當時北京即將辦奧運，但北京的3G網絡測試卻非常緩慢。李世鶴發現，在上海時3G信號都很好，一到北京卻差得要命。
李世鶴很不爽，“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對自己的技術有一些感情嗎？”他是個性格直爽的人，敢怒敢言，經常跑到領導辦公室拍桌子。
但每一個偉大的開始都是舉步維艱，血淚鋪路，TD標準也一度面臨流產的尷尬境地。甚至在3G牌照發放前夜，生產TD芯片的合資公司凱明宣布倒閉。這是一家由17家中外著名公司合資的企業，6年時間投資了兩個億，但TD產業發展緩慢，投資遲遲不見回報，17個股東意見不一，最終在紛爭中落幕。
政府是從國家利益和自主創新的角度去考量。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得上，中國移動就這樣成了全宇宙運營TD網絡的運營商，扛起自主創新產業化的大旗。
而那一頭聯通很早就定下來要採用歐洲WCDMA，也如願拿到了這個標準的牌照。iPhone進入國內的第一部合約機也是和聯通合作，在iPhone被奉為神話的年代，這個合作給聯通帶來了大量優質用戶。
圖/視覺中國
然而3G時代在我國的時間很短，2009年發3G牌照，2014年就發了4G牌照，滿打滿算也不過5年時間。中國移動在3G上的投入也沒來得及收回。整個通信界對TD的歷史評價分歧很大。
《財新周刊》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了TD式創新，稱倉促上馬的TD-SCDMA 被認為是源自西門子的技術，大唐電信的貢獻非常有限。當年歐洲在選擇3G標準時，選擇了愛立信和諾基亞支持的WCDMA，而西門子支持的TD-SCDMA被放棄。西門子為了不讓自己苦心經營的TD技術付諸東流，才把全套技術免費授權給了大唐電信。
這種說法在通信行業激發了一輪大討論，至今也無定論。但一個事物從無到有，或許沒有預想的完美，其更大的價值是對國內人才和產業鏈的培養，以及技術的積澱。
所以在4G牌照發放時，工信部先發的也是中國主導的TD-LTE，而國外的主流是FDD-LTE。除了中國，很少國家能有這樣的實力和魄力單獨做這樣一件事。雖然從技術本身的傳承來看，TD-LTE和TD-SCDMA沒有太大的關聯性，但中國人希望有自己通信話語權的決心一直沒有放棄。
圖/視覺中國
只是誰也沒想到，當初高舉自主創新大旗的大唐電信，這幾年幾塊主業——集成電路、終端、軟體應用和移動互聯網一直發展不如意，連年虧損，在股市被戴帽，走上了賣房保殼的窘境。
02
外國公司對大唐電信拿下3G國際標準並不太關心，他們更關心的是接下來中國什麽時候發放3G牌照，以及三大運營商會採用誰家的標準。因為這些將決定未來一段時間這些企業的命運和相應的國家競爭力。
歐美都在不遺余力地遊說。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就把CDMA入華作為談判條件之一。
2004年，北京搞了一場“3G在中國全球峰會”，全球各地的公司都派人齊聚帝都，對中國3G牌照的發放翹首以盼。
歐美的牌照發得早，而且都是當地運營商花真金白銀高價買下來的。英國在2000年開始3G牌照的競價，剛開始大家預測的數字是20億-50億英鎊，結果卻拍出了225億英鎊的天價，相當於當年英國GDP的2.3%。英國政府拿到牌照拍賣的錢，高高興興去償還了國債。德國更狠，3G牌照拍賣了505億歐元。而中國的牌照發放基本是零費用，當然，這跟運營商都是國企有很大關係。
高價卻苦了運營商。當時整個英國的人口才5900萬，僅相當於一個湖北省，即使全部人都是手機用戶，均攤下來，平均每個用戶得承擔650歐元。當時每用戶每月在通信上的支出為30歐元，相當於運營商不吃不喝22個月才能收回牌照成本，更不用說還有建設基地台和購買設備的成本。靠3G網絡盈利變得遙遙無期。
面對歐美的遊說，工信部的領導很淡定，莫急莫急，反而勸大家多關注TD的發展：只要我們的標準能得到進一步完善，3G才有好的發展機會。
其實國內很早就派專家到歐洲各國考察了一圈，回來寫了一份《歐洲3G技術研發商用情況考察報告》，裡面得出的結論是，3G在歐洲發展的並不理想，中國不應該操之過急。
國家也是操碎了心，先是三部委撮合大唐與華為、中興等國內廠家組成“TD-SCDMA產業聯盟”，然後又對這個產業聯盟增加了7億元的投入，完善中國3G標準的產業鏈，讓更多終端公司和芯片公司開發TD產品。行業內達成的共識是，標準的選擇從來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利益的問題。
圖/視覺中國
歐洲人非常努力。諾基亞使出了渾身解數，與愛立信、西門子等廠商達成聯盟，只要中國運營商採用歐洲的WCDMA的3G標準，而不是美國人的，廢話不多說，直接專利費砍半。當時聯通已經決定採用高通的CDMA2000。
諾基亞的中國副總裁何慶源宣稱CDMA2000國際市場狹小，而TD-SCDMA與WCDMA屬同一個體系標準，把它作為WCDMA的一種有效補充，將保證TD-SCDMA在中國的成功。不愧是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人。何慶源選擇聯合中國來反對美國標準。
愛立信和諾基亞嘴皮子都磨破了，但中國這邊的態度一直曖昧，理由是你們自己都沒有運營好，我還得再觀望觀望。令這兩家通信巨頭鬱悶不已。
時任高通中國區總裁汪靜更是炮轟，中國一直不發3G牌照，不僅傷害了國內移動運營商，也讓供貨商難以發展。當時，幾乎每一部手機都需要向高通繳納5%的專利費，眼睜睜看著碗裡的肉卻吃不到嘴裡，讓高通非常難受。
整個行業都急得要命。國內運營商打著試驗網的旗號，偷偷建了1000個左右的3G基地台，中國移動甚至在江西刷牆打廣告：“中國移動帶您搶先體驗3G網絡 ”。基地台的螺絲剛擰緊就被部委發現了，被當成違建下令限期拆除。
3G牌照遲遲不發放，不僅歐美運營商著急，任正非也急得像隻熱鍋上的螞蟻，剛在GSM上賺了點錢的任正非就差點被3G壓死。華為在2003年就啟動了3G戰略，儘管此時已經比國外晚了好幾年，但回過頭來看依然還非常早。而且3G的研發投入很高，最大的國內市場又遲遲不發牌照。2006年，華為在3G上的虧損達到了40億元。
走投無路的任正非帶人去部委拜訪，請求盡快發放3G牌照，但並沒有獲得認可。領導認為中國的TD-SCDMA沒有芯片，沒有手機，沒有基地台，還非常薄弱，如果發放3G牌照，就是歐美標準的天下，之前自主創新的努力就白費了。
好在東方不亮西方亮，華為在歐洲找到了出路。因為當時智能手機還沒有出現，3G終端非常有限，消費者的需求集中在打電話、發短信和瀏覽網頁，用不上高速的3G網絡。但數據卡插在筆電電腦上，接收3G信號，創造了一個新的3G場景，大大增加了用戶的流量消耗。當年，華為和中興的數據卡在歐洲風靡一時。你看，肯乾的企業，在什麽情況下，都能把危機變機遇。
誰也沒想到，中國3G牌照正式發放時已經到了2009年，比歐美晚了將近10年。但這並沒有太影響3G建設，因為此時喬幫主已經推出iPhone兩年，移動互聯網的大幕漸漸拉開，消費需求井噴，中國很快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動通信網絡。
03
在3G之前，移動通信已經經歷了兩代的爭鬥。1G用的是模擬技術，1978年由貝爾實驗室研製成功，最早在芝加哥投入商用，雖然意義重大，但問題很多，比如通話質量差、不能漫遊、容易被監控、設備昂貴等等。
但移動通信畢竟是個大產業，1G時代帶起來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家大企業，包括摩托羅拉、朗訊和北電網絡。最著名的標誌是摩托羅拉生產的大哥大，這個笨重的磚頭成了特殊年代身份的象徵。
真正的大發展是2G的普及。汲取了1G時代單打獨鬥的教訓，歐洲這次合縱連橫抗衡美國。GSM是歐洲人搞的東西，俗稱全球通。從模擬技術切換到了數字技術，因為覆蓋區域像蜂巢一樣排列，所以又叫蜂窩技術。當時美國的高通雖然技術上已經有了不小進步，但勢力還很弱，GSM幾乎一統了2G的江山。歐洲人放下成見，胸懷世界，一舉乾翻了摩托羅拉的老大位置，把GMS賣到了全世界。
GSM的崛起，也為歐洲帶來了顯著的商業利益。最典型的是諾基亞和愛立信，它們在2G時代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商和手機廠商。諾基亞的產值在頂峰時期甚至可以左右芬蘭的GDP。
中國選擇GSM並沒有歷史包袱，純粹從技術和市場的角度考慮。GSM的接口是開放的，而且已經在歐洲廣泛使用，產業鏈也非常成熟，能快速發展。而美國的CDMA雖然很多方面更先進，但只有高通一家在搞，摩托羅拉本來有機會和高通一起打開中國市場，但高通一直不願意在專利費上讓步，中國在2G時代最終全面倒向了GSM。
1994年，進入中國市場已經10年之久的諾基亞為北京電信管理局提供了第一個GSM網絡，前郵電部長吳基傳打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GSM電話，用的還是諾基亞2110。
GSM剛進入中國沒幾年，3G的東風就吹到了美國西海岸的聖迭戈，高通總部的幾面專利牆在昭告天下，3G是你們繞不過去的坎。一直在2G引領全球通信產業發展的歐洲廠商都紛紛選擇繞道，儘管有的技術真是太繞了。諾基亞拉著歐洲的小夥伴建了個群，群名叫3GPP，研發自己的CDMA技術，構建自己的技術生態。高通也建了個群，取名叫3GPP2，跟歐洲的豪強對著乾。
不久前聯想的口碑遭遇斷崖式下滑就因為3GPP的投票。根據這個國際組織的規則，除了電信組織和聯盟有投票權，電信相關企業也有投票權。聯想加上它並購的摩托羅拉手握兩票，聯想從自己的商業考量出發，投給了高通，被全國人民罵得狗血淋頭。最近，聯想還學習華為，把官方微博的名稱改了，“聯想”改成了“聯想中國”，突出民族品牌的形象。但這些舉動已經不足以改變聯想在過去幾年遭到的負面評價。
無論是3G還是4G，我國頒發的牌照都比國外晚了5-10年，國外成熟之後才在國內普及，做追隨者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也能享受科技帶來的紅利，但也就受製於人。
和3G時代每家發展一種製式不同，三大運營商在4G分到的都是TD-LTE的單一製式。這個事情讓中國移動高興壞了。中國移動在3G時代過得很艱辛，獨自發展國內提出的TD標準，難度大，還經常被用戶罵。如果當時允許攜號轉網，估計移動的損失會更加慘重。
不過3G來得很晚，去得卻很快，不到5年時間，運營商剛完成大規模的基地台建設，4G牌照就發放了。風水輪流轉，輪到中國移動喝酒吃肉。
4G剛來，一移動營業廳裡正在熱銷的4G手機 圖/視覺中國
移動的高管提出不希望TD-LTE隻由個別運營商運營，而是能和FDD LTE一樣成為全球多數運營商選擇。後來4G牌照發放之時，三大運營商分到的都是“國產自主”的TD-LTE，聯通和電信苦等更加成熟的FDD標準，即使在一年後等來了FDD牌照，但也錯失了先機。中國聯通從2014年開始進入了負增長時期，過了3年的苦日子。王曉初接任聯通董事長之後，痛心疾首：“在5G部署上，絕不能再犯下4G時的策略錯誤”。
經過3G自主標準對話語權和產業鏈的錘煉後，中國移動通信產業在4G時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3G標準的基礎上，國產的TD-LTE毫無壓力地成為了全球4G標準之一。而華為超過了愛立信，成了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中國移動成了全球最大的電信運營商。
2019年6月6日，三大運營商外加中國廣電喜迎工信部5G牌照的發放，除了股市，整個行業一片歡呼雀躍。以前只能鬥地主，現在終於可以打麻將了。關鍵是牌照發放的時間比原來預期的提前了半年，幾乎與歐美和日韓一起成了首批發展5G的國家。
廣電靠著之前在運營電視網絡的歷史積累，手握了700兆優質頻段，在頻譜資源非常緊缺的當下，廣電無疑是拿到了一張王牌，最終也順利拿到了第四張5G牌照。
這兩天，特藝中國總裁吳斌在2011年的一個發言被人翻了出來。他當時對媒體估計不到2020年4G不會起來，大家還是在3G，“不要對LTE、4G有太多幻想”。誰能想到，2020年還沒到，5G牌照都發放了。
我們常說，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同步，到了5G終於看到了更具創新性的苗頭了。中國有第一批5G基地台、第一批5G芯片、第一批5G手機，越來越多的第一次發生在中國。這符合當下的趨勢，未來發展更多靠的是創新。
04
移動通信的發展史，歸根結底是話語權的爭奪史，也是通信企業用盡全力下注下一個10年的利益爭奪史。因此，每一代通信技術商用的前夜，巨頭都要打打官司劃分一下地盤，也就不足為奇了。
2007年，3G時代，諾基亞和高通打官司。當時的諾基亞還是全球最大手機廠商，雙方的衝突點在專利授權上，高通認為諾基亞使用了自家的3G專利，得交錢。諾基亞認為高通也用了諾基亞的專利，雙方都是交叉使用，收哪門子錢。
諾基亞後來悄悄向高通支付了2000萬美元，高通擺擺手，又把諾基亞給的支票退了回去，這麽點錢，老子不稀罕。
十年後，4G時代，官司的主角已經變成了蘋果和高通。庫克到處控訴高通收費不合理，不打算交了，寧願用英特爾的基帶芯片。可惜英特爾不給力，拖了蘋果的後腿。兩年的官司打下來，最終兩家握手言和，蘋果給高通支付了幾十億美金的賠款。
通信技術基本保持著十年一代，但每一代都有新面孔出現，也有老面孔消失。1G有摩托羅拉，2G有諾基亞、愛立信和西門子，3G有高通、蘋果，而4G和5G則出現了華為。
所幸在一輪一輪的洗牌之後，我們看到這個戰場上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創新的身影。
中國移動儘管在3G時吃了點商業上的虧，但技術積累得最好。包括牽頭完成《5G願景與需求》白皮書編制，提出的8大5G關鍵性能和效率指標被ITU采納，首次牽頭制定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應用需求。
在ITU、3GPP中牽頭32個關鍵標準項目，中國移動在全球電信運營企業中排名首位。後來移動牽頭的TD-LTE標準獲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特等獎，這是一個集體獎項，表彰了14個部門的50個人。人多不僅市場大，也是能搞出技術創新成果來的。
根據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的報告，華為擁有1554項5G專利，多於諾基亞的1427項和三星的1316項，成了擁有5G標準必要專利數量最多的公司。華為主推的Polar碼拿下了eMBB場景下的控制碼，成為5G標準之一。而在今年3GPP旗下三大全會主席的選舉時，華為推薦的候選人也擊敗了高通候選人，當選為3GPP SA全會主席。
華為北京研發中心展廳的5G展示 圖/視覺中國
如果說當年3G標準制定時，國外還忌憚於中國龐大的市場，多少要給點面子，而在5G的標準制定上，中國企業已經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不得不認真對待，這是靠努力和實力贏得的尊重。更何況5G因為在萬物互聯和數字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國家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戰略地位毋庸置疑。
所以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正如TD之父李世鶴2007年所說：“中國人太窮，國外這些強國是不高興的，因為他們不希望中國的市場兵荒馬亂。但是中國人富起來了，他們也是不高興的，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強大。”
12年過去了，當一些人在推特上指指點點、揮舞大棒時，這句話看起來更加應景。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