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龍：為什麽要關注數字經濟時代的社會問題

文 / 陳龍

美國的失業率在2018年11月達到3.7%，是過去50年的新低，也遠低於過去70年5.8%的均值。但美國各界對機器和技術取代工作、導致失業的擔憂，卻空前高漲。

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體現了一個深刻的規律，就是技術作為改變人類命運一個最重要的力量，從來都是以機遇、挑戰和不定性結合的方式呈現給世界。

從數千年前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世界平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是幾次技術革命，讓人類從“孤獨、貧窮、醜陋、粗暴、短暫”的生存狀況（霍布斯）提升到了空前的繁榮。但技術和創新帶來的經濟進步，本質上是一種生生不息的變化，“從來不恆定，將來也不會”（熊彼特）。如何擁抱和駕馭技術，使其帶來的機遇和福祉能惠及所有的人群，同時保護劣勢群體應對變化，成為人類最大的機遇和挑戰（羅默）。

伴隨幾次技術革命誕生並一起成長的現代社會科學，其一個核心使命，是研究和推動解決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亞當斯密奠定了通過市場協同勞動分工、實現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卡爾·馬克思關注勞動分工對工人生存狀況的影響，韋伯進一步探究工業社會異化人性的“鐵籠”。

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的是生產力，則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生產關係，這裡指的是研究技術應該如何影響經濟、商業和個人。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合適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將無法得到充分釋放。社會對技術滲透和影響經濟、商業、生活的機制和過程，猶如一個黑箱，所知甚少。其結果，是在如何擁抱技術的討論中，往往無法區分事實、猜想和焦慮，爭議甚多。

在這個背景下，羅漢堂於2018年6月應運而生。其願景，猶如其學術委員會（包括6位諾貝爾獎學經濟學家）所宣布的，是結合學術思想和實踐洞見，研究數字技術如何幫助實現社會的共同利益，並建立廣泛的研究社區，聚合共識和力量，為解決新問題提供新範式。

2019年1月24日，羅漢堂將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數字技術和普惠性增長》報告，以中國實踐為範本，總結了數字技術和普惠性增長的關係，以及對世界，尤其新興國家的借鑒意義。

與此前的技術革命相比，數字革命有兩個根本不同：一個是數字技術普及的低門檻：全球已經有超過42億的人使用互聯網，即便低收入國家中，超過60%的人有了移動手機。另外一個是數字化資訊的低使用成本和非競爭性：和石油不同，數字化資訊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無數次。

這兩個特徵對普惠性增長有深遠意義。現有的經濟發展水準不再成為數字技術普及的關鍵要素。中國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已經有超過12億的網民，其網絡消費無論從規模還是佔社會零售的比例，都領跑世界。2011年，中國和美國的移動支付分別為150億和83億美元；到2017年，中國移動支付體量已經超過22兆美元，是美國的100多倍。

從參與者和受益者的角度看，數字技術能夠成為普惠性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消費側，生活在偏遠和低收入地區的人群，他們網絡消費佔零售的比例，並不比更先進的地區的人群更低，而他們網絡購物品類的豐富度，則大大超過了發達地區，而且落後地區的網購增長更快。在供給側，僅僅在淘寶平台上，就有上千萬的小微和初創企業活躍，其中一半創業者是女性。這些企業，因為其數字化資訊可以幫助鑒別風險，在創業早期就獲得了不需要抵押品的貸款。這在以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僅僅螞蟻金服的網商銀行，在過去3年中就為超過800萬家小微企業提供了無抵押貸款。

從如何幫助勞動者擁抱技術的角度看，讓超過十億的用戶掌握數字技術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提高教育水準，而是降低技術在各個應用場景的使用門檻，讓用戶邊用邊學。不到十年時間，中國江蘇省沙集鎮，通過創業農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從一個沒有製造業基礎的貧困地區，轉變成了中國家具電商產銷第一鎮，展現了知識傳播、邊用邊學的巨大潛力。中國農村戶籍人口從事電商的數據表明，電商創業者不但比其他創業者收入翻番，而且小學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電商創業者，其收入甚至可以趕得上大學程度的非電商創業者。

數字技術還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催生了第三種機制—雙邊數字平台。數字平台不是一家企業，而是一個融合經濟和社會的生態體系，消費者和小微企業都同時既是數字資訊的用戶，也是生產者和受益者。運營平台的企業通過提供數字技術的商業基礎設施，能夠賦能平台的各參與方，為有效的交換、協同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

中國在普及數字技術應用上的進步，還歸功於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有效協同。中國政府大力發展數字基礎設施，並且構建了良性、鼓勵試錯的政策環境。數字經濟則主要由市場創建和推動。

用我們經常聯絡的數位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的話來說，數字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驚人的普惠性”。同時，這些技術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隱私保護和數據治理。在尋找答案的同時，我們不妨回顧亞當斯密揭示的市場經濟的真義：“我們之所以有晚餐，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者麵包師的仁慈，而是因為他們追逐私利。”市場看不見和看得見的手的共同探索，可以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和產品品質問題，相信也可以解決隱私保護問題。另外，技術帶來了新的挑戰，也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將諸如脫敏、加密和多方安全計算等技術和用戶許可流程結合，可以緩解很多與隱私相關的問題。

技術革命的發展史從來都是一部焦慮史。在世界為數字技術可能帶來的未來擔憂的當下，研究中國十幾億人運用數字技術的實踐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中國一樣，很多新興國家都在面臨電力、電腦和數字技術幾重技術革命的千年不遇的疊加機遇，它們可能會沿著與發達經濟體截然不同的數字化路線發展。一種新的數字時代的發展範式正在形成。這種範式數據驅動，小規模、低資本，通過普惠的生產和協同方式，喚醒全球人力資本和消費者的無限潛力。

1620年的時候，弗蘭西斯培根倡議科學研究應該基於一種新的範式，即基於采集的事實來判斷。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叫數據驅動。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帶來了新的增長範式、新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科學的新發展。數據驅動下的研究能力和前沿實踐的結合，正在重構思想的產生範式。這都要求我們繼續探索用新的方法和能力，共同研究這個時代面向未來的社會問題。

（作者為羅漢堂秘書長、湖畔大學執行教務長，編輯：何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