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最新頭條.有趣資訊

秦朔:一個偉大的時代,始於尊重人性與常識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是如何從危難中重新奮起的?讓我們重回40年前的崢嶸歲月,回到初心,回到起點,回到人民。

  從1978到2018,40年風雨同舟,40年披荊斬棘,40年砥礪奮進。

  這一切的起點,是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大會上,習近平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黨內外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

  中國是如何從危難中重新奮起的?讓我們重回40年前的崢嶸歲月,回到初心,回到起點,回到人民。

  1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復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在決定恢復他職務的中央全會上,鄧小平說: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鄧小平自告奮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8月就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會議上,他采納了恢復高考制度的意見。原本還是按照“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長官批準,學校複查”的老辦法招生,檔案都已經發出去了。

  鄧小平很急迫,問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高考招生還來不來得及改?”劉西堯說,要是推遲招生日期,那還來得及。鄧小平當即說:“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

  鄧小平急於改變教育現狀,是有客觀原因的。早在復出前兩個月,他就尖銳指出:“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他覺得教育是最大的差距。

  在8月6日下午的座談會上,清華大學負責人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準,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麽大學!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些話激起了熱烈的掌聲。

  今天看,這些話都是常識,但在當時是很大膽的。大會開幕前一天,有關部門負責人打來電話,對講話提了兩條意見,第一條是建議修改一個標點符號,第二條是把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建議改成“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鄧小平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是全稱判斷,而說“有了一支”,是特稱的、部分的判斷,意思是還有一些知識分子不是工人階級,不是“自己的一部分”。鄧小平聽了匯報,說第一條意見接受,第二條意見不接受,維持原樣。

  在關鍵問題上,鄧小平從不含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由此拉開。鄧小平堅定支持了這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2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平壤參加朝鮮國慶30周年慶祝活動之後,沒有回北京,而是到東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視察。在此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後來被學界稱為“北方談話”。這些談話口碑相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思想基礎。

  如果說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的壓卷之作,1978年的北方談話則是開篇之作。

  9月16日,鄧小平在長春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匯報時說:“現在在世界上我們算貧困的國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們也屬於比較不發達的那部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長官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麽優越性?”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在這段講話中已經呈現出來,這就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後來,他更形象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鄧小平提出要打破平均主義。9月15日他在哈爾濱說:“按勞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義。管理好的企業,工資待遇應該不同。企業管理得好,為國家貢獻大的,應給予獎勵,刺激技術水準、管理水準的提高。”20日在天津說:“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鼓勵懶漢,包括思想懶漢,管理水準、生活水準都提不高。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

  鄧小平還談到引進技術改造企業,“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後,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

  鄧小平也在考慮體制問題。他反覆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幹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

  改革開放是從給予農民、國企、地方一定的自主權、探索權開始的。不放權,無改革。鄧小平對舊體制的反思,開啟了新體制的探索之旅。

  3

  改革開放在今天是一個司空見慣的詞語。很多年輕朋友覺得現在的生活理所當然,也有很多人對現實充滿抱怨。但對年長一些的人們來說,改革開放是他們心中永遠神聖的圖騰。這並不是說改革開放年代什麽都是好的、完美的,而是說,只有在這個年代,每個人才有可能找到獨立的自我,獨立思考,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並為之努力,而且努力總有回報。

  而在改革開放肇始之時,中國人的生活和自由,遠不像政治口號中那樣“虛幻的美好”。

  1977年,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農機局局長的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他一邊放映紀錄片,一邊說,美國農民韓丁(威廉·辛頓)一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產150萬斤糧食。他說:“華主席,我們總在說要縮小三大差別。實際上,我在美國看到的真實情況是,美國的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比我國小。”

  當時在中國,每年人均佔有糧食不到600斤,從1958到1977年糧食產量年增1.9%,全國人口年增1.9%,相當於人均糧食供應毫無改善。1977年,佔全國人口的82%都在農村,卻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17元,2.5億人生活在當時的貧困線(100元)以下。由於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自發進城的農民被稱為“盲流”,要被遣送回鄉,甚至關押和強迫勞動。

  在城鎮,消費品供應嚴重匱乏,食品衣物嚴格限量供應。肉類每人每月一般只有半市斤到1市斤。飯不夠吃的情況很普遍。1977年,全國職工人均月工資48元,居民人均儲蓄存款餘額19元。在那不堪回首的計劃經濟時代,新華社內參曾經反映街上很多人“披頭散發”,有損形象,經記者調查,發現是髮夾供應不足。副總理李先念親自主持調集鋼材生產髮夾,很快又發現,製作髮夾的設備不夠。

  在毗鄰海外的地方,不少人因為饑餓,活不下去,被迫逃離故土。在蛇口的改革開放博物館,有一段原廣州軍區守備第六團政治處主任卓基旭寫的話,描述改革開放前寶安、蛇口一帶的情況——“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上世紀60年代,有關部門發過一個材料,叫《人間地獄——香港》。《人民日報》記者奉命到寶安了解群眾逃港問題,辦了一張過境耕作證,隨逃港群眾到了九龍,才發現這裡並非“地獄”。有逃港者哭著對他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1978年習仲勳主政廣東後,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製偷渡,遂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許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來了。

  改革很偉大,但改革的道理一點也不複雜,就是生活的道理,生活的常識。如同習仲勳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接受訪談時說的話,“千言萬語說的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因為真的意識到自己落後了,中國開啟了一個學習的年代。

  1978年,中國派出許多代表團出國出境考察,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考察行列。

  在1978年的所有出國考察中,影響最大的是谷牧副總理所率的西歐五國考察團,一行30餘人,考察了15個城市,花了一個多月。他們看到西歐國家的高速公路已經形成網絡,瑞士發電廠用電腦管理,巴黎戴高樂機場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西德不來梅港的貨船在吊運貨櫃。他們原來以為會看到工人受剝削的證據,完全沒有想到普通工人的生活水準如此之高。

  回國後,谷牧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第一,戰後,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確有很大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我們已經落後很多了,他們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管理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第二,西方發達國家在資金、商品、技術方面要找市場,都看好與中國發展關係,我們要很好地利用這個良機;第三,國際經濟運行中有許多通行的辦法,凡是對我們有利的,都可以采納運用。葉劍英、聶榮臻和李先念聽了發言表示,外邊的情況谷牧這次出去清楚了,講明白了,該是下決心采取措施實行的時候了。

|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考察|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考察

  9月13日,鄧小平在遼寧鋼鐵基地本溪的車站上,接見當地負責同志。他說:“你們本溪特別是本鋼企業的潛力很大。不僅你們這裡潛力大,全國各個地方大大小小的企業、各個方面的潛力都很大。要挖掘潛力,改變落後面貌。你們要到發達國家去看看,過去我們對國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還有罪,崇洋媚外!你們應當去看看人家是怎麽搞的。長期把自己鎖在本鄉本土,不了解外界,不與外界交往,閉關自守,只能把我們的國家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鄧穎超的建議下,決定印發《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後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麽能高速發展?》和《蘇聯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4份簡報。還有有關部委代表團出國考察的一些報告,供與會代表參閱。

  開放,讓中國看到了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自己。從差距中奮起追趕,激發出巨大的動力。

  5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商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通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

  這就是人性,人需要激勵。正確的機制,是能夠激勵人奮鬥、給予人回報的公平競爭的機制。

  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有一張“蛇口創舉”圖,上面列著蛇口創造的11個第一,其中有一個叫“第一次推行定額超產獎”。

  那是1979年夏天,一聲炮響,填海造港,蛇口工業區動工建設。首批基礎設施中有個順岸碼頭工程,由於沿用集體勞動、平均分配,工人缺乏積極性,進度不理想。每天8小時工作,每人只能運二三十車泥土。作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個辦法,規定每人每天的定額為運54車泥土,完成定額每車獎勵2分錢,超過定額每車獎勵4分錢。工人勞動熱情迅速被激發出來,一般人每天能運八九十車,最多的一天運了131車。

  同樣的人,制度變了,精神面貌就變了。工人們提前來上班,下班後主動檢查車輛,怕出什麽問題影響第二天的運輸。有的司機為了多拉車,甚至少喝水,因為可以少上廁所。四航局局志記載,“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進場,於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創造了特區港口建設的奇跡。”

  但這樣的獎勵制度和當時的有關規定相衝突。規定是,職工每人每年獎金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工資額。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級指示,立即停止獎勵制度。

  袁庚是工業區負責人,他急了,請新華社記者寫了一篇內參,反映工業區碼頭工程停止實行超產獎,造成工期延誤。一天后,胡耀邦就做了批示,他說:“看來我們有些部門並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規定發號施令過日子。這怎麽搞四個現代化呢?”8月1日,工業區恢復超產獎勵。

  沿用幾十年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工資體制,就是這樣被打破的。好機制,才能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減少人的慵懶性、隨大流。

  6

  改革開放40年,是偉大的40年,奮鬥的40年,也是樸素的40年,回歸人性和常識的40年,“順乎天而應乎人”的40年。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新時代的奮鬥目標。

  古老的《尚書》中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意思是上天所見來自百姓所見,上天所聞來自百姓所聞,民意即天意。

  改革開放是從正視人性、順從民意開始的。以中國人口之多,進取心之蓬勃,必然迸射出驚天動地的能量。合乎人性的觀念、理論、主義,是促進中國富強繁榮的強大力量。

  仁者人也,為政在人。只要尊重人性,尊重常識,尊重規律,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中國人必將在新時代創造出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獲得更多的PTT最新消息
按讚加入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