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東營民企互保危機

據當地人士介紹，大海集團對外擔保企業共11家，擔保餘額24.67億元。《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胡巍|攝

自2018年年底開始，山東東營互保危機引發外界關注，源起多家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破產重整。

2019年3月，東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東辰集團”）、山東勝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通集團”）同時被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重整的申請。此前，已有山東天信集團有限公司、山東大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大海集團”）、山東金茂紡織化工集團（下稱“金茂集團”）有限公司等3家企業破產重整。

外界普遍認為，它們均受累於互保危機。有分析認為，東營互保圈主要特點是多數企業從事地方煉油業務，且互保企業的實控人之間或為投資夥伴，或出生地相同，或企業注冊於同一區，均存在一定關聯，此亦是互保圈形成的緣由。

以大海集團為例，有傳聞稱，其對外擔保企業共11家，擔保餘額24.67億元。

大海集團是否受累於互保危機？其對外擔保的具體情況如何？破產重整進行到了哪一階段？《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曾希望就這些問題採訪大海集團，但截至發稿尚未得到答覆。

4月中旬，記者走訪東營市某些區縣發現，互保在東營普遍存在，而互保危機似已成蔓延之勢。互保鏈上一家企業破產，風險將沿著鏈條，傳導至其他正常運營的企業。

東營某縣半數企業受互保危機影響

聯合信用投資谘詢有限公司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東營地方煉油企業互保圈可分為核心互保圈和外圍互保圈。其中：核心互保圈包括萬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萬達控股”）、勝通集團、東辰集團、大海集團、東營方圓、海科化工、富海集團、金茂集團及墾利石化9家企業。

而在核心互保圈9家企業中，又可以細分為19個細分互保圈，僅以19個細分互保圈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為例，該圈累計對圈外提供擔保（不包括圈內企業之間的互保）80.99億元。

東營互保規模由此可見一斑，而牽涉其中的多家企業已陷入危機。

除前文所述東辰集團、勝通集團、大海集團等企業已進入破產重組程序外，此前網絡上流傳的一份由東營市墾利區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出具的文件顯示，萬達控股及其子公司對勝通集團及其子公司擔保債務20%以內的部分承擔清償責任，剩餘部分由政府協商解決，這份文件的落款時間為2019年3月19日。據媒體報導，有萬達控股內部人士表示確有此事。不過記者在此次採訪中對於此消息未獲得官方確認。

這背後是山東東營活躍的民營經濟，有統計顯示，2017年，東營曾有18家民營企業同時入選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為當年山東省上榜企業數量最多的城市，佔全省近三分之一。因為倚靠勝利油田，這些民企多為石化、輪胎等上下遊企業。

在這樣一個民企聚集的工業強市，以互保形式從銀行貸款的民營企業佔多大比例？

東營某縣受訪的多名企業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該縣，範圍在70%到95%之間。但他們都認為，由於互保導致健康的企業陷入困境的情況，自2015年起就被明顯感知，加之互保的鏈條效應，目前可能有半數企業受影響。

企業家自述：什麽是互保危機中最可怕的事？

究竟什麽是互保？

蔣文（化名）是東營一家遭遇了互保危機的企業的老總，他向記者解釋說：“企業向銀行貸款，可以采取抵押貸款的形式，但局限於抵押物（如土地、設備等）的價值，貸款額度通常較小，難以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如果有其他企業為它做擔保，額度就會擴大，甚至超過抵押貸款額度的10倍以上。通過擔保，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度大大下降，而一旦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為其作保的企業就要履行代償義務。”

蔣文介紹了互保在理論上的三種主要形式：

一是AB互保型：A和B互相擔保，企業通常會從多家銀行貸款。

二是ABC互保圈型：A為B擔保，B為C擔保，C為A擔保，形成一個閉合的鏈條圈。

三是ABC互保鏈型，A為B擔保，B為C擔保，但互保鏈沒有形成閉合的鏈條圈。

“現實複雜得多，事實上可能不存在第三種形式，而第一和第二種形式也沒有必然界限。”蔣文分析說，“鏈條上不一定只有A、B、C三環，C背後可能還有D、E、F等等，但B可能不知道F的存在，而F可能又為A做了擔保。一家企業可擔保多家企業，同時也可能有多家企業為其作保，環環相扣，錯綜複雜。當貸款涉及的企業達到3家或3家以上時，這種互保叫作聯保。實際無論哪種形式，只要關聯企業夠多，鏈條最終都可能形成網狀。”

“直接發生擔保關係的企業往往互相了解，但對間接關聯的企業就不一定了解，比如B可能不知道F的存在。但只要一環出現危機，危機就會沿鏈條傳遞；如果是網狀，影響更會多維擴散，所以企業難以預測風險來自哪裡。”蔣文解釋說。

通常情況下，一家企業擔保的企業出現問題，就要為其代償銀行欠款，但蔣文認為還有更可怕的事，“很多企業的確有代償能力，可怕的是即使進行了代償，銀行對企業的信任度仍會下降，因此抽貸或壓貸，很容易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

張翔（化名）是東營一家化工企業的老總，他的企業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互保困境。

“企業仍有很強的盈利能力，由於資金較為充沛，代償對我們不致命。”張翔認為，“代償金額如果隻佔現金流的三分之一，完全可以頂住壓力，但如果超過三分之二，企業就會陷入困境。”和蔣文一樣，他更擔心銀行抽貸。

據蔣文自述，其企業曾為關聯企業代償債務，也曾遭遇銀行抽貸。“原先銀行承諾還貸後會繼續發放等額貸款，可還貸後，口頭承諾的貸款沒有批下來。此後企業再也沒有能力償還其他貸款，也就不存在抽貸或壓貸的可能，資金鏈勉強維持。但嚴格從法律上講，如果銀行追究責任，我不得不還貸的話，資金鏈肯定就斷了。”

而張翔則暗示記者，其與銀行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銀行對其經營情況也很認可，“在很多企業陷入困境時，我們仍然具有償還貸款的能力。如果銀行對盈利良好的企業也抽貸，會導致更多企業陷入困境，最終能夠還本付息的企業越來越少，受害的還是銀行。”

儘管張翔比較樂觀，但他也承認，企業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銀行隨時都可能抽貸，並且有正當理由。”

有受訪的當地企業家認為，為了避免互保危機的擴大，各級地方政府、基層銀行始終與當地企業家保持著某種程度的默契，但企業家不能掌握自己企業的命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始終懸於頭頂。

一家卷入互保危機的企業：

曾在33家銀行貸款，為34家企業做擔保，至少8家出了問題

輪胎產業是東營某縣的支柱產業之一，該縣開發區曾被評為“山東省橡膠輪胎產業示範園區”。據多位企業家介紹，該縣輪胎產能約佔全國四分之一。

“涉足輪胎產業的德瑞寶公司是當地第一家破產的規模以上企業，背負大約四五十億元債務，破產發生在2014年年底前後，在當地震動不小。”一位當地企業家介紹說。

2015年年中，該縣另一家從事輪胎生產的X公司擔保的一家企業無法向銀行償還貸款，X公司正式卷入互保危機。

該縣輪胎企業數量眾多，加之資金密集的特點，遭遇互保危機的企業很多，而X公司卷入互保危機的過程，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互保的功過是非。

X公司成立於2002年，2004、2005年間開始向銀行大筆借貸。“抵押貸款肯定有，但這種方式不可能借到足夠的錢，主要還是依靠擔保貸款，其作為初始資金為壯大企業立下汗馬功勞。當時民營企業貸款不算困難，但也不算寬鬆，銀行和企業都會認真做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以便確定貸款額度。”一家輪胎企業的財務負責人宗華（化名）介紹說。

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輪胎產業一度陷入短暫的低迷。“但隨著2008年年底4兆元刺激計劃頒布，2010年到2011年是該縣輪胎產業快速擴張的時期。” 該縣一家輪胎企業的高管齊顏說。

多位企業家均表示，當初資金充沛時，大量企業盲目擴大產能，但缺少政府或行業組織對產業發展的指引。輪胎產業就是其中的典型，由於其是當地的優勢產業，不僅輪胎企業擴張迅速，部分其他行業的企業也進入這一領域。

宗華介紹，“據估計，2010年X公司背負的銀行貸款約30億元，還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但隨著政策放鬆，已經不是企業自己要借貸，而是銀行找上門來放貸。對於銀行工作人員，放貸也是一種業績。”齊顏介紹，對於輪胎企業，提升競爭力的一種方式就是擴大生產、佔領市場。“大家都在借貸時，企業也多會跟風。2010年後，X公司逐漸增加借貸規模，後來可能與企業實力不相匹配；2012年，輪胎行業已經產能過剩；再到2014年，X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

“到2014年年底，X公司就無法從銀行那裡獲得實質性的新增貸款，但此時企業還在正常經營。”宗華說，“但互保圈的問題已在該縣陸續曝出，向X公司放貸的銀行原本是33家，有5家嗅覺敏銳的銀行率先退出了。”

據齊顏了解，X公司在2010年後新增貸款中很大一部分用於發展其他產業，如房地產和海外投資等。“2015年，這些項目的資金鏈便斷裂了，反倒是輪胎生產還能維持，X公司的重點又回歸了老本行。”

“2016年3月、6月、9月，X公司分別為其擔保的3家企業償還貸款，加之為其他公司償還債務，X公司為此多背負了約10億元債務。X公司本身也沒多餘的錢，相當於銀行貸給它約10億元，用借來的這筆錢替別人還債。到目前為止，X公司總共欠銀行的貸款達60億元以上。”宗華透露說。讓X公司真正陷入困境的，正是前述3家企業出現債務問題。“你擔保的企業出了問題，銀行對你的信任度也會下降。大約在2015年五六月間，銀行開始抽貸。多的時候一個月內能抽走7000多萬元，此後總共抽貸五六億元。”宗華說。

對於從事資金密集型產業的X公司而言，資金鏈本就很緊張，抽貸給企業帶來的打擊很大。“只能減產，X公司在鼎盛時期有員工近4000人，最困難時僅有1000多人。2016年11月，X公司開始無力向銀行償還本金；2017年，輪胎生產的原材料天然膠價格瘋漲；2018年6月，X公司停止支付利息。”齊顏介紹說。

齊顏還介紹說，X公司總共擔保了34家企業，其中出問題的至少有8家。宗華則透露，除了開始時代償3家企業的債務，X公司後來無力代償更多債務，“剩下幾家企業的還債壓力雖然轉移到了X公司，但並未兌現。”

銀行人士：抽貸是理性選擇

在東營的企業家們看來，在互保危機中，代償之後被銀行抽貸、壓貸，這才是壓垮企業的主要原因。

對此，某國有銀行總行人士袁讓（化名）認為，企業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說話。

“即使企業正常經營，一旦為其他企業代償欠款，現金流肯定不會變得更好，從而影響增信。”袁讓認為，此時銀行的理性選擇就是抽貸。“因為一家企業往往從幾家銀行貸款，即使A銀行不抽貸，也沒人保證B銀行不抽貸，最終可能還是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所以A銀行不如及早脫身，這就是‘囚徒困境’。當然，如果此時政府及時介入，協調幾家銀行都不抽貸，那問題就有可能解決。”

但在某省份地方銀行人士曾誠（化名）看來，如果隻涉及少數幾家銀行，政府有可能介入，但如果一家企業向二三十家銀行借貸，政府很難協調。

“銀行更多扮演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角色。企業出現問題時，不應指望銀行發揚風格，幫助解決問題，企業盈利好的時候，也不會因此支付更多利息。”袁讓說。

無論銀行是否應當抽貸，其在互保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似乎都備受質疑。

曾誠認為，東營的互保現狀可用“金融亂象”來形容。

曾誠介紹，在他所供職的銀行，通過擔保形式放貸給民營企業，貸款額度不可能達到千萬元規模，“超過千萬的貸款肯定需要抵押物”。他認為單家企業也不應該在二三十家銀行貸款。“如果一家企業已從其他3家銀行貸款，根據我們行的內部規定，就不會放貸給這家企業了。”他甚至認為出現如此大範圍、大額度的擔保貸款，很多銀行都可能存在違規操作的情況。

據曾誠介紹，2012年前後，他所在的地區也一度出現互保危機，儘管資金規模遠少於東營，但許多涉事的企業主紛紛跑路，還是給銀行帶來不少損失，甚至有市級銀行行長被迫辭職。近年來，通過互保方式貸款已經不是主流，“我們銀行的政策是逐漸壓縮和退出擔保貸款”。

袁讓則認為通過互保方式貸款是一種創新，曾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很大貢獻，但在實踐中會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問題。

“如果僅僅是A、B兩家企業互保，其實對於增信沒有任何意義，除非特殊情況，銀行也不會給兩家企業同時放貸。但舉個誇張的例子，A要貸款，背後有100家企業做擔保，那銀行就放心了，100家擔保企業總有一家能代償吧？但在實踐中，擔保不太可能是單向的，眾多企業之間形成廣泛的互保，這100家擔保企業實際也都有貸款，所以一旦A還不上貸款，這100家企業也不寬鬆，就和一家企業做擔保沒什麽區別。銀行也很難摸清一家企業存在多少擔保關係，更何況有些擔保還是桌面下的協議。”袁讓說。

破產後遺症：老闆的無限責任和非法吸存嫌疑

“X公司可能已經上了政府制定的下一批破產企業名單。”東營當地不少企業家都認為，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每天都高懸於X公司之上。

“相比之下，R公司的老總反倒坦然了，因為劍已經落下。”張強（化名）感歎，他是一家上規模的輪胎企業的老總。在他看來，R公司在輪胎產業的業績其實一直很好。“資產在東營某縣輪胎企業中能排到前三位，品牌甚至是數一數二的。”

“新的投資人已經接管，R公司的老總失去了自己的企業。”張強介紹，R公司是政府主導進入破產程序的首批9家企業之一。

進入破產重整程序之前，R公司所欠銀行貸款約有20億元，張強介紹說，“上規模的輪胎企業有的負債百億，還有很多企業債務規模達七八十億元”。

R公司互保關係也較簡單，關聯企業只有幾家。“真正出問題的只有一家，發生在2015年。其實R公司的老總此前已經察覺到那家企業的問題，一度打算解除彼此的互保關係，但未能成功。如果解除互保關係，R公司要想維持在銀行的貸款額度，就需要找到另一家互保企業，但其他企業也好不到哪裡去。”張強說。

R公司僅僅為其代償數千萬元，但據張強介紹：“出現問題後不久，銀行馬上抽貸七八個億。企業沒有流動資金了，慢慢陷入困境。核心問題是抽貸，很多企業不如R公司，但只要資金鏈不斷，至今仍能堅持下來。”

據張強介紹，R公司在2017年年底停止向銀行支付利息，但“通過租賃廠房設備等，後來月收入能達到千萬以上，而每月只需支付銀行利息700多萬元，所以完全有機會緩過來”。

張強說：“政府的破產名單在2017年就已制定，最初只有8家，R公司在2018年被增補進去。政府可能也有自己的考慮，R公司陷入困境，會連累與它互保的企業，為了不讓‘病毒’蔓延，犧牲R公司或許是最佳選擇。但嚴格來講，即使R公司破產了，還可以追究為其作保的企業的責任，只是目前政府和銀行都不希望局勢惡化。”

“真正麻煩的是破產後遺症。”張強說，“不僅企業之間存在擔保關係，企業老闆個人也會為自己的企業提供擔保。R公司老總夫婦就都為企業做了擔保，相當於有限責任變成了無限責任，而且失去企業控制權的老總基本也不太可能償清債務。現在東營不少企業家都無法乘坐高鐵、飛機。”

據張強介紹，一些企業家甚至還可能面臨刑事追責。“很多企業不僅向銀行借款，還存在民間借貸，形式可能是企業內部集資，但管理未必很嚴，一些內部人員的集資款實際來自外部。一旦進入破產程序，問題就會暴露，企業老闆很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雖然清償債務時往往優先償還這部分，但對於企業家總歸是個威脅。”

企業家：對陷入互保危機的企業不應“一刀切”破產

“單就目前的企業運轉狀況來看，X公司仍然具備盈利能力。如果不是債務問題，仍然是一家健康的企業。”作為輪胎產業業內人士，齊顏並不希望看到X公司破產。

“互保圈出現問題後，前期有四五家企業倒閉。2018年，由當地政府主導，共有9家企業進入破產重整或清算程序。”但齊顏認為，“政府不插手或許更好，債務問題存在於企業和銀行之間，可由他們直接協商解決。”

“X公司尚有造血能力，將來恢復元氣，仍然可以向銀行還本付息。目前從基層銀行來看，它們也默認X公司運營狀況尚可，這為企業和銀行直接協商提供了可能。”齊顏說。

“一旦進入破產程序，會出現很多不良後果：首先，資產必定會貶值，銀行更不可能完全收回貸款；其次，執行破產程序是有成本的，比如向資產管理人支付高額費用，還不如將這些資金用於生產；再次，如果引進新的經營團隊，會把企業經營得更好嗎？由資產管理公司接管企業，其經營能力、專業度都會被打問號。”齊顏認為，“破產重整不應搞‘一刀切’，對於運轉正常的企業要區別對待。如果重整效果不理想，很可能導致‘二次破產’。”

“問題在於，地方政府和基層銀行都沒有挽救現狀的執行力。”齊顏說，“很多基層銀行願意給企業機會，但沒有權限，必須要山東分行甚至北京的總行批準，而上面卻不太可能了解地方企業的經營情況。真正能指導頒布解決方案的是央行和銀保監會，他們需要了解互保圈實情。”

宗華則認為銀行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很微妙。“雖然他們都不希望正常運營的企業破產，但體制上的束縛又會使他們做出一些導致企業破產的動作。”

“基層銀行的壓力來自上級行，他們扛不住時，就會向地方政府施加影響。讓政府主導企業破產，即使收不回全部貸款，基層銀行也能給上級行一個交代，推卸部分責任。而地方政府一方面想幫助企業，一方面又要考慮銀行的訴求，所以才不得不插手企業破產事務。”宗華說。

“很多經營不如R公司的企業反而存活，比如當初連累了它的那家企業，至今沒有進入破產程序。”張強也認為，政府可以有一些主導政策，但最好不要插手具體事務，“比如政府來定破產名單怎麽列，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而非由市場決定，這樣對公司不公平。”

但張強並不認為銀行會對政府施加太多影響。“銀行肯定最不願意讓企業破產，因為他們遭受的損失最大。”

記者幾次聯繫當地政府有關部門，但被婉拒。

據介紹，R公司破產後資產嚴重貶值。“當初它的生產線可以說是業內最好的，折舊評估後就不值幾個錢了，更不用說品牌等無形資產，基本流失殆盡。”張強不認為在收不回貸款的情況下，銀行的責任人能夠因R公司破產而逃脫乾系。“反而是上級銀監部門可能給縣級政府下指標，因為對資產的不良率要有所控制，導致地方政府列出這樣的破產名單。”

但在張翔看來，互保危機中也蘊藏著機遇。“這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淘汰了落後產能，也為企業升級轉型造就了機會。一批企業破產重整，可能變更了實際控制人，但企業資產仍然留在當地，重新投入生產後仍可產生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