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末,馬可·波羅在歐、亞、非三大洲進行了長達25年的探險旅行。1275年,馬可·波羅隨父親尼古拉和叔叔馬菲奧抵達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向忽必烈遞交了羅馬教皇的書信。馬可·波羅剛到中國時只有21歲,由於他聰明好學,勤於職守,又諳熟中國的風土人情,因此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和器重。
元朝制度規定:“凡諸國朝貢使客,雖是經由行省,必須到都(指大都),於會同館安下。除已令本館將已起見在使客,詢問本國國主姓名、土地廣狹、城邑名號、至都裡路、風俗衣服、貢獻物件、珍禽異獸,具報本部,移關貴監,以備標錄。其使客形狀、衣冠令唐文質就往本館摹寫外,關請照驗。”因此馬可·波羅到上都不久就被帶到大都(今北京),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元大都度過了九年時光。
由於馬可·波羅在元大都有過這麽一段不尋常的閱歷,對大都相當了解和熟悉,因此在他回故鄉意大利後,經他口述、別人幫助整理而成的《馬可·波羅行紀》(也譯作《馬可·波羅遊記》,以下簡稱《行紀》)便自然留下了他對大都城的許多美好回憶,我們今天仍能從他繪影繪聲的描述中,看到元大都當年的壯麗景象。
美善之極“汗八裡”城
在《馬可·波羅行紀》一書中,元大都被稱為“汗八裡”,第84章《大汗太子之宮》解釋道:“古昔此地有一名貴之城名稱汗八裡,汗八裡此言‘君主城’。”關於元大都城的選址,馬可·波羅解釋:“大汗曾聞星者言,此城將來必背國謀叛,因是於舊城之旁,建築此汗八裡城。中間僅隔一水。”所謂舊城,指的就是北京西南部的金中都城,元初毀於戰火,於是忽必烈以中都東北的大寧離宮為中心,新建了元大都,即“汗八裡”城,新舊兩城之間的河流,應該就是金代為方便漕運所開閘河。至於馬可·波羅解釋城址遷移的原因是“星者言,此城將來必背國謀叛”,不知根據所在。
馬可·波羅記載“此城之廣袤,說如下方:周圍有二十四哩(注:一哩約相當於1.6公里),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環以土牆,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遍築女牆,女牆色白。牆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門。”《元史·地理志》所記大都城“方六十裡”,與《行紀》所載基本吻合。不過大都並非十二城門,而是只有十一城門。東面三門:光熙門、崇仁門、齊化門;南面三門:文明門、麗正門、順承門;西面三門:平則門、和義門、肅順門;北面僅有兩座城門,為健德門、安貞門。
對於城內街道,《行紀》記載:“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齊,建築房舍。每方足以建築大屋,連同庭院園囿而有余……方地周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這一段與古代文獻記載頗為吻合。大都城的街道,橫平豎直,互相交錯,都有統一的標準。相對的城門之間,都有寬廣平直的大道。南北向主乾大道的東西兩側,等距離地平行許多東西向的胡同。大街寬約25米左右,可容九車並行,胡同寬約6-7米。“自南以至於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連民宅也是“定製以地八畝為一份,或其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
大都城中建有一座鍾樓,《行紀》記載:“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鍾一口,夜間若鳴鍾三下,則禁止人行。鳴鍾以後,除為育兒之婦女或病人之需要外,無人敢通行道中。”這座鍾樓建於至元九年二月。《日下舊聞考》《洪武北平圖經志》《明一統志》均有載,其地“較今鍾鼓樓台偏西,而為東西南北之中”。當時大都的確實行嚴格的“禁夜”,所謂“一更三點,鍾聲絕,禁人行”。
光澤燦爛大汗宮廷
《行紀》第83章《大汗之宮廷》對元代大內有著較為詳細的描繪:“周圍有一大方牆,寬廣各有一哩。質言之,周圍共有四哩。此牆廣大,高有十步,周圍白色,有女牆。此牆四角各有大宮一所,甚富麗。”宮城四角的角樓,上下三層,用琉璃瓦覆蓋。宮城宮門丹楹藻繪,十分壯觀。因此馬可·波羅感歎:“君等應知此宮之大,向所未見。”對於主殿大明殿,《行紀》記載:“大殿寬廣,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謂奇觀。此宮壯麗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誠無逾於此者。頂上之瓦,皆紅黃綠藍及其他諸色。上塗以釉,光澤燦爛,猶如水晶,致使遠處亦見此宮光輝,應知其頂堅固,可以久存不壞。”表現了皇宮之大,殿堂之寬,建築之美。所述宮殿頂瓦塗以彩釉,則與後來考古發掘元宮所得材料完全一致。
《行紀》對皇宮之中園囿也有描繪:“上述兩牆之間,有一極美草原,中植種種美麗果樹。不少獸類,若鹿、獐、山羊、松鼠,繁殖其中。帶麝之獸為數不少,其形甚美,而種類甚多,所以除往來行人所經之道外,別無余地。”這與《南村輟耕錄》的“萬歲山”條中所謂“山之東為靈圃,奇獸珍禽在焉”的記載頗為相符。元代大都的皇家苑林是北京皇家園林史上的開拓時期,大都苑囿的開發集中在瓊華島,也就是萬壽山。
商業繁盛之城
《行紀》第94章《汗八裡城之貿易發達戶口繁盛》描述了元大都商業盛景:“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蓋各人自各地攜物而至,或以獻君主,或以獻宮廷,或以供此廣大之城市,或以獻眾多之男爵騎尉,或以供屯駐附近之大軍。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其中“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製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附近之地無有亞麻質良於絲者,固有若乾地域出產棉麻,然其數不足,而其價不及絲之多而賤,且亞麻及棉之質亦不如絲也”。
北京本來就是北方重鎮,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交錯匯集之地,商貿繁榮。金代海陵王遷都後成為國家都城所在,元世祖定都大都後,大規模建築新城,人口相應增加,商業貿易亦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大都周圍的附城匯聚了來自各地的富商大賈。《行紀》記載:“應知汗八裡城內外人戶繁多,有若乾城門即有若乾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戶較之城內更眾。郭中所居者,有各地來往之外國人,或來入貢方物,或來售貨宮中。所以城內外皆有華屋巨室,而數眾之顯貴邸舍,尚未計焉。”天下之寶物盡納於大都,成為繁華都會,與周圍的城市保持密切往來“約有城市二百,位置遠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蓋此城為商品繁盛之城也。”
大都商貿發達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紙幣的流通。《行紀》第95章《大汗用樹皮所造之紙幣通行全國》記載了當時發行之紙幣,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在此汗八裡城中,有大汗之造幣局,觀其製設,得謂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緣其製造如下所言之一種貨幣也。此幣用樹皮作之,樹即蠶食其葉作絲之桑樹。此樹甚眾,諸地皆滿。人取樹乾及外面粗皮間之白細皮,旋以此薄如紙之皮製成黑色。”而且紙幣在當時流通性頗強:“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種紙幣以後,用之以作一切給付。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行……蓋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竟與純金無別。”甚至這些紙幣可與當時西方的貨幣兌換:“幅最小之紙,值禿兒城之錢一枚,較大者值物搦齊亞城之銀錢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齊亞城之銀錢一枚。而有值物搦齊亞銀錢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金錢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此種紙幣之上,鈐蓋君主印信,由是每年製造此種可能給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紙幣無數,而不費一錢。”
在歐洲對遠東認識史的研究中,馬可·波羅是後古典時代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之一,而《馬可·波羅行紀》中對汗八裡的誇張描寫,喚起了歐洲對東方帝都的嚮往,也點燃了他們向東方不斷探索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