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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思想家黃宗羲認為明朝的首都應該建在這裡,不是北京

國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的政治中心。首都建於何處,對於國家的安危,百姓苦樂、民族盛衰,發展前途,是有很大影響的。因此,都城建於何處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課題和歷史決策。

在《建都》篇中,黃宗羲認為明王朝的頃刻覆滅就在於都城的地理位置失利。黃宗羲將唐朝與明朝建都之所加以對比。他例舉了唐代史事來印證:建都之所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如,“大國祚中急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藩之難,代宗幸映;朱池之亂,徳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形勢無所阻”,唐朝都城地勢平坦通達,交通便利。在面臨國運大亂時,唐代王公貴族和都城百姓從容避難,而後返國都,複興王朝;在太平盛世,這都應歸功於其都城地理位置絕佳,從而使三位皇帝得以,黃宗羲借此說明唐朝建都選址之正確。

明代毅宗皇帝卻因都城在北京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不僅如此,明代因建都之弊導致“上下精神散於寇至”,無心“治天下”。兩相對比,優劣自明。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陳述一個國家建都選址的要點,經過對多個歷史古都的對比,他點明:有王者起,當建都在南京。長安是中國歷史上作為國都時間最長的城市,但黃宗羲認為長安不再適合做帝王之都,原因是時代。在秦漢時期,關中地區風氣匯聚、周邊的農業非常發達而且人口眾多。在地形上來說長安也是易守難攻,作為都城足以睥睨東方。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南方通過一系列的努力與發展終於擺脫了“蠻夷之地”的稱號,國家的經濟重心已經開始像南方偏移,尤其在南宋之後的南方更是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而北方則始終戰亂不斷,經濟衰弱,民不聊生,已不適合當做國都。所以在明朝末年來說,當時的吳越之地就是國家的金庫,此為建都最適合之地。

未來蘊含於歷史。“有王者起,將複何都?”在建都問題面前,自古以來國人會有兩種想法:向前看和向後看。

“向前看”,即:將來向何處去。建都於何處,才有利於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有利於國家民族的未來,有利於鞏固統治。

“向後看”,即:以歷代帝王建都的歷史為立足點,封建帝國的古都認為關中是自古以來封建王朝的名都,人們歷來將其作為封建帝國的象徵加以囊揚,因而主張“還於故都”。可見,以此為立足點的人們,在建都問題士顯然還沒有擺脫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羈絆。

黃宗羲的論證,主要是針對封建主義陳舊保守的思想而展開的。黃宗羲認為取代燕京而成為都城的上乘之選應為金陵,因金陵人傑地靈,物產豐饒,交通便利。同時,他用“金庫”作比來論證此觀點。黃宗羲認為,金柯瑞的儲錢櫃是最重要的,應該由自己守護,而不應該委託於仆人。奴仆、侍妾,應用來看守次要的門庭的。而金陵和燕京就分別對應著儲錢櫃和門庭,現在把燕京作為都城,就相當於自己去看守次要的門庭;棄置金陵不用,就相當於把儲錢櫃交由奴仆、侍妾去守護,那麽必將大禍臨頭。黃宗羲的這個比喻通俗易懂,易使我們知曉他主張建都於金陵的緣由。

《建都》點晴之筆是:“時不同也!”明清之際,關中地區早已落後於東南。東南地區物產豐富、工商業和對外貿易、文化教育事業的日益繁榮,交通便利。黃宗羲出生、成長、遊學、戰鬥江南地區的中心地帶,對上述社會狀況的體驗是深刻的。通過歷史的剖析和地域的對比,黃宗羲胸懷全局,面向未來,他堅信:金陵是未來理想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王朝的建都選址有其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考慮。黃宗羲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因其簡單地認為都城所在地就是王朝滅亡的緣由,論證存在偶然性,沒有認識到內在的歷史規律。但是,從黃宗羲在選址問題上特別注重經濟因素,體現他愛國為民的高尚情懷,與其“天下為主”社會藍圖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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