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下的窪裡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培養出18位博士碩士“狀元村”，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今天新京報刊發的一篇深度報導，引發了不少人的共鳴。
報導講述了山東泰山腳下的窪裡村作為遠近聞名的“狀元村”，40年來走出了9位博士、9位碩士，以及將近60位大學生。然而，這些在城裡做了教授、公務員的後生，卻無法反哺更多，也無力阻止故鄉的空心化。
因為貧窮，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於孩子上學、考學，在所不惜；最終在城市裡扎根的孩子，同樣承受著不小的壓力，對父母堪能照應，對家鄉則難以顧及——窪裡村的故事，在山東以及全國很多地方也在上演。
那些“衣錦還鄉、給鄉親分紅包蓋別墅、讓故鄉一夜之間舊貌換新顏”的故事，只存在於極少數。對絕大多數如我一般的“第一代移民”來說，在城市裡扎根、撫育後代，已經耗盡幾乎所有氣力。
我看到在這篇文章的留言中，不乏一些冷嘲熱諷：“一百個博士碩士不及一個衣錦還鄉的企業家！”“教書不育人，這麽多博士碩士就不能出錢出力改變家鄉的狀況嗎？”
在求學和工作的這些年裡，我遇到了不少來自山東的同學、同事。很多人身上都有一種特殊的氣質——真實。在學習上表現為認真，在工作中表現為踏實，在交往中則又表現為真誠。他們或許不及城市裡長大的人有悟性、博聞強識，甚至有時候缺了一些年輕人的闖勁，但卻在持續努力夠到自己所能及的更高且更安穩的地方。所以我的很多山東同學都考上了公務員、高校老師、事業部門。
這些職業意味著，他們很難大富大貴，難以成為“馬雲”，難有余力回報家鄉。但不可否認，這種穩定感為他們擺脫了兒時貧困帶來的那種不安。他們靠讀書走出鄉村，用工作建立自信，一步一個腳印地踩出人生的方向——教育能夠如此重塑一個人，足矣。
年輕人不願留在鄉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人的成長背景、見識可能千差萬別，但理性思考的能力卻是互通的。對於沒有背景、沒有指路人、沒有依靠的農村“漂一代”來說，在能力範圍內選擇最有把握的人生道路，讓未來穩定地向上延伸，是他們做出的理性抉擇。城裡的娃都在拚“起跑線”，而對他們來說，要到達別人的起跑線可能需要先翻越一座山。
家鄉的父母鄉親們或許不懂，孩子在城裡的工作到底是幹啥的、有啥用。但對於他們自己而言，在求學和工作中，不斷發現自我價值、不斷挖掘自身潛能，這就是讀書帶給他們的人生蛻變。
對此，沒有人有資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去批評他們對故鄉的“無能為力”。他們更不必接受人們陰陽怪氣的嘲諷——“讀了博士能怎樣？”讀了博士是不會怎樣，但高等教育首先教會人們的，是對自己負責，是更獨立的人格和思維。
在情感上，他們有改變故鄉的願望，他們或許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出把力”，但這並不是他們的必盡的責任和義務。
他們在城市裡貢獻著自己的專業技能，同樣，“鄉村振興”也應該由專業的人來完成——是建立更集約更高效的現代農業；是更多高新技術企業去深耕農村這片沃土；是用高速信息傳播和開放的市場，把農產品納入“大流通”；是用更好的待遇和更廣的前景去吸引“新農民”。
這些“農事”對村裡走出的“狀元們”來說，並非所長，也貢獻不了太多。但他們在城市裡扎根，卻給了鄉村發展的一種信心和力量：努力與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不只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整個貧困人群的。
孟然（媒體人）
編輯 胡博陽 校對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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