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社會”：一個工程場域中的人生百態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陳楓/文

2018年11月13日，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展出了 “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該展覽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中取得的諸多標誌性成就。其中，在展板上十餘張有關甘肅的照片中，有一張甘肅“引洮工程”的照片尤為引人注目。

引洮工程是為解決甘肅的惡劣氣候導致水資源匱乏問題而建，目的要將洮河水人工引到甘肅中部灌溉。2002年9月，國務院正式通過了《甘肅省洮河九甸峽水利樞紐及引洮一期工程項目建議書》並於2002年12月成立甘肅省引甘南洮河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引洮工程的項目法人並負責引洮一期工程的建設和管理。引洮一期工程總投資36.98億元，其中國家補助19.7億元，甘肅省配套資金17.28億元。到2014年一期工程共建成總乾渠長110.47公里。2014年12月28日，引洮一期工程正式通水，2015年發改委正式批準引洮二期工程，並於8月6日正式開工建設。

其實，引洮工程並非在2014年才有“一期”。1958年甘肅省就開展過引洮工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於1962年3月8日下馬。劉彥文所著的《工地社會——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體主義與現代化》一書就為我們系統的呈現了這一歷史過程。

“工地社會”概念的建構

本書創造性的提出可“工地社會”的概念。“工地社會”是作者依托於“引洮”這一水利工程場域，建構出的由國家權力強力推動人和制度的組合體。雖然以水利作為依托，但是作者認為“工地社會”這一概念不同於以往學者提出的“以水利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區域性社會關係體系”的“水利社會”和“水利共同體”的概念。“水利社會”和“水利共同體”這兩個概念是從社會史角度入手，研究中國中國傳統社會水利設施及其背後的社會關係，是對既成事實的總結和解讀，而工地社會則是暫時性、政治性的，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態。這個社會組織是按照特定的目的和理念意志設置完成，有一套完整的宣傳鼓動理念支撐。在這個社會中人的主觀潛能通過各種宣傳、動員、組織的方式被充分發掘。

當然，“工地社會”的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立的集體的經濟和組織形式緊密相關。國家權力的介入和地方勢力的式微使工地社會的臨時行政機構有超出普通基層社會的動員組織和管理能力。“工地社會”也成為國家治理和政權建設的嘗試，完整的管理、住宿、醫療、通訊、交通、娛樂等機構和設施把工地變成了相對完整的社區。以大慶、金昌、白銀、三門峽等為代表的一系列新興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正是“工地社會”的延伸。從這個角度來說，作者的研究對城市史研究範式和方法上做出了貢獻。

“工地社會”中的“邊緣人”

最近十年的歷史研究出現了關注基層政治個體命運的趨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楊奎松教授所著《“邊緣人”紀事——幾個“問題小人物的悲劇故事”》一書。該書將關注的對象從宏大敘事史學中剝離，探討在歷史大環境下基層小人物的人生百態和當年中國底層社會側面的豐富人性。這些人地位卑微，有建國後改造成功的舊警察、犯了“錯誤”身敗名裂的團支書，整天提心吊膽的大夫、療養院裡的“反革命”分子，“自甘墮落”的青年教師、愛講“怪話”的文化教員、“搞關係”的業務員、“特嫌”的技師。雖然這些人出身、地域、職業、經歷各不相同，但都是遊離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人”，是被主體所不容的“他者”。

同樣，引洮工程中也存著這樣一批“邊緣人”，他們原先是領導幹部中的“大右派”，普通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這是與勞動模範甚至普通的民工相對的他者。這些人出現在引洮工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根據作者的分析，來自甘肅省級機關以及工程受益區縣級機關的大“右派”被派上工地的原因是為了擴充工程建設中的幹部隊伍，同時發揮這些幹部所長，起到組織管理或者是水利、水文、橋梁、道路、醫療等方面的專業技能。普通“五類”分子出現在引洮工程，作為勞動力出現，是中央政策的要求。由於時處大躍進時期，勞動力十分缺乏，充分利用“五類”分子擴充工程建設的勞動力成為了迫不得已的辦法。工地上的“反革命”則是引洮工程所設置的司法系統對存在抵觸和怠工的普通民工的判刑。是對工地的管控和處罰手段。

革命話語下的“工地社會”

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由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等共212人，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討論建國後農業發展問題，貫徹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提高。當時的水利部長錢正英在提到建國後的水利建設上發言：“建國以來，水利財政支出641億元，其中基建387億元，農田水利140億元，用在水利事業的其他方面100多億元。但是就我們已建的工程來說，其價值粗匡約2000億元以上，就是說，三分之二以上是社隊出的，其中大多是社隊的勞動積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隊也貼了很多錢。社隊的勞動積累，我個人的粗匡約300億以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無償的。”

我們必須要承認，“革命”方式來開展水利建設除革命年代的經驗外，當時並不富裕的政府財政收入無力完全負擔起大型水利建設所需的費用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民辦公助”成為引洮工程的主要經費來源方式。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水利建設畢竟是一項自然科學事業，講究科學技術與客觀實際，有很多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因素起作用”。對比2014年建成的引洮一期工程專門性的開發有限公司的建立和中央財政的專款支持，1958年引洮工程這個臨時性的“工地社會”中，“革命”成為中心話語，成為統領一切的核心，這讓本來應該居於主導地位的“建設”、“業務”被喧賓奪主，這也難免成為1962年引洮工程難以為繼、不得不下馬的根本原因。

以革命的名義統領“工地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生活施工的軍事化。1958年開始的“大辦民兵師”運動，使“工地社會”的民兵組織規模很大。成立民兵組織的目的除了響應國家軍事戰略號召外，加強對民工的組織紀律管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工地上的民兵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年齡在16歲至39歲之間的基乾民兵，其中複員軍人不受年齡限制，全部被編入基乾民兵；一類是年紀在31歲至50歲之間的普通民兵。其中基乾民兵是基礎和骨乾力量，除平時勞動外還參加軍事訓練和巡邏活動。當然，對民兵進行革命教育也是生活施工軍事化的重要形式，解放軍和民兵的光榮傳統和英雄事跡，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是宣教的主要內容。

“工地社會”中的日常生活

要更好地解釋“工地社會”如何運轉，必須要了解這一場域中主體“民工”的生活日常。本文作者從食宿、娛樂、群眾運動、醫療衛生等幾個方面來展現工地“民工”的日常生活。

由於工地勞動需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和熱量，工地社會在甘肅省的支持下實行糧食特供，即使1959年開始糧食整體緊張，工地民工依然能保證基本的口糧供應。相對於基本能夠保證的食物供應，工地的住宿條件則較差，窯洞、簡單的民房和帳篷是主要住所。住宿條件雖然簡陋，但是為了管理方便，民工實行統一集體住宿。娛樂生活方面，“工地社會”主通過要開展掃盲運動，同時創辦各種工地報紙，供工地宣傳和民工識字用。為了更好地鼓舞民工的工作熱情，激發勞動積極性，引洮工程工程局專門建立了電影放映隊，通過免費和低價售票的方式進行巡回放映。除此之外工地還組織了業餘劇團和文藝會演，專業的劇團也會到劇團進行慰問演出。

在工地社會，群眾運動貫穿引洮工程始終。這些運動大致可以分為“生產型”和“生活型”，“生產型”運動主要包括工具改革運動、高工效施工運動、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運動等；“生活型”運動主要包括掃盲運動、愛國衛生運動等。這些運動是貫徹施工理念和方針政策的有效途徑。在醫療衛生方面，為了更好地應對工地實施中的工傷和民工平時的疾病，甘肅省衛生廳專門提供了400餘名的醫生組成專業醫療隊，此外各工區也有醫生，組織起了較為完整的醫療網。但是由於醫生數量相對不足和醫藥的缺乏，還是有民工出現了病患，甚至因無法得到有效治療而死亡的情況。

縱觀本文，作者依托於豐富的史料，通過“工地社會”這一概念的建構，為讀者梳理了1958年開始的引洮工程從開工到最後下馬的整個歷史過程，並試圖探討引洮工程中工地社會與“生產建設型城市”的創建之間的內在聯繫。作為“工地社會”主體的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也是作者關注的主要對象。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科技和經濟條件相對落後的集體時代如何能夠進行大型水利建設也是作者試圖關注的議題。進而通過這些議題的闡釋，成功的解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在微觀世界中究竟是如何具體運作的這一問題。體現了作者的史感和現實的關懷。

然而可能是史料的局限，作者對工程中的具體財務和各種工程材料的具體數額及其變化並未做具體的呈現。財務账目和工程材料的具體數額是呈現一個工程進展的更立體數據，也能更立體的展現給讀者整個工程的建設歷程，尤其是對1962年工程下馬原因有更深刻的理解，這可能算是本書最遺憾的一點。當然瑕不掩瑜，本書仍然是一部扎實詳實的歷史學著作，除了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外，也能引發讀者現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