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三天，新君乾隆諭告總理政務的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朕思目前緊要之事，無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這裡所說的“西北兩路”，乃是指屯駐巴爾庫爾與察罕泊兩處用來對付準噶爾部的大軍。
為什麽乾隆帝對準部之事如此重視，把他列為必須全力以赴、謹慎處理的第一“緊要之事”？這得從四年以前發生的一樁震驚全國的特大事件說起。
清軍和通泊之敗
雍正九年七月初，遠離京城一萬餘裡的北路軍主帥靖邊大將軍、三等公傅爾丹遣派急使，飛速奔馳，於十二月趕到京師，向雍正帝跪呈奏折，報告大軍於和通泊為準噶爾兵擊敗。這一意外的消息，頓使朝野大震。
原來傅爾丹於雍正九年五月六日至科布多，據拿獲的準部兵士（實為間諜）塔蘇爾海丹巴供稱：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來攻北路軍營，大隊尚未到達，前隊只有一千餘人和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傅爾丹信以為真，欲乘其不備，“速迎掩殺”，便挑選了兵丁萬名，分為三隊，於六月初九日出發，輕裝進襲。
噶爾丹策零伏兵二萬於山谷中，以少數兵士、牲畜引誘，偽敗而逃，傅爾丹中計，冒昧前行，大敗於和通泊。這一仗清軍傷亡慘重，生還至科布多者僅兩千人，副將軍、輔國公巴賽，副將軍、兵部尚書查弼納，一等公、前鋒統領、參讚大臣達福，以及參讚大臣馬爾薩、素圖等陣亡，參讚大臣覺羅海蘭，定壽和侍郎永國等自殺，這是大清入關以來的第一次大慘敗。
和通泊之敗，不僅對雍正末年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後的新君堅定了與準噶爾議和的決心。因為乾隆和皇父一樣，不得不認真探討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從中記取必要的教訓，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敗，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對清朝與準部雙方的形勢和力量對比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準噶爾，實現聖祖未遂之願。從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與蔣廷錫及川陝總督，三等公嶽鍾琪經辦軍需一切事宜，籌集了大量器械、糧米和牲畜，運往前線。
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爾丹為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領西路軍。上諭講述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狀，強調指出若不將其“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
雍正帝認為此戰必能取勝，必能征服準噶爾彈丸之地，因為各方面的條件皆已俱備。“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嶽鍾琪還特上“王師之十勝”奏疏，認為噶爾丹策零是“眾叛親離，天怒人怨”，大軍進征有“十勝”的根據。
這十勝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儲糧之廣備，六曰將士之精良，七曰車騎營陣之盡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之鹹宜，十曰士馬遠征節製整暇。”
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稱：“皇上天兵馴熟精銳，所向無敵”。滿朝一片預慶必勝的熱烈氣氛，好像準部真的指日可下了。不料，這些估計，完全錯誤，準部不僅依然屹立於西北，而且還打了勝仗，清軍卻遭受了七十餘年未有之大敗。
準備如此充分，為何會戰敗呢？原因又是什麽？
和通泊之敗，固然有其客觀因素，當時的準部上下團結，兵馬強壯，將帥善戰，兼之在他們本部作戰，以逸待勞，熟悉地形，易於埋伏。而清軍是長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服，疲憊不堪，供應困難，在地利上處於不利的境遇。
但是，為什麽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能大敗無敵於世的準噶爾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為什麽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親征準部，嚇得噶爾丹倉皇逃遁，被撫遠大將軍、一等伯費揚古大敗於昭莫多，連其妻阿奴可敦也死於八旗兵丁刀下。
顯然清軍之敗於和通泊，主要取決於清朝本身的因素：
首先是雍正帝決策有誤，任人不當。這位精明過人的專製君主，雖長於治政，卻不諳用兵。他於雍正元年順利、迅速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而驕傲自負，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錯誤地貶低了準部的實力，輕率決定進征準部。
雍正任用的兩員大帥，皆非帥才。統率西路軍的寧遠大將軍嶽鍾琪，本系將門之子，又多年征戰，軍功累累，雍正元年僅領兵五千就出奇製勝，兼程突襲，大敗眾達十餘萬的青海和碩特部達賴渾台吉羅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叛亂，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晉升為兼甘肅巡撫、甘肅提督，再升為川陝總督。
在當時，嶽鍾琪確實也是難得的將領，但他畢竟只是一員戰將，只是將才，而非帥才，不能肩負統軍滅準的重任。尤其是官場傾軋，不少人忌其功高權重，上書朝廷，稱嶽鍾琪系嶽飛之後，誣其“欲報宋、金之仇”，將要謀反。儘管雍正帝不予理睬，但嶽鍾琪自然會心懷疑慮，瞻前顧後，難以決策，對滿洲將官不敢冒犯。
因此，嶽鍾琪擔任大將軍後，儘管可以上書詳陳“王師之十勝”，但卻少有建樹，很少主動出擊，怯戰情緒相當嚴重。
至於傅爾丹，本事就更差了。他的曾祖費英東，雖被人譽為是“萬人敵”的猛將，是軍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但傅爾丹本人卻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謀，易為人欺，終於輕信敵諜，中計入伏。
其次，朝中無能人，八旗軍隊高級將官多系庸碌無能之輩，怯戰畏敵。接替傅爾丹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馬爾賽，雖系智勇雙全所向無敵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公圖海之孫，而他卻是一個典型的紈絝子弟，歷任文職，無所作為。
馬爾賽之後的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錫保，擅長於阿諛奉承，被雍正帝譽為“才具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並以“治軍勤勞”，由郡王晉為親王。誰知，錫保的這些功勞皆為虛報，終因畏敵不前，危害了戰局，被議罪革職削爵。
和通泊之敗給清廷帶來了哪些沉重打擊？
第一，軍威大損，實力下降。清軍的慘敗，嚴重地削弱了戰鬥力，士氣更為不振，西北邊陲出現了危機。當雍正九年九月準兵乘兩個月前的大勝東征喀爾喀時，全靠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率部奮勇迎戰，才擊敗準軍。第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領大軍，由北路入侵，也還是靠著這位額駙拚死反擊，使其傷亡一萬餘人，倉皇逃走。
如果沒有額駙策凌及其部下的英勇奮戰，清軍是不可能抵擋準部進攻的。那樣一來，準軍就要不斷進掠喀爾喀三部，甚至深入內地，西北、北方將不得安寧，西藏、青海、甘肅也要受到威脅，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軍費耗繁，經濟負擔加重。西北兩路大軍，人數眾多，共有兵士十餘萬人，另有隨同將官士卒的跟役十萬餘人。這二十多萬人每年所需的兵餉，數量相當大。僅軍需糧草一年就要花費近二百萬石，而道路遙遠，交通不便，運到軍營的一石糧，常需要花費十幾石的用費。
這一切，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使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雍正中期戶部存銀六千餘萬兩，自七年用兵準部以後，動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時，只剩下二千四百萬兩。
第三，乾戈不止，全國難安。十餘萬大軍轉戰數千里之外，延續好幾年，軍情瞬息萬變，勝負難測。這使得朝廷不得不全力以赴，專注於對準部用兵事項。雍正帝為此特設“軍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後具體議處國政的新的中央機構“軍機處”，就由此出現了。
軍機處固然是政權機構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對準部的用兵，佔據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無法對其他方面的大事認真考慮。雍正七年以後，清廷沒有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與此是不無關係的。
而且，十幾萬兵士的選派、補充和更換，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難題。這樣大數量的軍隊，是從全國各地征調而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山東、江蘇、湖北、陝西、甘肅、寧夏等省的滿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軍營，遇有傷亡或年限太久，則從本地征補。
雍正帝還專門挑選了幾千名能挽硬弓體壯力大的勇士，加以訓練後派到前線。大軍由各地開往西、北兩路軍營，沿途所需糧草騾馬車輛，數量巨大，州縣竭盡全力，也難以置辦齊全。尤其是陝西、甘肅，更是交通要道，負擔尤為沉重，軍民痛苦不堪。總而言之，用兵西北，鬧得全國不得安寧，長期延續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正是由於這樣嚴峻的形勢，使得雍正帝決定罷兵議和，而噶爾丹策零也因兩次敗於額駙策凌手下，傷亡慘重，元氣大傷，願意休戰。因此，從雍正十二年八月起，雙方開始談判。八月初三日，雍正派出使臣前往準噶爾，與噶爾丹策零議和，並將大軍後撤，以示議和誠意。
不過這次議和是在沒有選擇的余地下進行的，因此清廷有所讓步，暫時換得西北邊境的安寧。然而，準噶爾部一直虎視眈眈，時刻威脅著大清的統治。直至乾隆中期，才徹底解除了準噶爾這個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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