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豐自小慕道，無心名利，曾說“富貴如風燈草露，光陰似雨電浮漚”，因而少時便已立下修道之志。但因父母仍健在，他顯然無法做到完全放下親情，了無牽掛，因而他選擇的是先了結塵緣，再去修道。他在《甲子秋遊燕京作》一詩中寫道：“早將壯歲塵緣了，五嶽三山歸去來。”
為了結塵緣，張三豐12歲從碧落宮回家後，便一直在家侍奉雙親，每日過的是“母慈子孝”的世俗生活。為滿足母親心願，他專心研讀儒學，考取功名，13歲便中秀才，並被推舉為朝廷的備用人才。
不過他真正踏入仕途，並在仕途上順風順水，皆因得兩個貴人相助。這兩個貴人，一個是助忽必烈奪得蒙古大汗位的廉希憲，一個是助忽必烈建國的劉秉忠。
當仍在家待用的張三豐到燕京遊歷時，恰逢剛建立大元的忽必烈將國都定在燕京，忽必烈詔令所有備用人才到燕京待命。張三豐因此在燕京暫住。這期間，凡與他交往的人都被他非凡的才識所折服，以致“聞望日隆”，最後驚動了一位當朝的大人物廉希憲。
廉希憲精通儒學，人稱“廉孟子”，19歲便追隨忽必烈，深得忽必烈賞識，助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位後，被任為“平章政事”，屬朝廷重臣。他結識年方18歲的張三豐後，也是“異其才”，於是舉薦張三豐做了“中山博陵令”。
對廉希憲的知遇之恩，張三豐應是充滿感激的，這從他寫的《送廉公之江陵》一詩中即可見一斑——
我有老親，頭已白矣。
我得微官，公之德矣。
公自愛才，我非貪祿。
公往江陵，民皆受福。
張三豐當博陵縣令後，因得廉希憲推薦，結識了元朝開國宰相劉秉忠。據《元史》記載，劉秉忠原名劉侃，法名釋子聰，師從虛照禪師，1242年因隨師覲見，被忽必烈留下做軍師。他一直著僧人舊服，立侍君王左右，忽必烈登基後也仍如此。“大元”的國號，便是他根據《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議忽必烈更改的。他初見學貫三教的張三豐時，可謂一見如故，一番交談後，不禁概歎：“真仙才也！”不稱“人才”而稱“仙才”，可見他大有將張三豐視為知音之意。
據推算，張三豐應比劉秉忠小三十一歲，後來他和劉秉忠成了忘年交。劉秉忠雖位極人臣，卻在南屏山建造精舍居住，一直保持著僧人風范，自詡是“名利場中散誕仙，隻將吟樂度流年”的江湖散人，隻待“功就便抽身”。因而他與張三豐雖年齡、地位相差極大，但在”道“上，兩人卻是知音。
劉秉忠因極賞識張三豐，曾想推舉他入朝為官。可惜剛好張三豐的父母相繼去世，他已無心再做官，因而寫了一篇《答劉相公書》，婉言謝絕——
“太平良宰相，千古能幾人！青囊乃余事，不愧帝王臣。得公一語重千金，公書賜我我動心。所言地理無人識，惟我默默信其深。公何為者重賤子，此恩此德提吾耳。公柬來時獨憾遲，親骸已塟不敢起。長白千龍數千里，我從小乾藏之矣。不望名，不望利，祇望吾親安斯地。穴城大山宮小山，門有仙橋獲我意。以此答公公諒之，莫雲小子強陳詞。他日訪公邢州道，八盤山下請公思。”
原本張三豐想在料理完雙親後事後，再去拜訪劉秉忠，沒想到劉秉忠不久也去世了。張三豐為此寫了一首《遙挽劉仲晦相公時至元十一年冬月初旬也》，哀悼這位堪稱知己的老友——
博學其余事，今之古大臣。
澹然忘嗜欲，高矣脫風塵。
舉世誰知我，登朝屢薦人。
八盤他日過，清酒奠公神。
雙親已故，知己亦去，此時的張三豐可說是再無牽掛，真正是塵緣已了。他在家為父母守喪三年後，便辭官離家，正式踏上尋真訪道之旅。這時他已是三十二歲。為了結這段塵緣，他在家侍奉雙親終老，在元朝做了十幾年官，可見想真修大道之不易，難怪張三豐曾詩雲：“此間好覓長生路，入世休言出世難。”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