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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 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又譯做西蒙·波娃瓦。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畢業於巴黎高等師范學院。

“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志”

——波伏娃

巴黎的天總是湛藍湛藍的,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巴黎卻陰的讓人發怵……薩特的終身伴侶西蒙·德·波伏娃去世了,終年七十八歲。時間倒退6年整,波伏娃曾在薩特的墓志銘上寫道:“他的死使我們分開了,而我的死將使我們團聚”。恰巧的是,在薩特離世幾乎整六年的那一時刻,她與他永遠地合葬在一起。

根據波伏娃的遺願,她的遺體葬在蒙巴那斯公墓離大門不遠的灰色牆根下,緊挨著薩特的墓,兩人的墓碑上都沒有任何頭銜和頌詞,樸素的像淡色的薔薇和傲世的荊棘,與周圍那些高大氣派、裝飾豪華的墓碑形成鮮明的對照。

都說,愛情是婚姻的墳墓,沒有婚姻愛情則死無葬身之地。但之於一生未婚的薩特和波伏娃而言,幸運的是,他們不僅擁有了愛情,並都成為了自己想要成為的人。如果說薩特是為了寫作而活著,那麽這個伴隨了他大半生的女人波伏娃就是為了生活而活著,正如她自己所說:“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少女時代:當生活亂了套時,文學就出現了

波伏娃於1908 年1月9 日出生於巴黎比較守舊的富裕家庭。父親喬治出身官宦之家,是一名律師,母親弗朗索瓦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他們兩人十分熱愛詩歌和戲劇,常常是母親彈奏鋼琴,父親背誦她喜愛的戲劇獨白。他們的一些朋友經常造訪,他們的客廳變成了劇院的後台。

關於她的幼年時期,波伏娃反覆形容當時她“非常非常的幸福”。在很小的時候,她就表現出驚人的天賦,3 歲時即開始閱讀。她的聰慧和思維的敏捷讓家人吃驚,大家鼓勵她,為她精心挑選了許多書籍。她很快就覺得自己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父親喬治讓波伏娃樹立起對文學的信仰,並向她灌輸“世上沒有什麽比成為作家更好”。7 歲時,西蒙娜便創作了《瑪格麗特的不幸》和《笨蛋的一家》。

1913 年,波伏娃被送進了巴黎的一所名為德西爾的寄宿學校。上學讓西蒙娜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她覺得自己有了獨立的生活空間。她的好奇心包羅萬象,她積極地獲取所有知識,她發現可以在學習中不斷超越自我。8 歲時,西蒙娜開始閱讀英語小說片段,對於她來說,閱讀永遠是最大的冒險,從中可以收獲最多的映像和觀點,這種收獲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樂趣。“我感受到了我童年最大的快樂之一⋯⋯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我發狂似的自言自語。現實已經超越了我最具野心的夢想:在我面前天堂打開了大門,向我展示了我從未見過的絢麗美景。”

14 歲時波伏娃的家庭經歷了一場悲劇,她那身為銀行家的外祖父遭遇司法審判宣布破產,他擁有的一切都灰飛煙滅,所有家庭成員都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波伏娃的母親失去了家庭的資助,喬治的家庭也失去了豐厚的經濟來源。父親的收入十分微薄,這個家庭陷入了經濟危機。

波伏娃的母親覺得自己應該對家裡的經濟狀況負責,因為她本應該有豐厚的嫁妝和資產。“在她的一生中,她在他面前都覺得自己犯了錯誤。”家庭氣氛十分沉重,動不動就吵架。父親隻給母親很少的錢來維持家庭開銷,但是她不敢找自己的丈夫要錢,任何要求都會招來一通吼叫。西蒙娜後來回憶說:“耳光、抱怨、吵架,不僅是在家人面前,甚至有客來訪時也是如此。”

暴風雨中也會有一線藍天,這就是父親對文學的崇拜。他認為在創造性的才華面前,權勢、金錢、上流社會的成功都不再重要。波伏娃清楚女人也可以在這個領域獲得榮耀,而不是像她母親那樣無聲無息地度過一生。15 歲的時候有人問她:“你以後想做什麽?”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成為一名作家。”

這種堅定的信念給了她內心極大的安全感,她將來的職業生涯將完全取決於她的學習和智慧。她的將來已經被描畫好,她從來沒有動搖過,沒有分散過自己的精力。家庭的困難改變不了她的人生軌跡。總有一天,她會在經濟上獨立並獲得自己的榮耀。

青春歲月:風景既是目光,只為自己存在

1925 年,法國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也想換個角度來看待生活。塞納河沿岸的裝飾藝術展從協和廣場一直延伸到夏悠宮,這是所有新鮮事物的縮影。巴黎年輕的女工人、女雇員、女打字員都在模仿好萊塢電影中人物的行為舉止,人們開始用“被解放”“行為放任”“無拘無束”等詞來形容女性。

此時的西蒙娜已經17 歲了,她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在父親的鼓勵下,西蒙娜開始攻讀三個學士學位:文學、哲學和數學。為了完成她的學業,她向自己莊嚴宣誓:“絕不虛度光陰!”她為自己虔誠的追求製訂了規劃,從此時間變得神聖。

她不斷壓縮睡眠時間,梳洗的時間也減到了最少。她出現在餐桌旁時也總是帶著她的語法書,嘴裡咕嚕著希臘語變位。有時會在餐桌旁邊放個本子,頭也不抬地在上面寫滿方程式。在家裡,大家都為她“落拓不羈”感到驚奇。

她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專心致志地為自己的目標奮鬥。她竭盡全力,而且一天比一天用功。她經常去拉丁區的書店裡貪婪地看書,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她在奧德翁街七號的“書友之家”和對面人行道上的莎士比亞書店預訂書籍,在這裡波伏娃讀遍了所有的藏書,並初步學會了寫作。

父母為她選擇的道路哀歎不已,他們努力讓她相信她的愛好和想法都會導致她的自我毀滅。討論、論證都不會得出任何結果,大家各執己見。但在爭執中波伏娃並沒有輸,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立場。

那時,她開始懷疑自己所受的基礎教育:宗教、女子特徵、政治。在和父親無休止的爭論中,她時常起來反抗。她特別反對父親的婚姻觀念。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數男人一樣,他認為丈夫有權“在婚姻的契約上劃上幾刀”,但是妻子卻必須永遠保持貞潔、清白、忠誠。波伏娃知道父親和其他女人有染,而母親卻忍氣吞聲。為此波伏娃十分憤怒,她是不允許夫妻的一方欺騙另一方的,她宣稱男人和女人其實是相同的人,要求他們相互尊重,絕對平等。

18 歲時,她已經覺得自己“性格鮮明、受人排斥、與眾不同”。她決定和自己交流,她開始寫作,以多重身份來記錄自己的生活。“我就是風景和目光;我隻通過自己存在,也只為自己而存在。”從那時起,她似乎已經成為一名存在主義者了。

20 世紀 20 年代的法國,女孩兒上大學還是新鮮事。而此時的波伏娃已進入索邦大學學習。1926 年 3月,西蒙娜以優良的評語拿到了文學學位證書,這是非常罕見的。她的老師建議她攻讀哲學學士學位,於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學中。她讀了柏拉圖、叔本華、萊布尼茲和柏格森的著作,哲學加強了她整體上把握世界的能力。1927 年 6月的考試中,西蒙娜以優良的成績獲得了普通哲學學位證書。

1928 年,對於還不到 21 歲的波伏娃來說,這是她學業的最後一年,又是轉折的一年。結束了哲學學士學位的學習後,她決定準備大中學校教師資格證書的考試。在索邦大學的圖書館裡,她積極準備著考試,並開始動手創作她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我已經開始察覺到未來正在步步逼近,在我以後的生活中,文學是必不可少的。我以前在太年輕的時候有理由不去寫本毫無希望的書,現在我想同時道出生活的悲慘和美麗⋯⋯現在我已準備好了迎接一些其他的東西:在等待中,遺憾正在化為烏有。”她在日記本上描述了她融入這個世界所感受的快樂。

邂逅薩特 : 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1929 年大中學校教師資格會考的題目是“自由與偶然”,這個題目完全是為我們將來的存在主義者們量身定做的。波伏娃與為數不多的考生在考場相遇,他們大多來自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其中一名就是後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薩特對這個來自索邦大學的女生十分注意。在考試間隙的交談中,他對波伏娃敏捷的才思與準確的表達能力十分欣賞,他給她起名“海狸”,他說:“海狸總是成群結隊出現,而且他們有著極具建設性的思維。”這個綽號跟隨了波伏娃一生。

兩天筆試結束後,還要準備口試。此時,薩特邀請波伏娃和他一起備考。波伏娃和薩特都經常說起他們生命中的這段插曲。在準備口試的那15 天裡,他們只在睡覺時才被分開。他們談話的內容包含文學、藝術和哲學。他們都有著深沉而狂熱的激情,常常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兩人都入了迷。薩特鼓勵波伏娃無論如何要堅持對文學的愛好,對生活的熱情、好奇心以及寫作願望。

公布考試結果的那一天,薩特和波伏娃都來到了考場,結果被告知,他們倆分別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獲得了法國大中學哲學教師的資格。此時薩特意味深長地對波伏娃說:“從現在起,我將對您負責。”

於是法國最年輕的取得大中學哲學教師資格的女人坐火車去利木讚度假,而薩特借口寫作將去那兒和她會面,他們在那裡進行了熱烈的交談。清晨,波伏娃穿過田野去找薩特,直到城堡的鍾聲響起。他們在田野裡討論了四天之後,波伏娃就意識到“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我可能還是會覺得時間太短了”,於是 20 世紀最獨特的愛情故事就這樣拉開了帷幕。波伏娃後來回憶道:“那個夏季,我好像被閃電所擊,一見鍾情那句成語突然有了特別羅曼蒂克的意義。”“當我在 8月初向他告別時,我早已感覺到他再也無法離開我的一生了。”

然而,幸福並非如此簡單。對波伏娃而言,和薩特的相識帶來了快樂,也伴隨著困擾。薩特並不認同一夫一妻製。他解釋說性關係不應該和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緊密相連,一夫一妻製源於教會和教會的婚姻觀。他承認他和波伏娃剛剛產生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關係,他們的融洽可能會持續一輩子。但是這並不能代替其他人際關係所帶來的樂趣。在成為情人之前,他們是作家,分享各自的精力然後創作。薩特說:“我們之間存在著無可取代的愛情,我們各自也會有些偶然發生的愛情。”

波伏娃接受了這個方案,因為這也符合她的信念。她父親的不忠與母親的不幸對她影響很深。她拒絕婚姻,認為婚姻必然會伴隨著謊言、欺騙和婚外情。在現有的社會關係中,個體無法保持真實。因此她決定和薩特之間創造一種新關係,他們對於彼此關係的看法中最獨特的就是女人也應該有好幾個男人。她的觀點非常大膽,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樣獨立地過完一生。她經濟上不依賴任何人,她對薩特的愛讓她的自由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對幸福最完美的詮釋。

夜幕降臨時,這對年輕的情侶背靠背坐在卡魯塞爾公園的長椅上,做出了世上最坦誠又最傷風化的誓言。他們當時沒有料到,15 年後,這個城市會回蕩他們的名字,最令人驚異的是這個奇怪的賭局竟然贏了。

薩特一生中說過多次:“波伏娃身上最奇特的是,她有著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多愁善感⋯⋯也就是說,我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們相互幫助,並因此形成了具有巨大力量的一對⋯⋯當我和西蒙娜共同構築的這個聯邦達到最完美的境界時,就變成了一種夏天般熾熱的無法抵擋的幸福。”

對波伏娃來說,薩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愛人。除了薩特的死,任何情況都不能把薩特從她生命中奪走。在《盛年》中,她向讀者解釋說:“我一生中從未碰到過有人像我一樣幸運,也沒有任何人像我這樣不屈不撓地追求幸福。自從我碰觸到幸福,它就變成了我唯一的事業。如果有人給我榮耀,如果榮耀是幸福的葬禮,哪怕它是輝煌的,我也會拒絕。幸福不僅僅是一種令我激動的東西,它還告訴了我存在的意義和世界的真相。

《第二性》:女人是後天變成的

在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契約中有一條原則十分重要,那就是他們永遠不欺騙對方,尤其是不能隱瞞對方任何事情。他們分享一切:工作、計劃、經歷。他們將如實告知對方他們的偶然愛情。這種透明的原則使這對男女可以盡可能準確地知道對於另一個性別來說生活和愛情分別意味著什麽。這是兩位作家饋贈對方最好的禮物,他們共同創作的作品中,彼此的經歷和各自肉體的感受都佔據了最主要的位置。

與薩特以及其他情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使波伏娃了解了男女兩性對於婚姻和愛情的態度。“愛情這個詞對於兩個不同性別的人來說根本就不是同一種含義,很多導致戀人分手的重大誤會都源於此⋯⋯愛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過是一種消遣,但是對於女人來說,愛情就是生活本身。

“和某個人維持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不管怎樣都是一種巨大的恩惠,它有著無窮的價值。”但是她也承認在愛情生活中實行的透明原則存在危險 “:我經常觀察到某種形式的忠誠,它實際上只是一種明目張膽的虛偽;他坦承對她的不忠實是一種補償,而實際上這是對對方一次雙重強暴。”

波伏娃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早在學生時代她就已經投身女權運動,主張婦女有權選擇生育的時間或是拒絕生育。那時她就認為流產不應該是違法行為,身體是自己的,在自己身體裡的一切又和別人有什麽相乾呢?25 年後,她用自己墓志銘般的名言“我們並非生來就是女人,而是後天變成的”動搖了社會的根基。

1949 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國出版,波伏娃在書中以存在主義的思維提出了這個著名的觀點,這句話的進一步解釋是: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命運,是男性硬安在她們頭上的,是用來限制她們自由的。這一觀點猶如炸彈,震動了整個社會。

波伏娃為她的書的封面選了一句話:“女人,這個陌生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巴黎競賽報》用整整七頁來介紹這篇論著:“一個女人號召女人們追求自由。她可能是男人的歷史中出現的第一個女哲學家,是她從人類偉大的冒險活動中分離出她的性別哲學。”《巴黎競賽報》認為,波伏娃向她的讀者們提出了所有當代女性為之焦慮的有代表性的問題:生活上的自由、流產、賣淫、結婚和離婚、無痛分娩等等。

這本書被尊為“有史以來討論婦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被認為是世界婦女解放運動的基石。《第二性》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兩種極端的反應:梵蒂岡直接把它列為禁書,而女性主義者卻把它奉為《聖經》。波伏娃儼然成了所有想要改變女性命運的女人的化身,一個女權鬥士,一代文化偶像。

1953 年《第二性》被譯成英語,在英語國家售出了 200萬冊,並被譯成 18 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她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的女權主義作家,她的作品一直都很受歡迎,並且產生了大量的學術論文,掀起了科學界婦女研究的高潮。

《第二性》未面世時,波伏娃不論從生活上還是文學上都被認為是薩特的附庸。而《第二性》的出版和轟動,使她地位陡升,終於從薩特的背後走向了前台,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超過了薩特。1954 年,波伏娃的另一部小說《達官貴人》出版,並獲得了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古爾獎,被擊敗的候選人是薩特和尼讚。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的大學成立了專門研究婦女問題的專業和院系,並把《第二性》用作基礎教材,它對美國婦女解放運動起到了積極推進作用。“就像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共產黨人思想上的參照物一樣,如今全世界的女權主義者都把《第二性》當作經典來引證。”

無法複製的愛情,愛是智慧

波伏娃與薩特是 20 世紀文壇上最負盛名的一對,他們的關係盡人皆知。很多人想以他們為榜樣,決定讓自己的愛情生活超越一切規則的束縛。但是大多數試圖模仿他們的男男女女並不清楚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他們是獨特的、無法複製的一對。

他們有各自的住所,從來沒有一起生活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義務,也沒有任何約束。他們都有很強的獨立性,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們對對方任何的感情和行為都不做評價,他們共享這絕對的自由。

他們在餐館吃飯,在咖啡館寫作。有時只有他們倆,有時和朋友們在一起。這種生活方式可能對男人來說並不稀奇,可是對於女人來說卻是驚世駭俗的。從來沒有人指責過薩特對自由的實踐,卻有很多人猛烈抨擊波伏娃,因為人們還難以接受一個女人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愛情、學業、文學和自由。50 年來,堅不可摧的友誼將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一起做決定,“思想幾乎也是共同發展的”。薩特全部的哲學作品都是和波伏娃一起起草的,裡麵包含的是他們共同的哲學觀點。他們有共同的思想體系,每份手稿都是經過對方嚴格審查的。他們這樣合作了30 年。他們成功地把兩個人的生活變成了雙重生活,而不是簡單地合二為一。“我們倆就是一個人。”波伏娃說。1977 年薩特也解釋說:“存在一種深入的關係,它不時成功地塑造一個個體——一個我們,這個我們不是兩個你,而是真真切切的一個我們,我的一生中和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共同形成了這個我們。”他們的這種關係持續了51年,直到薩特病逝。波伏娃去世後,她和薩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

這是偶然,也是機遇:兩位同樣天賦出眾的作家相遇了,他們創造出了一種隻適合他們自己的默契關係,他們的愛情超越了“心的斷續”和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的“偶然愛情”。他們創造並體驗了愛的藝術,他們讓我們如癡如醉,因為在所有與眾不同的人物所能給予我們的饋贈中,他們給了我們最稀有又是最普通的東西:愛情。他們在公眾面前相愛多年,在我們眼裡他們是既真實又虛幻的。他們的愛情貫穿他們的小說情節,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他們在這樣的愛情中創造了新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能夠在 50 年的時間裡日複一日地讓生活保持新鮮,這的確是一種罕見的成功。這對戀人,給這半個世紀留下了一種態度、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哲學。

這世界最美好的東西,無外乎兩種,第一是愛,第二是自由。那麽,一個人,可以既擁有愛又擁有自由嗎?或許波伏娃,她就做到了。她不僅擁有愛與自由,她還幸運的擁有別人羨慕的文學成就和舉世名聲。

哪怕在她四十多歲荷爾蒙減少、更年期來臨之時,依然有小她多年的少年郎向她撲來。男人可以將性、愛、婚分得清清楚楚,可女人正如西蒙所言:當女人倒下來的時候,注定是要受奴役的。可波伏娃也做到了這點,她也可以把性、愛、婚分得清清楚楚。

波伏娃的選擇是她對自己思想體系的踐行。所有人為自己負責,隱藏的另一層含義便是,任何人無須為對方負責,互不虧欠,互不承擔;而直面作為生存主體的孤獨,意味著,任何和他人的關係相對於個人的主體性都可以是短暫的、臨時的、次要的。這個,才是波伏娃從自己的理論出發,接受的那份契約的真實內涵。所以,沒有婚姻,消滅獨佔的欲望,戰勝嫉妒,彼此都可以去愛任何人,只要願意。

只是,像許多傳奇女性一樣,波伏娃一生沒有孩子。波伏娃與薩特的關係一直備受人們關注。他們曾就一些敏感問題回答過記者的提問。談到不生孩子的選擇,波伏娃說:“對我而言,那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是我對養育小孩這件事本身感到厭惡。當我還很年輕,並憧憬著與表兄傑克締結一個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時,我也許想要有小孩。我與薩特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礎上,因此我從無生小孩的欲望。我並沒有特別的欲望去複製一個薩特。

當波伏娃的崇拜者對她說:“您拒絕孩子,婚姻,這太浪漫了。”她沉默不語,轉身望向車窗外。於傳奇的女人來說,風華絕代,這個詞形容最為貼切。因為自己太出色,就算有後輩也難以超越且顯得平庸。或者說,她已經夠風華夠幸運,以至於花光了後代的所有運氣。

她和薩特的結合是愛情形式偉大的臨床實驗,有人說成功了,有人說失敗了。說不清楚。這種說不清楚是源於我們無法超越來自人性自身的局限,這種局限或許不見得是道德的、自覺的,但確實存在。

誠如作家蔣勳所言“愛情的問題真的很複雜,如果要下一個結論,我想,真正的愛是智慧。

文 | 顏紅,趙格羽,唐玉清等,由小鎮的詩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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