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學沒畢業，做了十幾年的鄉村小學、中學教師，之後成為大學教授；
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執教；
他對經史子集均有研究，堪稱一代通儒，尤以治史聞名，著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
他54歲時白手起家，遠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他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被譽為“一代儒宗”“國學大師”“一代宗師”……
他，就是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的錢穆先生。
父親遺言：“汝當好好讀書。”
錢穆，字賓四，1895年7月30日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據傳是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錢穆的祖父、父親都是秀才，錢穆小時便接觸傳統典籍，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
七歲，錢穆被送到私塾讀書。
他記憶力過人，9歲時便能背誦《三國演義》。
有一次，叔伯客友問錢穆：“聽說你能背誦《三國演義》？”錢穆點點頭。一客說：“我來命題，來段《諸葛亮舌戰群儒》。”錢穆從容不迫，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而且還揣摩人物個性、身份進行表演，眾客友拍手叫好。錢穆也很自得。
第二天晚上，錢穆隨父親外出，路過一橋。
“認識橋字嗎？”父親指著橋嚴肅地問兒子。“認識。”兒子脫口而出。
父親又問：“橋字何旁？”兒子答道：“木字旁。”
父親再問：“木旁換了馬旁，是何字？”“驕字。”兒子的臉上露出惶恐的神色。
父親又說：“你知道驕字的意思嗎?”“知道。”兒子點頭說道。
父親拉著兒子的手輕聲教誨道：“你昨天晚上的表現，正像那字，你知道嗎？”錢穆聽罷低頭默不作聲，心中慚愧不已。
還有一次，父親教導錢穆的哥哥讀《國朝先正事略》。父親講到曾國荃攻破金陵，李成典、蕭孚泗等先入城有功。
錢穆父親說，這個地方有隱諱，讀書要知道言外之意——無非就是曾國荃破城，頭功卻被李成典、蕭孚泗等搶去，《國朝先正事略》用春秋筆法表達了作者態度。
錢穆在床上偷聽到這些，頓時開悟，高興得沒睡著覺。從此，同樣讀書，錢穆會比別人有更多收獲。
錢穆的母親雖目不識字，但頗知禮節，深為族人所敬重，其教育子女常以“閑話家常”的方式進行，對子女多有啟發。錢穆曾稱自己幼小初有知識，得益於母親與兄長之日常家語。
1904年，錢穆與長兄錢摯一道考入無錫蕩口果育學校，開始了小學四年的讀書生活。
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錢伯圭與錢穆同族，他有兩個兒子，後來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學家，一個是金屬物理學家錢臨照，一個是工程力學家錢令希。
錢伯圭見錢穆聰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道：“讀過。”
錢伯圭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
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從而引發出他畢生的治學宗旨和一生的終極關懷：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將何去何從？
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十二歲時，父親去世，臨終前對錢穆的遺言只有一句話：“汝當好好讀書。”
此時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但錢穆的母親堅持不讓孩子輟學，她曾言：“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種子。”
於是，哪怕是窮到年夜飯都是家族施捨來的地步，錢穆兄弟仍然繼續學業。
1907年冬，錢穆考入常州府中學堂，開始了三年零三個月的中學讀書生活。
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期間，除格外惜才的校長屠孝寬外，給錢穆印象最深的還有教史地的老師——歷史學家呂思勉。
有一次地理課考試，呂思勉出了4道題目，每題25分，其中第3題是敘述長白山的地勢軍情。
錢穆對此題很感興趣，首先作答，下筆後思如泉湧，欲罷不能，直到交卷時，才發覺自己隻答完了一題。
發卷子後，錢穆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老師還在卷子上寫了長長的評語，對他的賞識躍然紙上。
1940年6月，蘇州，前排左起錢舒秀、錢穆、錢偉長
在常州府中學堂讀四年級時，學校發生了學潮，錢穆、劉半農、瞿秋白等是學潮的代表。
最後錢穆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錢穆依舊欣賞，於是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鍾英中學就讀。
當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遣散師生，所以錢穆只得輟學在家自學苦讀，他“未嘗敢一日廢學”，並學習曾國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給自己定下學習目標，雷打不動。
遇見“貴人”
從鄉村教師到燕京大學老師
1912年春天，由親戚錢冰賢介紹，18歲的錢穆離開老家七房橋，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小學教師，由此開始了服務桑梓的鄉教生涯。
從1912年起，在10年半的時間內，錢穆輾轉4所小學，教書、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
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范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
1929年七八月間，已成名的顧頡剛應北平燕京大學之聘，離開廣州中山大學北上，途中到蘇州家中小住。在東吳大學陳天一的陪同下，到蘇州造訪錢穆。這是中國現代兩位著名歷史學家的首次見面，錢穆迎來了他生命中的“貴人”，命運發生了深刻轉機。
顧頡剛在錢穆桌上看到《先秦諸子系年》草稿，征得錢穆同意，攜帶回家閱讀。顧頡剛對錢穆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直接對錢穆說：“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教歷史。”
1930年，由於顧頡剛的推薦，35歲的錢穆得到了北平燕京大學的聘請。這年秋天，錢穆北上，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開始了他北平8年的大學教書生涯。
到校不久，司徒雷登在臨湖軒設宴招待新任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宴會上直抒己見，以前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內心很羨慕。來到學校後一看，覺得大不以為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這是什麽意思？所謂“中國化”又體現在哪裡？應該改成中國名稱才是。事後，燕京大學特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此外，燕園內還有一處湖泊，景色優美， 還沒有名字，但各式各樣的名字試了很多，總覺得不合適。因為一時無名，遂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那個時代的老師不好當，一不小心就要被學生轟出去。錢穆連中學都沒有讀完，如何讓眾人心服口服？
錢穆憑借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
錢穆的學識用學富五車已經不足以形容了。僅在北平任教的幾年時間，他就購書五萬餘冊，為此節衣縮食，把除生活費外的所有收入都投入購買書籍當中。他曾自嘲，一旦失業了開個書店就可以維持自己的生計。
錢穆燕大的學生李素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所以賓師上課時總是氣氛熱烈，興味盎然，沒有人會打瞌睡。”
同時，隨著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刊出，錢穆的學術地位也得到了學術界的肯認。《劉向歆父子年譜》全面批駁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的主要觀點，是錢穆由一個中學教員躋身大學講壇的主要學術憑藉。
此外，錢穆還完成了早年重要的學術著作《先秦諸子系年》的寫作。對此，陳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稱讚。陳寅恪稱《先秦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陳寅恪將錢穆之著作與自己最尊崇的王國維著作相提並論，可見陳對此書的讚賞。
錢穆在燕京大學執教一年後，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於是辭職。後來顧頡剛再次舉薦。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頡剛對錢穆關愛備至。
1931年3月18日，顧頡剛給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胡適一向好提攜後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於是錢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雖說錢穆能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裡哪裡錯了。
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他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也越聽越有趣味……
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寂寞不耐也得耐
孤身在岩泉寺完成《國史大綱》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盧溝橋，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北平各高校紛紛南遷。
1938年秋後，在雲南 ，錢穆除了卜居宜良岩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外，每周還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從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學生上中國通史課。
錢穆卜居宜良期間，有不少西南聯大的同事前來拜訪。有一個寒假，陳寅恪來山中相訪，在岩泉上寺的樓上住了一個晚上，兩人曾在院中石橋上臨池而坐，陳寅恪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賀麟、湯用彤到岩泉寺時也有此問：“君一人獨居，能耐得住這寂寞嗎？”錢穆的回答是：“居此正好一心寫吾書，寂寞不耐也得耐。”
《國史大綱》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史學家李埏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裡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讚許，有的反對，有的讚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裡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
自《國史大綱》完成後，錢穆學術研究的重點發生了轉變，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為中國文化招魂續命，遂成為他一生的學問宗主和志業所在。
抗戰勝利後，北大複校。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複員和北遷事宜。錢穆沒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請。
新亞書院的創立，就像乞食團、托缽僧
1949年，面對時局的動蕩，錢穆焦慮彷徨。
此時他收到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的一封來信，邀請他到廣州講學。錢穆遂南下廣州。
在廣州停留了近兩個月之後，錢穆便隨華僑大學遷往香港。
就在這時，錢穆看到了許多從大陸來港的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心有感觸。於是萌發了在港創辦學校，為青年提供求學機會的念頭。
1949年秋，錢穆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期間歷經坎坷與打擊，艱辛難為外人道也。
10月10日，錢穆在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禮上說道：文化教育是社會事業，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中國人應真正了解中國文化，並要培養出自家能夠適用的建設人才。我們的開始是艱難的，但我們的文化使命卻是異常重大的。
1950年3月，學校改名為“新亞書院”。在錢穆看來，“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新亞學校”創立時，賀光中負責香港大學中文課務，因見新亞書院教師經濟窘困，多次來訪，勸錢穆到香港大學兼課。1951年夏，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英國學者林仰山，也請錢穆去香港大學任教，錢穆以“新亞在艱苦中，不能離去”相辭。林仰山又請他去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兼課，也為其婉言謝絕。
當時錢穆在新亞書院上課8節，每月收入港幣240元，到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兼課可獲150美元的研究金，大約港幣900元。但錢穆深恐因自己在外面兼職，會影響新亞書院同仁的工作熱忱，影響了學校的前途，就毅然放棄了這筆為數可觀的額外報酬。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複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缽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
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苦條件下，錢穆硬是憑著一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最終把新亞書院辦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學。余英時、葉時傑、唐端正、孫國棟、何佑森、列航飛等人，即是新亞早期的研究生。
錢穆在新亞書院創辦五周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新亞這五年來，永遠在艱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簡陋，圖書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們永遠沒有正式的薪給，老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來上堂。學生們大多數交不出學費，半工半讀，老掙扎在饑餓線上來校上課，而且是愈來愈窮了。他們憑借這學校幾堂課，來作為他們目前生命唯一的安慰，作為他們將來生命唯一的希望。在此一種極度窮窘困頓之下，不期然而然的，叫出一句口號來，說是新亞精神。所以我常說：新亞精神，老實說，則是一種苦撐苦熬的精神而已。”
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由學者出任大學校長、興辦教育成績卓著者不乏其人，但像錢穆這樣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白手起家，憑著“苦撐苦熬”精神創辦新亞書院，並使其在國際上享譽盛名者卻鮮有其人。就此而言，錢穆不僅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後來，錢穆等人為在香港弘揚中國文化，希望設立有別於香港大學英語教學的大學，因此，“新亞書院”便成了香港中文大學建校三大書院之一。
自1949年秋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到1965年正式辭職離開新亞書院，錢穆居港辦學長達16年之久，他稱這16年是他“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他離開新亞書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要卸下行政擔子，潛心書冊，立志在三五年時間裡寫出一部有關朱子學術思想方面的著作。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此時，香港“難民潮”驟起，時局不穩，治安惡化，人心惶惶。
1967年，錢穆夫婦接受蔣介石邀請轉駐台灣。蔣介石為其修建別墅“素書樓”。錢穆開始了晚年居台20多年的著述講學生涯。
晚年居台，錢穆用力最多、用心最專的就是研究朱子之學，《朱子新學案》便是他晚年精心撰寫的一部以“尊朱”為一生學術歸宿的鴻篇巨著。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朱子新學案》後，讚歎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著名學者杜維明說：“錢穆在闡釋朱熹之學上確實做出了重大貢獻。自從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在18世紀出版以來，在中文著作中，還沒有哪一部作品對朱熹的思想和學術做出過這樣廣泛深入而且又慎重負責的研究。”
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雙目失明。雖目力日弱他仍提出新觀點，其著作由其夫人代為整理出版，是為《晚學盲言》。
有一次，他在素書樓家中為學生授課，講課將畢，他環顧學生，脫口說道：“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學生聽後，如受電擊，頓時胸熱目潤，氣湧頂門，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這樣的老師。”學生明白了，老師上課不是在講書，而是在作戰。作戰是要拚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來才行。難怪錢穆講學，直到望九之齡，仍然不厭不倦，富有生命力。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歲高齡的錢穆在台灣自己的寓所素書樓講完最後一課，從此告別杏壇，他給自己的學生留下了最後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毫無疑問，錢穆心中的“中國”正是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燦爛文明的中國。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回憶：他（錢穆）73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複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裡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
臨終前三個月，由錢穆口授，其夫人整理，錢穆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
1990年6月1日，由於“素書樓風波”（台北市議會的一些議員抨擊素書樓為“非法佔用公產”），為了避免“享受特權”的誤解，錢穆夫婦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書樓。
兩個月之後，1990年8月30日，在“亞伯”台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裡辭世。
錢穆一生以讀書、教書、著書為正業，為後人留下《先秦諸子系年》《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80余部、逾1700萬字皇皇巨著。
既有《國史大綱》這樣以三十萬字概括中國史全程的巨集觀大手筆，也有如《朱子新學案》以百萬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學術發展的極致微觀之作。其學力之深厚，格局之巨集大，即便在大師輩出的民國也屬於佼佼者。
學者朱學勤認為，中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知識分子有三種主要形象，其代表分別是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和錢穆的嚴謹學業。
歷史學家嚴耕望曾言：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巨集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錢穆一生的傳道授業，是為中國文化招魂，是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
漢學家馬悅然說：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這種文化態度與學術器局，在當今，亦具有深遠的啟示。
錢穆生於七月，“壹學者”謹以此文，紀念先生誕辰12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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