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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封面文章:創業公司為何逃離矽谷

【騰訊科技編者按】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封面文章稱,雖然矽谷的種種問題導致很多創業者逃離到其他地方,但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似乎並不會對其他科技中心形成此消彼長的促進,因為其他地方同樣面臨相似的問題。

以下為原文內容:

“這裡就像文藝複興時的佛羅倫薩。”提到在矽谷生活的感受時,人們經常會給出這樣的描述。作為美國的科技之都,這裡對全世界的經濟、股市和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全世界市值最大的5家公司中,有3家都位於從聖何塞到舊金山之間的這一小片區域。蘋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巨頭都將矽谷稱作自己的誕生地和“家鄉”,Airbnb、特斯拉和Uber等新模式的開拓者同樣如此。灣區已經成為全世界第19大經濟體,排名甚至高於瑞士和沙特阿拉伯。

矽谷不只是一個地方,還是一種觀念。早在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衛·帕卡(David 德Packard)將近80年前在車柯瑞創辦惠普之前,那裡就是一個充滿創新和獨創思維的地方。在熊彼特所定義的好幾輪破壞和重生周期中(包括芯片、PC、軟體和互聯網服務),矽谷都佔據最核心的地位。它的許多發明都很荒謬可笑,包括聯網茶壺,以及向人們出售硬幣以便在洗衣店使用的應用。但還有一些卻改變了整個世界的走向:微處理器芯片、數據庫和智能手機等發明都源自矽谷。

這裡集合了高超的工程技術、繁榮的商業網絡、豐厚的資本儲備、強大的大專院校和勇於承擔風險的文化,所以,儘管很多地方都試圖複製矽谷,但卻很難取得成功。以創新中心的地位來講,還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真正與矽谷比肩。

然而,現在有跡象顯示矽谷的影響已經到達頂峰。如果同事也有跡象顯示其他地方會出現更加偉大的創新,那本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

矽谷巔峰

首先,有跡象顯示目前正在發生一些變化。去年離開舊金山的美國人多於來到這裡的人。根據最新的調查,有4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計劃在未來幾年離開灣區,2016年僅為34%。這些撤離矽谷、前往新地區的創業公司共同造就了“逃離矽谷”的趨勢。

身為最負盛名的風險投資家之一,彼得·泰爾(Peter Thiel)也成為其中的一員。不僅如此,即便是留在矽谷的投資人也已經放寬了自己的投資視野:2013年,矽谷投資者將一半的資金投入到灣區以外,而現在的比例達到了三分之二。

這種轉變源自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矽谷的各種成本大幅上漲。這裡的生活成本位居全球前列。在矽谷創業所支付的成本至少比其他多數美國城市高出4倍。從量子計算到合成生物學,很多新技術所取得的利潤率都低於互聯網服務,所以,這些新興領域的創業公司就更需要節省開支。

這還沒有考慮灣區的其他不利因素,包括擁擠的交通、廢棄的注射器和令人震驚的不平等現狀。

其他城市的重要性因此得到提升。專門追蹤創業數據的非營利組織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現在將邁阿密·勞德代爾堡地區列為全美創業活動的首選地區,根據則是創業公司的密度和新增創業者的數量。泰爾也在向洛杉磯遷移,那裡同樣擁有生機勃勃的科技行業。菲尼克和匹茲堡也成為了無人駕駛汽車中心,紐約聚集了大批媒體創業公司,倫敦出現了大量金融科技公司,深圳則以軟體公司為主。

然而,這些地方都無法與矽谷單打獨鬥。但將它們結合起來,卻呈現出一個創新力更加分散的世界。

如果能有更多地方孕育偉大的想法,那理應是一件受人歡迎的事情。的確有理由認為創新的賽場變得越來越平等。資本的部署範圍更廣,可以照亮世界任何地方:科技投資者不再把目光著眼於加州,而是放眼世界來尋求閃光的創意。現在已經沒有那麽多理由支撐一個獨立的地區成為全球科技行業的絕對中心。

從智能手機到影片會議,再到聊天軟體,感謝矽谷科技公司發明的各種工具,才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團隊能夠展開有效的合作。這有可能促使財富得到更加平均的分配,而思維的多樣性也將得以加強。

矽谷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優異,但卻極有可能成為被白人男性主導的單一文化領地。在創業公司去年獲得風險投資中,女性創辦的公司佔比僅為2%。

巨頭陰影

問題在於,雖然創新的領域變得更加寬廣了,但公平程度卻下降了。其中的一大原因在於科技巨頭的主導地位。在Alphabet、蘋果、Facebook等科技巨頭的陰影之下,創業公司越來越難以吸引資本的關注,消費互聯網公司尤其如此。2017年,美國第一輪融資數量較2012年減少約22%。

Alphabet和Facebook給予員工的報酬非常豐厚,導致創業公司難以吸引人才(Facebook的中位數年薪高達24萬美元)。當創業公司的成功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而實際獲得的回報也並不比在巨頭中安安穩穩工作拿到的報酬更高時,活力就會漸漸喪失——不僅是矽谷,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中國便是其中之一。中國大約一半的風險投資來自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使得這些巨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潛在競爭對手的未來前景。

創新遭到壓製的第二點體現在西方政策的不友好性上。反移民情緒的高漲和美國總統川普不斷收緊的簽證政策,都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美國人新創辦的企業大約有25%來自外國創業者。

事實上,矽谷最早的繁榮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政府的慷慨資助。但自從2007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投入都已經下降。不僅基礎研究資金投入不足——美國聯邦政府2015年的研發投入佔GDP的0.6%,而1964年卻高達三分之一——而且往往找錯方向。

如果矽谷的相對衰落能夠促成全球其他地方的崛起,形成幾個可以與之比肩的科技中心,那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不幸的是,矽谷的巔峰更像是一種警示:其他地方的創新也會變得更加艱難。(編譯/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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