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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珺:從西部發展新機遇,透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

  文/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劉珺(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

  5月29日,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在西安開幕,主題聚焦“新格局下的西部新發展”。IMI學術委員、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劉珺發表主題演講表示,一方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陸向經濟的重要性開始凸顯,西部發展迎來新的機遇。另一方面,海向經濟逐漸與陸向經濟融合,也是理解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劉珺強調,西部新發展必然是不同於東中部的差異化定位,金融機構應圍繞西部地區發展重點,創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模式。

  以下為演講實錄:

  1

  區域經濟發展要素與發展格局正在發生轉變

  新要素的使用需嵌入在橫縱比較關係中進行分析。西部能否實現新發展,也應該結合科技新要素、世界格局新變化進行全面論述,要從歷史角度分析其發展基礎是否牢固。否則,任何新建議、新點子都只能是空中樓閣。

  歷史上,我國經濟中心從西晉以後逐步南移。南宋時期,經濟發展已經出現“北不如南”和“西不如東”的現象。胡煥庸線一定程度揭示了地理體現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分割效用。這條從黑河到騰衝的分割線,東邊是經濟相對發達、氣侯條件相對較好、人口相對密集的區域;而西邊是人口相對稀薄、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區域。但這個歷史定律能一直持續下去嗎?

  首先,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都會先從幾個重點區域突破,不可能是“全面開花”的模式。美國經濟也是如此(圖1),在幾大區域中,東部和西部對美國GDP的貢獻率遙遙領先。五大湖地區曾經也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但現在已經是巨人隕落、風光不在。加拿大則主要是南部地區發展較好(圖2),這片跟美國接壤的區域成為加拿大重要的經濟增長極,而其他區域中,除了阿爾伯塔地區由於具有頁岩油等豐富的能源儲量,經濟數據相對不錯外,其他地區發展都不盡如人意。

  由此可見,任何一次經濟模式的調整,都需要排頭兵的先導作用。

圖1 美國主要區域GDP佔全國比例圖1 美國主要區域GDP佔全國比例
圖2 加拿大區域經濟發展熱力圖圖2 加拿大區域經濟發展熱力圖

  根據阿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經濟會從一個原點逐漸外擴,“極化效應”佔主導地位。通過優先發展外向型經濟,沿海地區經濟先行發展,內陸的生產要素、人口等向沿海聚集,區域差異逐漸擴大。

  但從長期看,隨著經濟規模化成長,“極化效應”逐漸向“涓滴效應”過渡,後者將縮小區域差異,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會逐漸下降,產業、技術、資金等會逐步向內陸擴散。這正是西部地區追趕的歷史機遇。

  中國的情況更加明顯。在發展早期,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也就必然是海向經濟模式,沿海區域率先發展,內陸逐漸跟上。因為在歷史進程中,一個長期困擾國際貿易的重要瓶頸是運輸問題,也就是怎麽把貿易品合理有效地運到目標市場。誰在運輸方面佔據優勢,誰就有可能率先發展起來,海運的優勢就在於此。但這並不代表沿海地區富裕,內陸就始終要落在後面。

  早在上個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就曾提出“陸權論”,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帶”將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事實也確實如此,並且不單是地緣政治,從經濟的角度也是如此。海向經濟是天然的外貿型經濟,而陸向經濟本質上是內外較為均衡的綜合型經濟。

  海向經濟逐漸與陸向經濟融合,也是理解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義所在。

  我國有能力在陸向經濟發展上實現突破。首先,運輸條件和運輸方式的變化正在改變中西部地區的區位條件。我國高鐵營運裡程的迅速增長,打破了很多運輸瓶頸。高鐵等新型交通工具使得人員流動高效便捷,數據的自由流動也打破地域藩籬。根據輪轂異塵餘生模型(the hub-and-spoke model),未來可能會形成中心異塵餘生型的陸向經濟模式,即經濟發展圍繞核心城市,像自行車輪的輻條一樣,不斷地異塵餘生出去。這個作用力場會形成經濟發展廣域覆蓋的增長態勢,推動陸向經濟和海向經濟有效融合。

  其次,數字經濟的發展正在消弭地區發展的鴻溝。現在數字窪地的“出零”和數字經濟的再平衡速度比傳統模式更迅捷。舉個例子,提到新經濟、數字經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矽谷,認為矽谷是新技術的淵藪,形成了系統的技術創新生態。但是近年來,特別是新冠疫情之後,美國中部州德克薩斯的首府奧斯汀,憑借土地價格和房價遠低於矽谷,以及低廉的稅率和高額的補貼,以及著名的高等學府和頂尖的科研綜合實力,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和企業,成為美國新的科技聚居區,被稱作“矽山”。

  如圖3所示,目前,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型能源、創意產業、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幾乎所有頭部企業都在這裡有布局。我認為,西安憑借合理的房價水準、充足的人才優勢、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有力的政府支持,未來也有希望成為中國的“矽山”,逐步成為國際新產能集聚中心。

圖3 奧斯汀主要產業及企業圖3 奧斯汀主要產業及企業

  在數字經濟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框架下,西部地區有一定的後發優勢。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確實存在一種基於後發優勢的“蛙跳模型”。過去我們認為這種蛙跳不一定能實現,即使有,也是站在沙土之上的,基礎不牢。但是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新技術自身的規模化能力和速度是遵循摩爾定律幾何級數型增長的。

  比如,過去用戶增長模式是逐步從零到百萬到千萬到億,而現在的用戶增長是高速從零到1億到10億乃至更多。通過技術創新和迭代,形成複製效應,西部地區可以跳躍式地縮短與東部地區的技術差距,在更高水準上推動地區發展。

   2

  新格局下我國西部地區應當有差異化發展定位

  目前,我國西部大開發已經進入“以點帶面、全面突破”的關鍵階段。經過前期的夯實發展基礎、承接產業轉移,部分西部地區已經邁入了良性發展的循環。陝西省GDP全國排名強勢上升6名,四川省GDP總量位列全國第6;成都、重慶、西安等上榜新一線城市。

  另一方面,西部地區整體發展還受到多種因素製約。主要體現在市場環境還不夠好,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基礎設施較為薄弱,農村相對落後,生態環境問題未得到根本改變等。目前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已經持續提高,未來要發揮中心城市、都市圈作用,異塵餘生帶動周邊重要節點城市塑造城市群,並推動中小城市、特色鎮以及鄉村加快發展,形成全面發展的新格局。

  西部新發展必然是不同於東中部的差異化定位。為推動西部地區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必須結合當地特徵和資源稟賦差異化發展,拉長長板、補足短板,實現不同於東中部的新發展。

  如果只是模仿傳統的發展方式,簡單進行產能承接,將只是低質量、低層次的後發優勢。因為這只能減少掉進“老坑”的概率,而不可能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新突破。所以不能走老路,即便是產能轉移承接,也要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承接。

  第一,補足國內大循環的薄弱點,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塑造新增長極。

  一是加速融入國內大循環,結合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方向,承接產業鏈關鍵環節,破除資源流動障礙,加快供給端錯位競爭,支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讓東、西部區域市場互相循環起來。

  二是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提高平均收入水準,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挖掘內需潛力,讓人們能消費、願消費和敢消費,塑造區域經濟的新增長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真正驅動經濟發展的仍然是需求。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般都會比較高。因為有充分的需求潛力,可以進一步促進有效供給。目前製約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已經不再只是供給,需求亦同等重要。

  因此,差異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要創造有效需求,通過“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推動區域經濟向更高水準實現動態平衡。

  第二,點燃國際大循環的新動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內陸多層次開放平台。

  一是加快對外開放,不斷織細織密海、陸、空等物流大通道網絡,助推內陸地區成為開放前沿,強化與內陸和歐亞大陸的經貿鏈接。

  二是通過雙向開放,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支持外資加大對西部地區中高端製造、高新技術、傳統製造轉型升級、現代服務等領域投資,借助外部技術和資金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是西部地區通過後發優勢,加速技術進步,逐步實現技術梯度與區域速度的有效嵌合。

  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很難區分國內還是國際產業。任何一個企業,無論規模大小,都可以借助網絡經濟瞬間成為國際企業,比如一些國內小吃,借助互聯網瞬間就變成了國際化的品牌。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經濟建設過程中,一定要一隻眼睛盯緊國際市場,不能簡單地只看區域市場、國內市場。

  杜塞爾多夫曾是中歐班列途中的一個寂靜的德國小城,在“一帶一路”的異塵餘生下迅速發展起來,這說明中國經濟對外異塵餘生能力對他國經濟的深遠影響,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體量的價值,把這張牌打好。

  第三,打造城鄉協調發展的示範區,加快西部都市圈建設,推動鄉村振興。

  城市方面,加快西部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建設,結合當地實際鍛造現代產業集群,強化對區域發展的異塵餘生帶動作用,提升整體城市群水準。

  鄉村方面,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以鄉村振興助推城鄉協調和良性循環,培育壯大特色產業,實現產業互補、市場溝通、社會福利和發展機會的均等化。

  例如,借助“西鹹接合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探索農民進城落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台等經驗,並複製推廣。

  城鄉一體化不能是“俄羅斯套娃”式的發展模式,不能把陝西當大娃娃,西安是中娃娃,鄉村是小娃娃。這種發展模式千城一面,沒有任何發展潛力和空間。要有效識別區域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各地區的潛力。

  第四,爭當綠色低碳發展的搶跑者,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ESG已經不再僅是體現發展成色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近日,荷蘭法院裁定,石油巨頭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必須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放量從2019年的水準減少45%,並裁定認為目前的減排計劃不夠具體。這意味著未來ESG以及綠色發展的相關指標可能成為強製性約束,會決定一個企業的生存,而不再僅是發展問題。在全面的指標體系和計量體系下,企業試圖“漂綠”(green wash,指企業虛假的環保宣傳)的行為已經行不通。西部地區要走環境、經濟的雙軌道路,就決不能放鬆對ESG的關注。

  根據後發優勢理論,通過一開始就堅定引進綠色產業和生態技術,提升勞動生產力和推動科技發展,西部地區可以先一步走上綠色低碳發展的道路。為達成“30·60”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能源格局的重構是大勢所趨,光伏、風能、水利聚集的西部地區將成為最主要的能源輸出地之一。

   3

  圍繞西部地區發展重點,創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模式

  金融體系、金融機構能為西部發展做什麽貢獻?

  第一,在服務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圍繞供應鏈和新基建加快金融創新,加快開發一體化金融產品。一是定製供應鏈金融服務方案,沿產業鏈實現對上下遊企業的服務異塵餘生,促進國內大循環;二是創新新基建投融資模式,通過貸款、債券、股權和跨境投融資等的創新和集成,提供綜合方案;三是創新資金引導方式,借助轉型債、產業引導基金等不斷吸引市場資本參與。

  現在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都很難一個產品打天下。商業銀行的資金性質偏向中後期,並不適合出現在早期投資階段,因此要通過一體化的模式實現不同階段融資的有效銜接和嵌合,而這需要多元化金融機構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共同努力,而絕非商業銀行的“孤軍突進”。

  第二,在服務貿易往來方面,圍繞“一帶一路”加快貿易金融創新。一是建設“一帶一路”金融中心及若乾區域金融中心,服務沿線特色和企業需求;二是創新人民幣跨境產品,提供國際結算、跨境資金管理、全球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等服務;三是試點數字人民幣,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輸出金融技術等,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金融機構要努力開發跨境人民幣產品,這既可以帶動人民幣國際化,也可以增加金融產品供給的複雜性。如果中資金融機構不能在複雜性方面做出更多貢獻,國內的金融產品就永遠只能停留在“白水煮白菜”的階段,無法和外資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風險定價、資本定價等方面進行競爭。因此,人民幣跨境產品的設計要在多元化、多層次、複雜性方面下足功夫。

  第三,在服務都市圈建設方面,圍繞中心城市特色加快金融創新。要結合區域發展實際和政策導向,創新科技金融產品與服務,支持科技企業發展。同時,要強化與直接融資市場的對接,與交易所合作共建資本市場服務基地,充實擬上市企業備份庫。此外,要按照企業條件和進展情況實行分類差別化服務,持續提升西部城市產業結構。

  第四,在服務鄉村振興方面,圍繞數字化轉型加快普惠金融創新。加強大數據和雲計算等技術創新和應用,借助數字化手段強化場景建設、拓展渠道平台。進一步創新鄉村振興債等專項融資,加大對鄉村的資金投放,研發特色產品,創設專屬產品。創新農村服務模式,強化大數據風控應用,緩解融資難問題。

  第五,在服務綠色發展方面,要圍繞綠色低碳產業加快綠色金融創新。目前,綠色金融發展面臨兩大瓶頸:一是重籌資與融資,輕交易與投資;二是重風險防範與糾錯,輕價值創造。有人說投資綠色項目不賺錢,圖4和圖5是要告訴大家,實際上,ESG理財、基金等產品不僅賺錢,並且收益率市場可比。國際上很多綠色投資基金的長期收益率並不弱於市場平均水準,說明綠色經濟本身是有產值、有價值貢獻的。

圖4 ESG與CFP相關性研究結果(跨資產)圖4 ESG與CFP相關性研究結果(跨資產)
圖5 ESG與CFP相關性研究結果(跨區域)圖5 ESG與CFP相關性研究結果(跨區域)

  要完善綠色投資、交易等基礎設施系統性建設。提供碳金融交易結算、資金清算和託管等業務,增強碳交易市場的金融屬性。創新發行西部地區專屬ESG理財、基金等產品,促進價值創造,增強西部“碳交所”的內聯外通。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強化綠色金融產品與碳的掛鉤,提供差異化利率。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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