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飛行六小時三十五分鐘之後，張求生落地印度的德裡機場，短暫休息後，驅車向東1小時，20公里的路程，就能到達印度的新奧克拉工業開發區諾伊達。在過去的一年中，像這樣橫跨在中印兩國之間的出差對於張求生這樣的“手機人”來說，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稅收以及市場等多重因素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手機產業鏈上的廠商開始落地印度，兩地跑的中國人也多了起來。”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印度的諾伊達目前擁有的手機產業鏈廠商最多，小米、傳音的OEM代工廠以及圍繞這些手機大廠的上遊供應鏈都在印度設廠，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通信、瀛通通訊、合力泰、長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達等公司。
根據印度蜂窩通信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印度製造的手機僅佔全球的3%，但在印度總理莫迪力推“印度製造”的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印度製造的手機在全球佔到的比例已經達到11%，並且超過了越南，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手機制造國。而到了去年，大多數中國品牌已經從SKD（半散件組裝）快速轉變為CKD（全散件組裝）完成本地化。
作為A股上市公司航天通信旗下智慧海派的印度負責人，張求生對此深有體會。“這裡好招人，有時候招100來個400，500人應聘，包含公積金和社保的稅前月薪大概10000多盧比，折合人民幣1000多元，比國內低。”張求生對記者表示，除了人力成本低外，上遊需要和市場離得近一些，總不能缺個什麽零配件還要等上一個月才組裝。
但完全實現印度的本地化製造仍需要時間。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除了人力，印度的土地、廠房租金以及電費等支出並不便宜，基礎建設也並不完善。舉一個例子，大部分的工廠至今都會在廠房安置備用發電機以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停電。“就像是九十年代的深圳觀瀾，夏天平均一天停電十來次。”瀛通通訊印度工廠負責人邱斌對記者說。
“除了人力成本其他什麽都貴”
過百億的資金正在湧入印度的製造業，而大量的印度年輕人聚集在諾伊達、哈裡亞納邦等地的工業園區，開始為來自中國的雇主打工。
“貼片在樓下，組裝在樓上，我們基本用的都是印度本地的員工，只有少數技術性比較強的用的是中國員工，但現在這一比例也在減少。”張求生對記者說，印度最不缺的就是年輕的勞動力，招聘信息發布後，來應聘的人員總是比預計的多出好幾倍。
張求生在兩年前來到了印度，那時候的海派已經開始承接小米等來自中國手機廠商的ODM訂單，到現在小米的產能約佔海派的80%，而他管理的工人人數也達到了上千人。
“剛開始投產的時候，印度工廠的生產效率只有中國的60%，現在做順了，逐漸上升到約80%到90%。”張求生坦言，技術工作仍需要靠中國工人手把手教會印度本地工人，而且不太願意加班，周日需要休息，這一點和中國的工廠不太一樣。
根據記者的了解，按照當地普通工人的工資標準，在工廠工作一個月通常可以拿到11056盧比的稅前工資，相當於人民幣1082元，人均加班費每月約300到400元人民幣，也就說流水線上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大概在1500元左右。而在中國的深圳，富士康裡一個正常加班的流水線工人，收入大概是這一數字的三倍以上。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印度建廠的成本會比中國低。
通常，國內工業廠房都很標準、清晰，但印度2萬平方米以上承重設計、內部結構達到中國標準的極少，這是一些公司購地建廠的內因。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諾伊達是北方邦工業、商業和貿易發展的模範城市，也是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地。由於靠近新德里以及經濟繁榮帶來的對土地需求的壓力，諾伊達不動產價格這幾年持續飆升。5年前的土地價格還停留在每平方米3000-15000盧比，目前已經猛漲到每平方米30000到85000盧比。
“最貴的地區甚至達到了人民幣過萬的水準。”瀛通通訊（002861.SZ）印度工廠負責人邱斌對記者表示，在印度，廠房租金也不便宜，每平方米約27元到30元，這個價格甚至比在深圳觀瀾的某些地方還要貴。瀛通通訊為通訊線材以及電聲產品領域的企業，在印度當地主要是為小米等企業提供數據線等產品。
“在水電方面，費用和國內相差無幾。”邱斌對記者表示，在印度的工業用電採用階梯收費，價格與廣東地區差別不大，但是印度停電情況時有發生。“印度電力設施就像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觀瀾，夏季用電高峰期每天斷電十幾次都是常有現象，廠房必須配備備用發電機，不然無法開工。”
“ 我們這個廠區至少三台備用發電機。”張求生對記者表示，日常的開支加上各種SMT設備產線，印度廠房現金投資已經達到了1個億。為了產能擴張需要，海派還承租了百米之內的另一間廠房，那裡曾經是OPPO的工廠，新廠房裝修完成後，每月可以生產約280萬部智能手機。
在他看來，印度市場需要長久的投入和布局，完成本地化製造只是第一步。
距離世界工廠還需要多久？
短期來看，製造成本並不是影響企業“赴印”的根本性因素，市場才是。
調研機構 Counterpoint 和 CyberMedia研究表明，2019 年印度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將有約 7% 的增幅，從 2018 年預計的 1.5 億台增長至 1.6 億。印度將成為 2019 年全球唯一增長的主要智能手機市場，而中國市場和美國市場預計會持平或進一步下滑。同時，目前印度互聯網用戶數量約為 4.32 億，印度首次使用智能手機的人數還在高速增長，而目前智能手機滲透率僅為 23%。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總監Neil Shah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其他地區，印度是唯一一個呈現換新手機頻率加快趨勢的國家。
“印度市場和幾年前2G轉3G時候的中國市場非常像，智能機的需求開始擴大。”lephone手機的一名印度市場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中國廠商都加大了當地的投入力度，希望盡可能多的分割市場。
可以看到，2018年，三星宣布在諾伊達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機工廠，新工廠佔地35英畝(大約212.5畝)，位於諾伊達的Sector 81。
據悉，這個工廠最早建於1995年，這次產能擴建成本為491.5億印度盧比（大約人民幣48.1億元），原有產能為每月500萬（每年6000萬），擴建後產能為每月1200萬（每年1.44億）。
除了三星，包括中國手機品牌OPPO、vivo以及印度當地手機品牌LAVA都在諾伊達設立印度總部。比如OPPO斥資22億元人民幣在大諾伊達地區置地建設新的印度總部，vivo則宣布將投資超過約40億元人民幣在大諾伊達建造新的工廠，使其印度製造基地變得與中國工廠一樣大。小米供應商合力泰已經承諾未來三年在印度大諾伊達地區投資約2億美元，並於2019年初啟動生產。
而在此前的規劃中，富士康表示將在2020年，在印度國內興建10家至12家生產工廠，並創造至少100萬個就業機會。
“今年的前三個月份，包括傳音、小米、OPPO等廠商已經組織好幾波上遊供應商來印度考察市場了。”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對記者表示，現在手機品牌廠商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產業園，這樣可以帶動產業鏈上的企業進駐，形成集聚效應。
Neil Shah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2018年的印度手機市場中有一半是以SKD（半散件組裝）形式進口的，而CKD（全散件組裝）則為34％。預計到2019年底，CKD將達到2/3，其中1/3為SKD。換言之，印度製造的“完成度”將會更高。
“中國品牌僅耗時一年多就已經從SKD快速轉變為CKD完成本地化，而像蘋果這樣的競爭對手仍然是依靠CBU（完全組裝）推動的。”Neil Shah對記者表示，中國手機產業鏈鋪設速度令人吃驚。
當然，除了市場的原因，印度市場對中國手機廠商的關稅調整也是倒逼廠商建廠的關鍵因素。
雖然印度的手機制造熱已經持續了幾年，但生產基本上集中在散件組裝，印度本土還沒有元器件、模具等生產配套能力。2016年開始，印度總理莫迪推出了“分階段製造計劃”，希望利用印度巨大的智能手機市場推動本土生產。該計劃不僅包括對手機徵收關稅，還包括對手機充電器、電池、耳機和已經預裝印刷電路板的零組件徵收關稅。
據業內人士透露，從2017年12月開始，印度政府將智能手機的基本關稅從10%提升到了15%，2018年2月又上升至20%，4月份又對包括電路板、攝影頭模塊在內的電子元件徵收了10%的關稅。這樣的政策，無疑會促使手機上遊電子元件和整機在本地的生產。
“對競爭激烈且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來說，承受關稅意味著利潤被蠶食或喪失價格競爭力，所以從長遠來看，建廠成為很多廠商的選擇。”楊述成對記者說。
而在談到印度的手機產業鏈發展情況時，楊述成表示，雖然諾伊達的廠商相對集中，但印度目前應該說還是沒有形成成熟的產業集群，本土的手機供應鏈幾乎沒有，而中國廠商更多的還是散兵作戰模式。不過他也提到，隨著更多的企業形成產業合力，在未來或許有所改變。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