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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養子:唐朝的太監何以成為世家大族

宦官無後,缺乏家族勢力,正是因此,在與官僚士大夫的博弈中,皇帝們喜歡引入宦官打擊朝臣。而掌握歷史書寫話語權計程車人往往不能在爭鬥中得勝,只好在史書裡攻擊對方“陰柔無後,背離倫常”。

但歷史在唐代中後期出現了一次反常,朝堂之上忽然出現了不少綿亙數十年乃至百年的宦官家族。他們把持朝政,甚至廢立皇帝,更勝過六朝的門第貴族。為什麽大唐的太監這麽幸福,權力與家庭可以兼得?

無中生有的後代——唐代宦官的養子女

宦官生理殘缺,注定不能和正常人一樣結婚生子了,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男人,對正常家庭的渴望從未停息過。

在生理殘缺之下,宦官們走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通過娶妻繼而收養子女,獲得形式上的家庭,實現了“傳宗接代”。

早在秦代,宦官趙高就有女婿閻樂。另一位宦官韓談也曾與其養子謀殺趙高。其後的東漢、北魏二朝,宦官權勢興盛,宦官養子已成為風氣。但收養的多是親族之子,數量有限且大多不為宦官,一般也不會養在宮中,自然不能形成所謂的宦官世家。

曹操他爺爺曹騰是宦官,收養了同族的曹嵩,曹嵩並非宦官,僅僅繼承了曹騰的爵位,脫離了宮內宦官體系,自然不能繼承權力,所以到曹操這裡只能算是地方小豪強罷了

從那時起,把握主流輿論計程車大夫對此就不免口誅筆伐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風氣開放的唐代,人們的社會心理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宦官娶妻養子習以為常,不再視為違背清規的反常行為。

宦官妻子段氏的墓志銘,記載了她的封號是武威郡夫人,她有六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一半的兒子都是宦官

唐代前期宦官也收養子女,但並不泛濫,比如高力士的父親高延福根據記載就只有他這麽一個兒子。這一時期,宦官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並不顯著,即使出現高力士這樣權勢顯赫大宦官也不過是君主面前的弄臣,皇帝對宦官收養子也並不在意。

但到了晚唐,形式陡然大變,伴隨著宦官權勢地位的上升,他們的養子也多了起來。皇帝每次看到宦官背後有著一大群養子,自己的生育能力反而跟不上的時候,總是感覺壓力很大。於是德宗下詔書規定五品以上的宦官才可養一個孩子,而且必須是同姓不超過十歲的孩子。

唐王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初期繼承前代皇帝的積蓄,銳意鎮壓藩鎮,反而被藩鎮好好收拾了一番。從此德宗再也不敢招惹藩鎮,對內開始重用宦官

德宗聖旨的本意是限制宦官養子,但他沒想到這卻是給了宦官養子以制度上的保證。宦官蓄養之風不僅沒有因德宗的詔令有所收斂,反而更加熾盛,數目上大大超過“許養一子” 的規定。

後來的大太監收養的子女越來越多,最誇張的是太監世家楊氏家族的一對堂兄弟,堂弟楊複光有養子數十人,堂兄楊複恭養子在六百人以上。宦官們收養的孩子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一,收養小宦者,使宦官隊伍得以持續穩定發展; 其二,收養民間小兒,可以嗣養天年,得以終老; 其三,宦官收養外臣或武將為子,則是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需要。外藩的軍人尤其喜歡成為宦官的養子,好在朝裡有個說得上話的靠山。這使很大一部分地方軍事系統盡在宦官的掌握之中。

上面提到的兩位宦官兄弟,就收養了一大批武將作養子。楊複恭號稱有600個養子,其中有五個都是地方上的節度使。此外他還收了一批刺史作為養子,還派出了一大批宦官養子作為監軍控制地方部隊,楊複光也有4個養子是節度使。

可以說,從黃巢手中保住唐王朝的就是宦官及其率領的軍隊。黃巢攻佔長安後,楊複光成為唐朝軍隊的總指揮,又誘使黃巢部大將朱溫投降,引用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長安。他病逝之時,軍中慟哭數日。他有義子數十人,分別擔任各地節度使、防禦使等職。而平定黃巢之亂者,大多數也是他的門人故將

宦官家族的巨大勢力

不難看出,此時的宦官世家收養子女已經遠遠超出了傳宗接代,聊以自慰的程度。據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內部結構》一文統計,唐代娶妻的宦官,五品以上的高層宦官佔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級宦官佔50.7%,有的甚至不止一個妻子。隨著宦官權勢的增加,他們的娶妻生子也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

宦官娶妻,主要有兩類對象,一是與其他宦官家族聯姻,比如宦官仇文義共有六位養女,其中五位均嫁給其他宦官;另一類則是低級官僚或者平民,比如唐玄宗的寵宦高力士娶了一位低級公務員——刀筆吏呂玄晤之女為妻,攀上了這棵大樹,呂玄晤也很快從刀筆小吏升為少卿,後出任岐州刺史,呂氏的兄弟也都當成為了官員。至於高門大姓,朝廷高官還是很少與宦官家族通婚。

宦官之妻也有封號,和朝官貴戚平起平坐了。比如著名大宦官仇士良妻胡氏,就被封為魯國夫人,而官位比仇士良低些的宦官張元忠任內侍同正員,妻令狐氏封雁門郡夫人。

而更重要的是養子,由養父子關係構成擬血緣的宦官家族把持著宦官中的高級職位,這樣的宦官家族,維系在三四代以上,歷數十年、上百年而不衰,形成了唐代歷史上特有的宦官世家。如果我們再看看楊複恭的家族,也會被這世代顯赫所震驚:楊氏家族四代五人任神策中尉,掌握禁軍兵權(宦官最高軍事統帥,同時也是唐王朝中央軍統帥);三人次出任樞密使(相當於唐朝後期的宰相),堪稱唐代最有權勢的宦官世家。相比東漢的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以仇士良為代表的仇氏家族,其一家五代均為宦官,到了仇士良這一代飛黃騰達,《新唐書》載: “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

再比如歷經德、順、憲、穆、敬、文的六朝元老大太監梁守謙,從元和五年任知樞密事至太和元年致仕,掌握朝廷重權達18年之久,根據出土的墓志銘就能追溯出他的家族綿延六代之久

相比於一般家庭實實在在通過繁殖生育的方式擴大勢力,宦官要孩子更容易,家庭規模也更大,最終形成了宦官世家,在與文官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事實上,安史之亂後的150余年裡,宦官代表的北司總體上壓倒了宰相代表的南衙,這背後與宦官世家能夠凝聚更大的力量也有莫大關係。

所謂南衙北司,是根據其與皇宮的相對位置而言,以宰相為代表的文官們的辦公地點都設在宮城之南,故稱南衙或南司。而宦官們的集中地——內侍省,因設在皇宮北面,故名之北司。

宦官養子影響深遠

宦官群體作為皇權專製下的畸形產物,並不具有自然的家族傳承能力,更沒有生產物質財富與文化財富的職能,和東漢以降計程車族大家族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之所以能夠形成綿延不衰的世家,靠的是晚唐政治制度所賦予的龐大政治權力,而結成世家則有助於他們壟斷權力,這兩者相互促進,使得宦官的家族和勢力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在晚唐,宦官幾乎同時把握了唐王朝的軍政大權。

在軍事上,宦官滲透進了中央和地方的軍事系統,在中央宦官掌握了禁衛軍中實力最雄厚的神策軍,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都由宦官擔任。在地方,宦官則通過擔任監軍使一職控制軍隊。唐玄宗寵信宦官,開始向四方派出監軍,安史之亂後為了控制日益強大的藩鎮勢力,君主頻繁派自己的家奴宦官到地方監視各地藩鎮。

而在政權上,安史之亂後中央出現了樞密使一職,專門由宦官擔任負責傳達政令,直接分割了宰相權力。這樣,三省六部製實際上已經瓦解,樞密使與外朝宰相、翰林學士共同構成唐後期新的政治中樞。

左右樞密使與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合稱“四貴”,是宦官集團的首要人物。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宦官才能夠在晚唐興風作浪,以致廢立皇帝如同兒戲,對唐代後期的政治衝擊劇烈。安史亂後唐王朝有9位皇帝的廢立都與宦官有關。唐王朝的大權盡歸宦官,兩者的命運也緊緊綁在了一起。當朱溫在鳳翔城下殺戮了700多宦官時,唐代中期以來長期專權的宦官勢力受到了徹底的打擊,與此同時唐王朝的命數也走進了倒計時。

此後的歷史再也沒有出現宦官世家,但起源自宦官內部的養子之風卻影響深遠,尤其是那些認宦官為父的地方軍閥,更是有樣學樣,紛紛通過收養子女來擴大勢力,到了五代時發展為普遍的社會風氣,比如前蜀的開國者王建曾做過大宦官田令孜的養子,他自己收養的養子就達42人之多。王建創建前蜀政權,主要依靠這批人的力量。後梁的朱全忠有養子朱友文、朱友謙、朱友恭、朱漢賓等。最典型的是晉王李克用,他的養子中能征善戰的很多,如李嗣源、李存孝、李存璋、李存賢、李存審等。這些養子之間毫無親情可言,動輒互相攻殺屠戮。

朱溫的親子義子一大堆,彼此互相殘殺內訌激烈

以至於宋人歐陽修撰《新五代史》,特創立《義兒傳》,大為感歎:“嗚呼!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乾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

宦官養子本是出於人性所需,以圖撫慰他們深受傷害的肉體和心靈,卷入政治權力之後卻不斷的異化,造成了如此深遠的歷史亂像,歷史的蝴蝶效應真是讓人可歎。

在唐朝滅亡後輔佐河東李存勖集團的張承業一直以複興唐王朝為己任,算得上是大唐最後的宦官了,其養父是內常侍張泰,並非顯赫的宦官家族

參考文獻: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

張文斌:唐代宦官養子制度探略

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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