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蘇菲·瑪索合影的他 自稱是世界排片第一人

上影節審片排片人王佳彥

1905電影網專稿 6月20日，是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最後一天。像往年一樣，審片排片人王佳彥會離開藝海大廈20樓的電影節辦公室，結束他一年一度，為期大半年的審片排片工作。

王佳彥戴著一副眼鏡，和藹、愛笑、易接近，微博昵稱“四眼老王”，上海影迷無人不曉。

拜訪老王的這天，上影節進入第四日，恰逢端午，大部分同事都回家休假。今年沒有設置加場，現場觀影問題也有分管同事負責，他說要比以往輕鬆一些，但只要電影節還在進行，他就會堅守在崗位上，有始有終，直至閉幕。

每到年初，他就會來到這裡，先審片、再排片。從1993年參與籌備首屆上影節到1999年接手排片工作，老王服務上影節將近30年，為觀眾排片超過20年。在採訪的不經意間，他呢喃了一句，“我算是世界排片的第一人”。

每天工作超12小時，只為完美的排片表

在上影節排片表出爐前，老王每天早上6點半就會來到辦公室，整棟大樓只有他一個人。

“在安靜的環境下，可以靜下心來排”，他說往年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0點、11點，現在有了助手，稍微提前到8點、9點下班，“沒有花上這些時間，解決不了審片排片的問題”。

老王的辦公環境空間不大，一張辦公桌，桌上有一台電腦，一隻暖水瓶，一個茶杯，以及一摞摞列印出來的排片校對表。

每年上影節的排片日程，都是由他來安排，從這裡誕生。

今年他一共審看了833部電影，最終有來自62個國家和地區的405部影片進行展映，這些影片要在10天內分布在40家影院，45塊銀幕，總共放映1423場。

距離電影節開幕第14天，老王在微博上自勉，“加油，我最後一搏必讓電影節像夏花一樣絢爛”。倒計時第8天，他自信寫下，“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6月3日晚，在展映排片表終於公布的那刻，他興奮地向翹首以盼的影迷們報喜，“排片表出爐了，輪到你們做功課了，排的不好請多多包涵，預祝你們搶到票，過一個快樂的六月天”。

老王今年72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開票前的半個月，他才能收到大部分確定展映的片目，開始緊鑼密鼓地著手排片，時間緊迫，任務繁重，“必須要做一稿、二稿、三稿，最後拿給觀眾的排片表已經是第三稿了。”

排片這份工作看起來簡單，實操過程要面對重重細節，需要很多細心和耐心。

“第一稿是最慘不忍睹的，基本上大致排一排。我知道哪些片子放大廳、中廳和小廳，但是最後會發現很多問題，比如同一個國家的電影，可能在這個廳排得多了，那個廳排少了。劇情片、動畫片、紀錄片，或亞洲片、歐洲片、美洲片的比例也要盡量均衡分布。”

每一次審片，老王都會和同事商量哪些影片應該放在哪些規模的影廳，也會詢問電影研究專家的意見。每次電影節官方發布展映片單後，他也會依據文章的網絡點擊量，來判斷影迷的選擇偏好。

王佳彥和影展部的同事

即便積累下來二十多年的經驗，他還是無法準確把握住一點——“知道觀眾都想看什麽”。

“大多數都能知道，比如4K修複的《胭脂扣》肯定一票難求。《早春二月》這樣的老電影，以為就放在一個中廳，兩、三百多人差不多了，《海上鋼琴師》公映過了，可能看得人不多，也沒有排很大的廳，結果全都賣光。有的電影排了大廳，買的人卻很少。”

《海上鋼琴師》售罄

每一年的展映影片都不同，每一年的觀眾喜好也不同，這永遠是個變數。但老王每年還是會做歸納總結，“當然要不斷學習，把它做得更好，這個是沒有止境的。每次都會有遺憾，每次都會有錯誤，這都很正常，對自己也是個挑戰。” 

所有的精益求精，都是為了最終排出一份完美的排片表。

追求更合理、更科學、更藝術的排片

剛做電影節排片工作時，老王面對的只有十幾家影院，100多部展映片，“那時候排片很簡單，要求不高。”隨著展映電影、影院影廳和觀眾數量的不斷增加，排片工作也就逐漸提高了難度。

為此，上影節專門設計出了一套電腦排片系統，幫助他操作排片。直到現在，這套系統還在修改，“改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要求。每一次在操作的時候，想到新的問題，就跟設計系統的人反饋，根據要求不斷的完善。”

電腦排片系統

這三年來，老王培養出了一名年輕的徒弟，幫助做排片校對。幾百部電影，校對一遍要花很長時間，有了徒弟的幫忙，分擔了以往他一個人要做的大量工作，“每一部電影都要符合它的放映要求，時間問題、票價問題、製式問題，影片幀數不同，有些影院的伺服器還不能放，這些都要校對。另外還要配合片方見面會的時間、地點等等。”

僅僅是隨口介紹，就羅列出了一堆校對中要注意的問題，他說，“各方面的要求，都是千變萬化的。”

排片校對表

如今上影節的排片日程安排越來越受到影迷認可，這都要得益於從歷史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其中就有兩次“事故”，令老王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個晚上，在天山電影院和永華電影院排了同一部電影，因為是膠片拷貝，兩家不能同時放映。他只好采取補救措施，在永華電影院臨時加上三部短片，等天山電影院放完後，再派車把拷貝送到永華電影院，算是及時解決了那晚排片撞檔的危機。

以往排片不考慮拷貝安全問題，影片審核通過後就直接排期，導致有時會出現因電影拷貝未到，改放其他影片的問題。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2004年，金爵獎主競賽入圍影片《茉莉花開》到參賽首映當日，拷貝仍未到達，只好臨時改放其它電影，引發現場觀眾不滿。

經歷這次錯誤，往後的排片順序得以重新調整。凡是安全到達上海的電影拷貝，都優先排到展映的前幾天，未到達拷貝的電影則往後排放。老王語重心長，“這些經驗都是一點點從問題裡得來的，沒有前面這些苦頭，就不會有今天這樣一個成熟期。”

今年在排片日程上，也做了一點小小的修改。原本每天最後一場電影的放映時間是晚上9點，老王極力建議提前到8點50分。

“不要小看這10分鐘，往往觀眾看完電影趕地鐵，就是差一、兩分鐘的時間。”提前10分鐘，讓他的工作難度也增加不少。因為從前一場的6點半到8點50分之間，就不能排時長太長的電影。

老王說，能為影迷想得多一點，就是他工作的動力，“排片就是把片子往廳裡放就是了，難就難在把它排好。所有花的時間，都是為了把它排得更好一點，更合理一點，更科學一點，更藝術一點。”

“從第一屆做到現在，就我一個人了”

每年上影節的開票日，老王都會來到主會場SFC上海影城。他曾經是這裡的副總經理，會來看看影城的賣票情況，給線下買票的觀眾推薦好片。

即便現在改成了完全線上售票，往年影城在開票日的熱鬧人潮景象不再，老王也不會缺席。每年當日，他都會與影城的排片表背板合影留念。他說，“這是一種情結，已經養成了習慣。”

王佳彥的父親是我國著名科教片導演王光彥，也是經典電影《白毛女》的副導演。今年是建黨百年，《白毛女》入選了“百年征程·紅色光影”展映單元，老王笑說，“今年是父親拍的片，兒子來排片。”

受父親影響，老王從小就是影迷，年輕時經常在雜誌《電影故事》上投稿，他喜歡看國產片。這次電影節展映的《柳青》就受到他的大力推薦，“很多80後、90後不知道柳青是誰，但我們這代人都知道他和他寫的《創業史》，電影的整個畫面、音樂都挺好，成泰燊演得也很好。”

老王與電影的工作聯結很深，他最早在上海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任職，1991年調入上海影城，1993年參與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籌備工作。

上海影城開業以來的三十載，他是一路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上影節成立後的每一個部門，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與身影，“第一屆我主要負責電影交易市場，第二屆是大型活動辦，第三屆我是新聞部，第四屆是影展部。我大概從第四屆、第五屆開始，一直排片到現在。”

上影節辦了24屆，走過了28年，第一屆永遠是老王印象最深的影節記憶。

“第一屆辦完了之後，國際製片人協會通知說，這已經是A類國際電影節了，當時吳貽弓（創辦人）的眼淚都流出來了。”他更清楚記得，舉辦第一屆時因為缺乏經驗面臨的種種困難。

當時他是電影節市場部的負責人，“我們在很簡陋的情況下，在上海影城辦了交易市場。有國內的電影廠，國外來了一兩家，就那麽幾個展台，不像現在幾百個。”

他還記得，第一屆評委看片是與影城一廳的觀眾一道看，評委坐在第10排，前面放了個長腳桌，“那時候奧利弗·斯通看電影遲到，找不到地方了，還是我帶著他去的。”

王佳彥與導演奧利弗·斯通合影

在網絡還不發達的年代，上影節的展映片單通過登報紙的方式向觀眾傳達。老王回憶，電影節賣票的第一天，觀眾就在影城大排長龍，很多人連夜坐著，通宵排隊，有從外地趕來的，有為孩子買票的，熱情很高，“這種觸動促使我要把工作做好，要對得起影迷”。

“那時候電影票就簡單一張，沒有寫片名”，“那時候放電影還是同聲翻譯，有人在場下拿著麥克風給觀眾翻譯”，“那時候我在影城上班，每天走得腿都軟了，協調這個事情，那個活動。影城的見面會我一個人包掉了，我主持過山田洋次的見面會、蘇菲·瑪索的見面會”......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直都深烙在他心裡。

王佳彥與著名影星蘇菲·瑪索合影

“從第一屆做到現在，就我一個人，沒有第二個人了，一撥撥都退休了。”老王感慨，如今他還堅持在電影節審片排片的第一線，就是因為喜歡電影，喜歡這份工作。日益壯大的影展部門和團隊夥伴們，也給予他很多幫助。

採訪前一晚，他又到上海影城轉了轉。一個小女孩剛看了《沉默的羔羊》，在影城內拍照，一回頭看到了他，讓他在電影票上簽名，“我簽字又不值錢，但她很開心”。

今年上影節已經落幕，老王暫時離崗，可能會像往年一樣，出門旅遊，放鬆一下。不出意料，明年年初，他還會回到電影節的辦公室。早上6點半就來，打開電腦，泡杯茶，繼續審片、排片，努力為在上海一年一會的影迷觀眾們，送上一份更好的排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