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疫情下中國與世界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曹遠征

　　引言

　　疫情下的中國與世界有三個層次的含義：

　　第一，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一個長久以來傳統的中國命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就同該問題緊密纏繞在一起，構成了研究中國的底色。中國與世界是何種關係？中國與世界如何互動？它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經久不斷、常議常新。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世界性命題。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影響著世界經濟走向和國際格局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世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indivisible，成為了國際社會熱議的話題，構成了全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變量。

　　第二，在全球出現百年未有之變局的當下，新冠疫情為變局增添了新的變量，使其變得更加複雜、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僅引領著當下經濟表現及政策安排，也影響著未來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軌道，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將疫情納入視野，從經濟社會發展範式變動角度加以討論，無論在當下還是未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經濟關係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底層邏輯，經濟關係的變化會引起其他國際關係的變化。疫情影響的並不全然是經濟，經濟問題僅僅是理解世界問題的一個線索。疫情引領了經濟變化，經濟變化誘導了其他變化，理解經濟問題可能會幫助我們更深刻地洞察國際關係和世界變化。

　　一、對疫情的經濟學理解

　　2020年，世界經濟出現了歷史性衰退，是繼1933年經濟大危機後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於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為核心問題。區別於傳統的經濟危機，本次疫情引發的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涉及到人類的生存，是百年以來未曾遇到過的危機。疫情不僅從外部衝擊著經濟，而且內生於經濟活動本身，已超出了我們的人生經驗。我們可以從以往的經濟危機中找到答案線索。歷史上確實曾發生過外部衝擊導致的經濟危機。例如自然災害和地緣衝突。但是衝擊通常是偶發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暫的。當衝擊過後，經濟會回歸正常軌道。與此相對應，國外的經濟危機大多是內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擴張跟不上生產的擴張，生產過剩就成為周期性現象。再如，在當代經濟中，以杠杆伸縮為標誌的金融周期也成為常態。而人類經過長期經濟活動實踐，已形成了控制辦法，至少是找到了應對思路。前者表現為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代表的宏觀調控，後者表現為以控制杠杆率為核心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機，它傷害的是人。當人類遇到生存與毀滅問題，且當下迫在眉睫時，問題就發生了性質的變化。

　　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它有兩層相輔相成的含義，從經濟學角度觀察，人是勞動力，是最活躍的基本生產要素，構成經濟活動的基本條件。與此同時，從社會學角度觀察，經濟活動最終目標是為人服務的，構成了經濟活動的意義。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傷害了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躍的要素。當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不能自然進行時，不僅經濟活動失去了基礎條件，更重要的是，經濟活動喪失了意義。由此，使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意義走到了前台，不能把勞動力再生產視為一個只要給足薪酬就能生產的確定性自然過程，而是一個關乎生命的社會過程。換言之，只有加以乾預、控制疫情，才能穩定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條件，才有經濟活動的可能及意義。它改寫了經濟學的前提，以人為本、生命至上，這意味著抗疫不僅內生於經濟活動，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經濟政策，由此誕生了新冠疫情經濟學。

　　在疫情經濟學下，我們考量問題就和過去不一樣了。在疫苗和特效藥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物理性隔斷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疫苗反而變成了物理性隔斷的輔助措施。然而，經濟活動是需要互聯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聯互通是世界規模的。於是，兩者之間形成了悖論，這種社會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經濟衰退。經濟衰退變成了抗疫政策的代價，由此產生了政策決策的艱難性。抗疫還是經濟增長成為眼下必須要做的抉擇，猶豫不決由此而生。猶豫不決不僅會導致抗疫政策執行困難，甚至會錯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來，疫情蔓延終究會影響經濟，經濟政策還是要服從於抗疫大局，成為從屬性的政策安排，表現為疫情期間的經濟政策方向就是對衝經濟衰退，它構成了抗疫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手段就是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

　　但是，第一個悖論導致了第二個悖論的產生。疫情儘管同時影響著經濟的供需兩端，而隨著疫情的蔓延，供給端因停工停產而受到的影響程度遠遠大於需求端。傳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需求側改革，其手段是以總需求管理為目標的。這種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對衝因停工停產引發的供給端下降，其結果是宏觀經濟政策極度擴張，而經濟衰退依然存在。一個新的悖論就產生了。在新的悖論下，人們發現抗疫經濟政策不應僅僅著眼於短期總需求下降，更應關注長期供給能力的維持。換言之，傳統宏觀經濟政策由此變為以抗疫為主的紓困解難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對弱勢群體、基本民生行業和市場主體進行紓困，保留未來經濟增長的種子，維持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這時傳統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就變為以紓困為主的抗疫經濟政策。

　　從疫情發展可看出，疫情是服從正態分布的，各國疫情發展的區別僅僅在於正態分布形狀的不一致。從政策製訂的角度講，如果疫情服從正態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隨著這一正態分布的階段變化而進行重心的調整。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時，不惜代價控制疫情是經濟政策的重心；第二階段是紓困，當疫情蔓延並走向高峰時，為了避免對經濟社會的過分傷害，需要鋪上安全墊，對弱勢群體、民生行業和市場主體進行幫扶。紓困成為經濟政策的重心；第三個階段是重啟，當疫情得到控制並基本平複後，重啟成為經濟政策的重心。重啟既包括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恢復，也包括以規則為中心的制度重建。經濟重啟後宏觀經濟政策回歸常態。需指出的是，政策邏輯是隨著疫情的演變而演變的。這是因為疫情對經濟表現起到邊際引領作用，使經濟政策基本處於被動應對地位，視疫情變化亦步亦趨，相應就會出現兩種政策狀態：一種是正常狀態。如果疫情按照預期的正態分布發展，經濟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個階段進行安排。另一種是非正常狀態，如果疫情持續得不到控制，超出人們預期，原先設計的政策工具箱開始見底。而一旦抗疫經濟政策彈藥耗盡，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統性，不再是整體、連續、協調的狀態，而變成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可捉摸狀態。

　　綜上，從抗疫整個邏輯來講，縮短疫情的持續時間是保持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把全球現有的抗疫模式總結基本分為三類：

　　一類是區域阻斷式空間遏製。以東亞地區為代表，中國最為典型。基本特徵是，在疫情單點爆發的初期立即空間阻斷，避免向全國蔓延。與此同時，操作非疫區醫療資源到疫區撲滅疫情。其優點在於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缺點在於經濟短期下降幅度比較大，甚至有脫軌的風險。但疫情一旦控制，V型反彈的概率也比較大。

　　第二類與一類模式相反，即事實上的群體免疫模式。以瑞典為代表，瑞典曾經倡導自願原則，不進行社會性的強製隔離。該模式的好處是經濟短期受影響較小，但長期後果難以預料。事實上，2020年下半年，瑞典也開始拋棄這種模式。

　　第三種模式可稱之為階段性隔斷的時間緩和模式，現在逐漸變為主流。主要以美國為代表，通過階段性的隔離和放鬆，在疫情防控和經濟衰退之間尋求平衡。從目前情況看，該模式實施有相當大的難度。由於對階段劃分以及強製割斷政策力度掌控不力，容易造成W式搖擺，甚至有可能造成失控，從而使經濟衰退時間更長，復甦更為艱難，使經濟呈現為L型或U型走勢。從全球來看，疫情發展到今天，使階段性隔斷的時間緩和模式逐漸成為全球主流抗疫模式，它是在生命代價和經濟代價做一個權衡。如果不采取公共衛生措施，疫情會出現很高的峰值，如果采取以隔斷為代表的公共衛生措施，疫情會變成一個平緩的正態分布。在經濟方面，如果不采取任何的宏觀經濟措施，經濟衰退也會在短期內達到峰值，衰退深度會比較大。但如果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經濟衰退的深度就不像想象的那麽嚴重。由於公共衛生措施與經濟衰退在短期記憶體在替代關係，需要在生命代價與經濟代價之間進行平衡，兩者間的均衡點就在公共衛生系統負載量上，即不出現因疫情嚴重過載使公共衛生系統崩潰的現象疫情。在公共衛生負載量之下，不需要採用過度強製性的隔斷措施，經濟的互聯互通也會有某種程度的存在，從而經濟衰退也就不是很嚴重。這就構成時間緩和抗疫模式的框架，其核心是平滑峰值，不僅僅是疫情峰值，也包括經濟衰退的峰值。由此，平滑實際上是在時間軸上拉長過程，以疫情持續時間為代價，在避免疫情過分嚴重導致生命損失的同時，避免衰退過分嚴重導致的經濟損失。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均衡，以公共衛生負載量為均衡點的生命代價與經濟代價的權衡，成為疫情經濟學的出發點，構成抗疫政策安排的邏輯。當前，疫情的發展趨勢仍然令人擔憂。雖然疫苗在大量投入使用，但疫情仍在快速流行，加上病毒又在發生變異，疫苗的使用效果還有待於觀察和檢驗。這意味著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全球疫情還會延續，全球經濟還會處在疫情陰影的籠罩之下。

　　二、疫情仍在引領著全球經濟表現

　　理論是理解現實的鑰匙。疫情經濟學告訴我們，疫情與抗疫政策、經濟表現存在著一種鏡像關係。2020年疫情爆發後，經濟開始下行，需要推出以紓困為代表的對稱性經濟政策，並隨著疫情嚴重而加碼。當疫情逐步緩解、經濟開始穩定時，需要醞釀推出疫情結束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去年10月所做的對2020到2021年全球GDP的預測，就是這樣一種鏡像關係。這種鏡像關係在中國的表現更為明顯。如果將2020年和2021年做對比，會發現同樣的邏輯存在，疫情蔓延、經濟下行，經濟政策要紓困，等到疫情緩解、經濟開始上行時，經濟政策要退出，也構成了一個鏡像，並特別明顯地體現在2021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長上。去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為-6.8%，今年一季度預計會達到20%左右。

　　這種鏡像關係在2021年否能依然成立呢？如果疫情蔓延，會不會造成新的更大衰退？而應對衰退就需要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輔以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繼續飲鴆止渴，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利率繼續下行，現在西方國家利率已經變成0了，如果進利率進一步下降就會變成負值。兩種政策帶來的後果如何？確實成為經濟學的難題。大家經常提到的現代貨幣理論，其實在20年前就已提出，但在疫情衝擊下才大行其道。該理論的要點之一就是在主權貨幣條件下，財政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變換，表現為赤字融資、財政政策貨幣化。目前，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只能依賴國債融資，而在疫情衝擊下，市場普遍缺乏資金，買單者就成為了中央銀行，就是俗話所說的中央銀行通過開動印鈔機印鈔票、購買國債支持經濟復甦和支持宏觀杠杆率的穩定。貨幣大幅度放水，後果確實難以預料，全球金融市場仍有大幅波動的風險，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最近提出警告：今年很可能出現新的金融危機。因此，要高度關注今年尤其上半年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中小企業將更為困難。

　　作為這一現象的綜合表現，全球經濟復甦仍處於不確定中體現為美元在疫情中動蕩下行，並預示著美元開始步入下行周期，原因在於出現了新的特裡芬難題。傳統的特裡芬難題是指一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時，國際收支對外必須要保持逆差，但國際收支常年逆差一定會造成這個貨幣內在價值趨貶，而不穩定的貨幣又難以持續充當國際貨幣。但目前情況使美元內在的特裡芬難題變成了新型，美國GDP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續下降，但美國債務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續上升，此時美元的穩定性就變成一個世界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尋錨”的新時期，需要尋找新的“錨貨幣”來穩定全球經濟與金融，不僅使美元走勢區別於過去發生過的傳統周期，而且可能是持續下行。它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從而加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貿易的低迷困局。

　　在新冠疫情前，人們就已經開始關注到世界經濟低迷狀態並探討它的原因，核心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減緩，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全球人口的結構變化，人口老齡化，勞動參與率和參與人數均有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似乎並沒有想象那麽快，勞動生產率增速也在下降。所謂技術進步，主要體現為勞動生產率增速在始終減緩。縱觀當前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可能延續2008年的經濟低增長，未來刺激經濟並保持杠杆不崩斷，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維持低利率。低利率維持的時間取決於通脹，全球經濟體在過去十年間沒有出現通脹，未來出現通脹的可能性也比較小，於是變成低通脹。

　　同時，全球經濟還出現了三個新變化：一是世界經濟南北的格局正在改變。全球經濟重心正在加速向東轉移，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二是全球正處在新技術革命的前夜，醞釀著新的技術進步。其中有兩個趨勢值得關注，其一是與物體物理移動速度相關的科技革命。從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歷史來看，速度是核心。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火車取代了馬車，速度的提高使機器製造代替了手工製造，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工廠制度成為區別於小農經濟的新的制度安排；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內燃機和電動機的出現，使速度有了更大提高，有了汽車和飛機，而生產這些產品需要製造機器的機器，出現了工業化趨勢，並從原料到市場對全球經濟進行了整合，形成了工業化基礎上的國際分工，出現了重化工業趨勢。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信息化，圍繞著通信產業和電子工業的產生，不僅提高了信息的物理傳輸速度，也為傳統工業進行了賦能，使其生產加速、同時更為精準，出現了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形成了今日的經濟全球化。目前，我們尚處於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進程中，但已到了末期。展望未來，速度提升的希望在哪裡？從金融市場的角度觀察，金融市場看好馬斯克，因為他的龍飛船代表了一個新的速度，是脫離地球的速度。同時，要保護我們的家園，綠色發展成為保護家園最重要的命題，綠色經濟由此成為技術進步第二個新趨勢。碳排放成為全球經濟技術進步的一個新方向。舉個例子來說，中國政府宣布2030年達到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與此相關的一組新產業，如清潔能源、智慧電網、儲能技術和新能源汽車等，將會湧現出來，成為新的朝陽行業。初步測算，如果到2050年，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2度以下，中國相關的投資就會達到100兆人民幣以上。國際能源署估計，能源結構的轉變將在2050年為全球GDP增加100兆美元。目前，低碳技術正現實地引領著科技進步的方向，使低碳經濟成為新的發展趨勢。

　　三是世界格局正醞釀著新的秩序安排。過去幾年，全球貿易使人們看到基於單邊主義是沒有希望的，國際經貿體系必將重返多邊主義，而最近簽署的亞太15國組成的RCEP以及中國歐洲投資保護協定（BIT）使人們見到了曙光。但是，這種多邊主義和過去的多邊主義又不一樣，從國際經濟貿易角度觀察，新多邊主義的核心命題是從過去關境間減少關稅壁壘和減少非關稅壁壘的所謂自由貿易，進入到以關境背後條件對等的所謂公平貿易的秩序安排。在新的秩序安排中，南北差距持續縮小，將使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發生變化，“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將會得到進一步倡導。

　　由上，全球經濟中心正在繼續向東移，綠色發展助長全球經濟增長，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構建之中。

　　三、疫情下中國宏觀經濟表現及趨勢

　　世界經濟正在分化中。中國經濟因疫情控制得較好，經濟率先復甦，而世界經濟的復甦遲於中國。疫情如果繼續嚴重，中國疫情又得到相對好的控制，世界經濟分化會更嚴重。目前，從GDP、就業和出口的表現來看，中國經濟仍在恢復過程中，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供給端的恢復好於需求端，二是在需求端的恢復中，投資的恢復好於消費。由於消費是過去幾年拉動GDP增長的主要力量，消費尚未回到過去水準，意味著需求依然在恢復之中，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常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恢復過程中，中國出口的表現是超預期的。無論中國出口佔全球的比重，還是中國出口的增速都出現了超預期，而且在中國的貿易差額中盈余，即順差也在上升。

　　從產品的角度看，儘管所有產品的出口都在恢復，但有些表現更為突出，如專業設備、通信設備、電器設備、家具、服裝等。原因在於疫情在全球蔓延，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供給端受到了重大衝擊，停工停產，而消費是剛性的，只好從中國進口，使中國出現了出口超增長預期。這是世界經濟分化的一個表現，同時也改變了國際貿易態勢。

　　從國際貿易態勢看，中國這一超預期的出口增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從世界來看，由於疫情下發達國家停工停產，供給減少。同時又要紓困，特別是對脆弱人群進行財政補助，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長，從而刺激消費增長，擴大消費需求，使中國的出口市場轉好。這雖然是暫時的短期因素所致，但如果疫情持續蔓延，這一短期因素可能會拉長，至少2021年在疫情籠罩下的世界，這一因素還會發生作用。另一方面，從中國來看，中國是全球產業鏈最完善的一個國家，經濟具有韌性，從而對全球紓困具有高度的支持性。在疫情下，很多產品表現出逆市上揚的態勢，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所有的發達國家尤其對美國都出現了出口替代。2020年，中國出口佔全球24個主要經濟體的份額都比2019年的16.1%有所提升，在二季度後份額平均提高2.3個百分點。從這個意義講，疫情下中國出口的政治，實際上是從物質產品上支持了經濟全球化，既體現了中國擔當，也預示著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

　　從中國經濟的韌性上看，在聯合國劃分的41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中，中國全部擁有，並且許多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即使在疫情結束後，這些優勢仍可以維持，甚至有些將變成永久性的競爭優勢。換言之，疫情後中國的出口份額不僅會維持原有水準，還會有所提升，預計還會提升0.6個百分點。

　　國際貿易態勢變化的背後是世界經濟的分化，而在分化的背後是中國經濟韌性所表現的持續增長。2021年是我國“十四五”開局之年，又是邁向現代化的起步之年，堅持創新的核心地位，形成科技自立自強的支撐，是未來十五年實現現代化的新戰略。這意味著中國全產業鏈的競爭優勢都有提高的可能性，成為支持可持續增長的物質基礎。我們曾經預測，在未來15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呈現出前高後低的態勢，平均增長速度在5%左右，高於美國平均增長速度2%左右的一倍以上，中國經濟有望在2035年前趕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而疫情的衝擊又使上述預測出現了新的變化。疫情影響使2020年美國經濟衰退了3.5%，而中國經濟又增長了2.3%，中美之間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GDP佔美國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67%上升到2020年的71%左右。考慮到美元匯率的變動，以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GDP還會進一步升高。很多國際機構預測，如果以現在的美元變動趨勢推測，很可能中國GDP增長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表現為兩點：第一，2020年中國是世界唯一正增長的大經濟體，GDP總量超過100兆，成為疫情下全球經濟增長的領頭羊。而在疫情籠罩下的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會帶動全球經濟增長，而且也在國際貿易層面以實物滿足世界需求，支持全球抗疫。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希望之所在。第二，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也引領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並集中反映在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戰略競爭上。美國是守成的大國，中國好似崛起的大國，彼此對國際治理的理念、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和政策安排以及相互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等，都與兩國GDP的增長快慢所導致的國際經濟地位變化相關。對其他經濟體而言，直接涉及到未來選擇，即“選邊站”問題，從而備受關注。換言之，世界經濟格局由此會發生深刻變化，疫情下中國經濟的表現以及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變化，為世界經濟既帶來了新的希望，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四、百年變局中的中國與世界

　　中國經濟崛起是當代世界最為重要的變化。中國經濟崛起不僅僅是GDP的一維增長，而是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2000多年前，中國農耕文明已走在世界前列，源遠流長。然而，以農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演化到工業文明時代，中國經濟迅速衰落，社會衰敗、經濟凋敝、民主貧困處處可見。

　　1950年中國的GDP僅佔世界的7.5%，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經濟體之一。相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徵就是貧困，貧困不只是貧的問題，還有困的問題，在經濟學上表現為普勒斯頓曲線，即經濟收入和人均預期壽命的強相關關係。人均預期壽命是很重要的指標，它不僅體現為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也體現為疾病防治和醫療水準的進步，從而使得預期壽命的延長。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為5.4億，人均GDP只有23美元，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2019年，中國人口為14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人均預期壽命為78歲。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是第一個在全球實現了告別絕對貧困的國家，具有劃時代世界意義的成就，提前十年完成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要求的消滅貧困的任務。目前，中國貧困標準是以2011年不變價人均年收入2300人民幣確定的，按現價來說到2020年約在4000人民幣左右，按現今匯率大概是600美元，已接近世界銀行2010年定的國際貧困線1.9美元/人天的標準。中國已經告別了絕對貧困，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中國減貧人口佔到世界同指標的80%以上，是我們這代人最值得欣慰自豪的一件大事。

　　從未來看，目前中國大概有4億人口進入中高收入階層，到2035年如果中國GDP再翻一番，中國平均收入再翻一番，中高收入人群將有8億到9億人口，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等以上收入的高收入社會。而“十四五”正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關鍵時期。

　　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何為改革？就是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計劃主導的國家工業化轉變為由市場主導的全民工業化。何謂開放？就是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納入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由此，在過去四十年，中國以更大規模再現了亞洲增長模式，在加速產業升級中，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從成果來看，高速增長的結果表現在價值形態上，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表現在實物形態上，中國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

　　中國佔據了全球製造業產值的四分之一，成為世界生產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在2000年中國加入WTO前，中國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地位微乎其微，但目前已是全球生產網絡的三大節點之一，而且中國正以更快的速度超越美國和德國這兩個節點，變成全球製造業中心，中國由此深深地嵌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的工廠。中國的產能面向全世界，加入全球的分工，使國際分工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經濟逐漸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繫、各有特點的三個板塊：

　　一是以中國為代表新興經濟體的製造業板塊，以低成本勞動力形成製造業優勢，納入全球化。在成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分享了全球紅利，也對全球化做出了貢獻，因其低成本製造，不僅滿足了世界需求，而且有力拉低了世界物價水準，這是全球在本世紀以後很少出現通脹的重要原因。

　　二是資源能源出口國板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製造業的強勁發展形成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強勁需求，引領並帶動了資源能源富集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不僅使這國家和地區的出口數量大增，而且價格上升，在能源和資源物理層面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分享了全球的紅利，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

　　三是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板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具有全球競爭優勢。隨著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這一競爭優勢也展現於中國，例如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等。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用金融和創新也分享了全球的紅利，也為全球經濟循環創造了條件，特別明顯地表現為金融創新支持美國消費經濟的擴張，客觀上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出口創造了市場機會。當然，這種金融創新在使美國出現了所謂寅吃卯糧和透支未來的消費推動型經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很嚴重的後果，金融的片面發展使美國經濟“空心化”，出現了所謂“鏽帶”問題，產生了美國社會與華爾街“一對九十九”的對立，種下了美國社會今日撕裂的種子。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個板塊在形成了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的新模式的同時，又是相互依賴的，從而全球經濟是循環的。儘管在物質形態中，發展中經濟體對歐美順差，但是順差最後都回流到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形成了貨幣與商品的循環，而這個循環以中美之間最為突出，美國是中國出口的一大目的地，但中國對美出口的順差幾乎全部返回到美國，變成美國金融市場上的重要資金來源，這表明經濟的全球循環是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徵，世界經濟在相互依賴中發展，中美兩國也不例外。

　　但是，這種國際分工新模式產生的全球經濟循環也帶來結構性問題，突出表現為全球經濟不平衡。自關稅貿易總協定在1995年變成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WTO以後，全球貿易順差分布出現了系統性偏差，發展中國家順差佔GDP比重和發達國家逆差佔GDP比重均持續升高。全球貿易上的這種不平衡背後透視出來的是全球消費和投資的不平衡。由於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持續提高，而發達國家的投資持續減弱。於是，全球經濟不平衡實際上是全球的投資、儲蓄及消費間的不平衡，發達經濟體消費過多、投資過少，而發展中經濟體投資過多、消費過少。

　　全球經濟在不平衡中是難以維持的，構成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全球經濟再平衡就變成了一個必然選擇，成為20國集團成立的背景。20國集團自一建立，提出了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的發展”的任務。其中，一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不能超過本國GDP的4%，成為不成文的全球再平衡共識。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中國的表現最為出色，中國在2007年的時候，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為9.9%，但到2019年順差佔GDP比重只有不到1%，2020年是特殊情況，順差佔GDP比重又有了上升，但總體來看順差佔GDP比重在下降之中。

　　由上，中美兩國經濟是互為支撐、相互循環的，兩國經濟高度依存，需要並有條件建立經濟夥伴關係，但相互之間卻出現了貿易戰，並逐步升級，有愈演愈烈之勢。拋開意識形態因素，從經濟上看，涉及對全球經濟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同。現行的全球經濟體系是二次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與戰前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或單邊的治理不同，它是以規則治理為基礎、以投資貿易自由化為導向的多邊治理體系。這是歷史的進步，不僅避免為瓜分和重新瓜分市場的世界大戰，而且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持續移動，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形成了今日以產業鏈供應鏈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

　　但是，這一治理體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礎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基礎優勢，也存在系統性缺陷。一是單向性。由於發達國家先於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發達國家的經驗就理所應當地成為圭臬，並不容挑戰。一切偏離這一經濟現代化的努力都被視為“離經叛道”，是“另類現代化”，至少喪失道義的正當性。二是不包容性。與上述單向性相聯繫，其治理規劃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具包容性。任何不如意的“離經叛道”行為都需要通過製裁來規勸，甚至通過諸如斷絕經濟來往的威脅來強力糾正。這一治理體系缺陷在戰後南北差距較大的時期就已存在，但尚可忍受。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南北差距在GDP意義上已經消失，使這一治理體系的基礎發生了動搖，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將這一體系的缺陷暴露無遺。於是，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四起，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當其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需要擔當國際責任，在“一帶一路”上適時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倡議。這一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並於2017年聯合國第71屆聯大接納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理念，該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包容。顯然，這有別於單向且不包容的傳統理念，構成了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背景。

　　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無論基於雙邊還是傳統多變的單向性的國際治理理念出發，發達經濟體提出了一個疑問，中國經濟崛起會使世界陷入薩繆爾森陷阱嗎？所謂薩繆爾森陷阱是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來的。他首先是針對中國，認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時候可以把技術進步轉化為雙方的收益，但有時候一國生產力的提高，卻只會帶來該國自身的收益，並通過減少兩國本來可能已有的貿易收益而傷害另一個國家，該認識顛覆了傳統基於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

　　根據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應該生產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發達經濟體要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品，雙方通過貿易可各自獲利。但是，現在中國是在高中低的各個層次產業都展現了國際競爭力，不僅具有發達經濟體所不具備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而且具有世界上最全的工業門類和最完整產業鏈。這對發達經濟體而言，不僅是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挑戰，衝擊著傳統的自由貿易原則，而且出現了不公性。

　　所謂自由貿易是二次戰後形成的關稅貿易總協定所倡導的基本理念。冷戰結束後，隨著市場經濟成為各國一致性的體制安排，貿易和投資也有了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條件，於是關稅貿易總協定轉變為WTO，投資自由化，但其與貿易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仍與關境相關。所謂公平貿易不僅涉及關境間，而且涉及關境後，其訴求是關境背後的條件對等，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是該訴求的體現。公平貿易不僅是對原來的自由貿易原則的改變，而且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而產生這個挑戰的背後是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認知困惑和認知困難。

　　如前所述，現有的世界經濟的多邊治理體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礎上的，形成了中心——外圍的格局。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處於中心的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工業製成品和資本，而處於外圍的發展中國家應向發達國家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然而中國經濟崛起改變了這一傳統格局。一方面中國仍從發達國家進口高科技產品及資本，出口一般工業製成品及勞動，表現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農礦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出口一般工業製成品及資本，又表現為一個發達國家。於是“中國究竟還發展中國家嗎？”，成為國際社會認知的困惑。

　　與此同時，中國是一個超大經濟體，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加入經濟全球化，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同時，也改變著國際治理體系。特別是針對傳統國際治理體系中的缺陷，中國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一帶一路”的新治理理念，這不僅與傳統治理理念有衝突，而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究竟為何物”的困惑上，這無疑是即將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需要承擔“世界歷史民族”責任的中國所必須回答的時代拷問。而中國正以努力創造“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回答著逐一問題。

　　所謂“雙循環”，是指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它的提出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既是世界規模成體系的產能提供者，又是一個世界規模產品需求者，成為一個連接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樞紐市場。2019年中國居民消費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20年中國經濟的正增長，又為全球提供了最大的投資市場，不僅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創新高，而且證券投資中國方興未艾。它構成了中國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的理由。通過擴大內需，中國經濟就會持續增長，中國市場就會持續擴大，中國經濟不僅能實現以內循環為主體，而且將這一持續擴大的市場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為世界所共享，中國經濟的內循環就會帶動外循環，在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國擁抱並引領經濟全球化。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中美戰略競爭，其經濟含義實質上是世界市場轉移之爭。中國市場的持續擴大並為世界所共享，將會引領中美戰略博弈，並不必然導致唯一的零和結論，相反會出現其他解的情形。而以國內循環為主體，以內循環引領雙循環，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恰恰是化解中美戰略競爭的有效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性問題，只有雙循環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只有雙循環才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條件，這就是雙循環戰略提出的世界歷史意義。

　　未來雙循環如何發展？其實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既打下了可靠基礎，也提供了可靠經驗。如前所述，改革使中國工業化由計劃主導的國家工業化轉變為由市場主導的全民工業化，並帶動了城市化的發展。國際經驗表明，只要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未完結，經濟增長的潛力仍然存在，增長過程就不會中斷。雖然，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後期，服務產業成為主導產業，但城市化仍十分滯後。2019年中國城市化率僅為60.6%，距發達國家平均75-80%的水準尚有距離。按照過去十年的經驗數據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按照這個速度，中國可維持15年以上的較高增長。

　　同時，我們注意到半城市化的問題。在現有的城市人口中，僅有2/3是常住居民，其他1/3是農民工，涉及人口為2.8億。從收入和消費情況來看，農民工家庭收入70%來自城市，其中50%是務工收入，還有20%是城市轉移收入，比如種子補貼、化肥補貼等。城市收入超過70%，但是在城市的消費可能只有30%。中間的差額基本用在了宅基地上住房的修建。因此，農民形成了有宅基地的住房財產，但沒有就業機會，還要出來打工，形成了有財產，但沒有財產性收入的局面。如果農民工市民化，輔助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改革使農民工不僅有務工收入，而且有財產性收入，可以釋放巨大的消費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素配置中最核心的問題，成為“十四五”期間市場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重要環節。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與全球化indivisible，與對外開放indivisible，中國經濟深深嵌入全球產業鏈，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在亞太地區中國已簽署RCEP，並積極推動日韓的自貿區談判，而且也提出對加入CPTPP持開放態度；在歐洲地區，中歐已經簽署中歐投資協定，這些都成為中國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的新起點。其中，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又成為重點。於是，如同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一樣，需要通過新的開放培養服務產業競爭力，而粵港澳大灣區、上海自貿區新片區和海南自貿港建設等新的試驗田尤其值得關注。在2020年6月1日頒布的海南自貿港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將海南自貿港總體方案中，明確指出將海南打造成“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使海南成為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的前沿地帶”。海南自貿港已成為世界觀察中國對外開放的風向標。中國將以新的姿態進行新的開放，以新的姿態擁抱全球化。

　　（本文系作者1月15日在“中國經濟金融與世界局勢”系列直播活動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