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73年的今天（8月18日），東晉政治家、軍事家、權臣桓溫因病離世。操縱東晉政權數十年的桓溫，終究沒有等到晉帝禪位、九錫之榮。然其以“克複神州”之號，西平巴蜀、北伐中原；又打破東晉以來“累世公卿”的九品中正製，招賢納士、任賢使能。《世說新語·言語》中記載桓溫典故：“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時至北周，詩人庾信在《枯樹賦》中將桓溫之言化為”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至辛棄疾，面對與東晉一般偏安江南的半壁江山，不由在其詞作《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化用桓溫之典，抒發自己不能抗擊敵人、收復失地，虛度時光的感慨。
歷史學家田余慶在其《東晉門閥政治》中如是評價桓溫：“褻讀司馬氏皇權，覬覦皇位而又謹慎行事的桓溫，終於不逞其志，抑鬱而死。這除了枋頭之敗望實俱損的原因以外，更在於門閥政治此時還具有約束力量。門閥政治，即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許桓溫破壞的。桓溫何嘗不想獨吞天下，但他卻又不敢彰明較著地破壞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門閥士族合而攻之。”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歷史學者李碩在其《鐵馬樓船劉寄奴》中對東晉門閥士族及桓溫之死的描述，共同了解這段歷史及其背後因由。
本文摘自李碩所著《鐵馬樓船劉寄奴》
李碩，青年歷史學者，清華大學歷史博士。曾供職於新疆大學。著有《南北戰爭三百年》《從大漠綠洲到玉石山谷》《孔子大歷史》等。
士 族
中國從秦代到漢代，都是皇權獨尊。皇帝是王朝唯一的主人，天下的一切都屬於皇帝。在皇權之下，又建立起一整套完備的中央、地方行政制度和官僚制度。全國劃分為一百多個郡、一千多個縣。郡以上，又逐漸增加了州一級，全國劃分為十多個州。
到東漢，進入官員序列最重要的途徑，是先在地方郡、縣擔任小吏，他們由地方官選拔，對地方官負責，所以稱為屬吏。屬吏逐級升遷，得到郡太守認可之後，會以“孝廉”或者“秀才”的名義推薦給中央，成為備選的正式官員。沒有擔任過屬吏但有文化的人士，也可以被地方官直接推薦給朝廷。不管通過哪種途徑，都要參加中央的統一考試，合格者才能成為正式官員。
各地都會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漢代人稱他們為“豪強”。他們的子弟有條件接受文化教育，能很方便地進入地方政府擔任屬吏，然後等待進入正式官員隊伍的機會。但皇帝對這些家族一直保持警惕。中央設置的考試制度，就是防範家境優越但才能欠缺者混進官僚隊伍。漢代地方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抑製、打擊那些勢力過大的豪強家族。這種打擊有時十分血腥：一個大家族的數百名成員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處死，女子和兒童成為苦役犯，家產被充公。在漢代，勇於“搏擊豪強”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績。
東漢末年，黃巾起事天下大亂，宮廷又因為文官和宦官的互相殺戮而陷入內亂，並州刺史董卓乘機劫持朝廷。各地官員聯合起兵反對董卓，之後又互相混戰。這些動亂是地方豪強擴大影響的好機會。他們有大量宗族成員和家丁奴婢，宅牆高大堅固，糧儲豐富，可以組織起小規模的武裝，在亂兵中自保。門戶單薄的百姓，自願或被迫向豪強獻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權，換取他們的保護。州郡的地方官們（正在形成中的軍閥）也需要這些人支持，建立地方武裝。活動在中原的曹操、袁紹、劉備，南方的孫策、劉表、劉璋等軍閥，都要爭取地方豪強的支持。
黃巾起義，是東漢晚期的農民戰爭，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組織的民變之一，開始於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當時朝廷腐敗、宦官外戚爭鬥不止、邊疆戰事不斷，國勢日趨疲弱，又因全國大旱，顆粒不收而賦稅不減，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在巨鹿人張角的號令下，紛紛揭竿而起，他們頭扎黃巾，高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向官僚地主發動了猛烈攻擊，並對東漢朝廷的統治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為平息叛亂，各地擁兵自重，雖最終起義以失敗而告終，但軍閥割據、東漢名存實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終導致三國局面的形成。
曹操在混戰中統一北方後，努力將這些支持過自己的豪強大族和官僚機構結合起來，承認他們的一些特權，同時也希望他們服從自己的權威。大族成員相繼進入了中央政權，成為高級官員。
隨後幾十年內，先有曹丕廢漢朝、建立魏朝。繼之是司馬懿和他的兩個兒子掌握曹魏政權，最後是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終結魏朝、建立晉朝。這兩次改朝換代，都是權臣篡位，採用和平“禪讓”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應該仿效堯、舜、禹相繼讓賢的方式，交給眾望所歸的賢人建立新朝。新王朝為了犒賞群臣的配合和擁戴，就再給他們更多的特權。這些人已經足夠富裕，他們最需要的不是財產，而是子孫後代能夠繼續做高官的保障。
於是有了“九品中正製”：所有士人——所有正在做官和有可能做官的人，被劃分成九個品級。對於還未做官的人，這個等級將決定他起步官職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論上屬於完人和聖人，所以永遠空缺；第二品是事實上的最高一級。再以下的各品之間，是量的區別；它們和二品則是質的區別。
九品中正製上承兩漢察舉製，下啟隋唐之科舉，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制度之一，實際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
這個制度是曹丕創製的。隨著高級官員們的努力爭取和皇帝對他們的籠絡收買，這種制度的核心變成了區分家族等級：每一個官員家族的“品”被都固定下來，他們的子孫後代也永遠屬於這一品，“士族”階層由此產生。所以士族的本意是憑借品第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真正計程車族都是二品家族。在司馬氏的晉朝，一個原本低於二品計程車人想進入這一等級，需要獲得皇帝的賞識，或者士族官僚隊伍的一致認可，成功者近乎鳳毛麟角。
即便想通過偽造檔案和賄賂提高等級也很難成功。當過高官、享有盛譽的頭等士族負責執行這一制度，他們被任命為“中正官”，負責自己家鄉州郡士人的品第評定——其實品第已經世襲，不需要評定，他們要做的，就是給那些新成年計程車族成員建檔，寫下已成俗套的評語，然後抄送副本，交由朝廷保存。
評定二品家族的參照標準，是在這項制度固化時所有的當朝高官制定；其次是按照地域原則，每個郡有數個二品名額，分配給最有勢力的家族。數百個家族由此壟斷了從朝廷到地方的整個官僚隊伍。因為家族品第和地域的聯繫，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籍貫，習慣將家鄉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這就是“郡望”。即使已經在京城定居數代，他們依舊認為自己是博陵郡人、隴西郡人或者陳郡人。
這種壟斷政權計程車族，當時用另一個詞“門閥”指稱。閥的本意也是門，街道兩側都有半掩的院門，門內是家庭，家庭的職能是繁衍子孫後代。世代相承的家族便是當時的門閥。至於士族子弟進入官僚隊伍後的升遷速度，則由家族勢力、運氣、能力等因素的合力決定，因為官職本身不能世襲，能世襲的是進入各級官僚隊伍的資格。
對於晉朝的開國皇帝司馬炎來說，他不得不靠這種制度收買整個士族階層，換取他們對自己無恥篡位的支持。但他會警惕再產生和自己一樣的權臣，因此不能把國家的權力都交給士族。司馬炎的對策是重用自己的兒子和宗族成員。司馬宗室諸王被授予“都督”（全稱是“都督某地諸軍事”）職銜，分派到全國的重要地區駐扎，掌握兵權。這不再是秦漢時皇帝一人獨掌萬機、指揮整個官僚機器，而是皇帝家族——第一家族——共同控制國家。這也算是士族政治的一種邏輯延伸。
司馬炎像。司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河內郡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晉朝開國皇帝（265年—290年在位），晉宣帝司馬懿之孫、晉景帝司馬師之侄、晉文帝司馬昭與文明皇后王元姬的嫡長子 。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建立晉朝，建都洛陽，年號泰始。 革新政治，振興經濟，厲行節儉，推行法治， 頒行戶調式（包括佔田製、戶調製和品官佔田蔭客製），人口增殖，整個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鹹寧五年（279），命令杜預、王濬發動“晉滅吳之戰”，實現全國統一。此後，驕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諸王，為八王之亂埋下隱患。
西晉朝數十年間，特別是 280年滅吳統一全國以後，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敗中墮落，沒人關心行政效率和社會是否公平，他們集體投入到瓜分天下財富的狂歡和爭奪之中。司馬炎選擇的太子、後來的晉惠帝是個傻子；掌握兵權的其他宗室諸王，智力也大都不高。所以惠帝即位後，宮廷首先被密謀傾軋和殺戮攪得一團亂。各地的諸王也相繼卷進來，一次次帶兵進入洛陽廝殺、混戰，戰火隨之蔓延到整個中原大地。這就是所謂“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中，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乘機起兵。司馬宗室在戰亂中大都被殺死。僅石勒在 311年的一次戰役中，就俘獲殺死了三十六位宗王。兩位司馬氏皇帝相繼被匈奴人俘虜、殺死。北方落入匈奴、羯、鮮卑等族的統治下。北方士族紛紛南下避難，他們擁戴駐扎建康的琅琊王司馬睿稱帝，建立起偏安江南的東晉。經過這一番動蕩，皇帝和宗王權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權都落入了士族高門之手。
圖解“八王之亂”。八王之亂是發生於中國西晉時期的一場皇族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的內亂，因皇后賈南風乾政弄權所引發。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皇族內亂之一，當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導致了西晉亡國以及近三百年的動亂，使之後的中原北方進入十六國（五胡亂華）時期。
士族之間也有競爭，但他們不允許皇權獨尊，江東政治就在士族高門的暗鬥與妥協間保持著微妙平衡。
但這種平衡並不穩定。南渡後數年，控制荊州的王敦就有問鼎之心。他曾兩度起兵進入建康，獨掌朝政。這種一家獨大威脅到了其他家族利益，所以第二次起兵時，王敦受到了各家族的聯合對抗，身死兵敗。而到現在，桓溫隱然已成了第二個王敦。士族還能不能保住他們共和共治的江山？
王敦出身於琅琊王氏，在西晉時期官至揚州刺史，永嘉之亂後消滅江州刺史華軼、鎮壓荊湘流民起義，與堂弟王導一同輔佐晉元帝建立東晉，擔任大將軍、江州牧，封漢安侯。他掌控長江中上遊的軍隊，統轄州郡，自收貢賦，對東晉政權造成極大威脅。晉元帝重用劉隗、刁協與之抗衡，並以北討後趙為名將劉隗、戴淵外放，以防禦王敦。
覬覦與消磨
東晉第八位皇帝司馬昱死去半年以後，桓溫率部來到建康。他聲稱此行是來朝見新即位的皇帝，十一歲的司馬昌明。謝安、王坦之帶領朝廷百官到建康城南的新亭碼頭迎接。此時建康已是人心惶惶，傳言桓溫要殺盡朝臣、代晉稱帝。
謝安是當時名士領袖，他沒有任何對抗桓溫的實力。但謝安曾在桓溫幕府任職，熟悉桓溫的為人。他知道，如今應對桓溫，必須要撐住朝廷身份，不然，滿朝文武的畏懼伏拜，會滋長桓溫的驕橫，萌生覬覦神器之心；但又要有理有據應對，不給桓溫任何翻臉的機會和借口。
謝安少以清談知名，屢辭辟命，隱居會稽郡山陰縣之東山，與王羲之、許詢等遊山玩水，並教育謝家子弟。後謝氏家族於朝中之人盡數逝去，他才東山再起，歷任征西大將軍司馬、吳興太守、侍中、吏部尚書、中護軍等職。簡文帝逝後，謝安與王坦之挫敗桓溫篡位意圖。桓溫死後，更與王彪之等共同輔政。在淝水之戰中，謝安作為東晉一方的總指揮，以八萬兵力打敗了號稱百萬的前秦軍隊，為東晉贏得數十年的和平。戰後因功名太盛而被孝武帝猜忌，被迫前往廣陵避禍。太元十年（385年），謝安病逝，年六十六。獲贈太傅、廬陵郡公，諡號“文靖”。
桓溫下舟之時，百官都在道側迎拜。宴會上，荊州軍隊重重林立，朝臣都戰栗失色。王坦之大汗沾濕衣服。唯獨謝安談笑風生，甚至臨席賦詩，和桓溫酬酢唱答，顯得若無其事，一切照常——這也意味著，天地運行、人間君臣之禮仍然照常，不宜搖撼。
據說桓溫已經和郗超擬好了一份準備誅殺的朝臣名單。他邀謝安、王坦之密談，將名單丟給二人。謝安看畢無言，王坦之則丟還桓溫案前，隻說一字：“多。”
王、謝二人並非不懼桓溫，他們只是強打精神，避免引發桓溫野心。但對桓溫的謀士郗超，他們則是全力討好，以便保全自己與朝廷。兩人曾一起拜訪郗超，結果等到中午仍未獲得接見。王坦之打算返回，謝安勸他：“就不能為性命再忍片刻？”
桓溫已經努力鼓足了篡位的勇氣，然而面對王、謝強撐門面的姿態，卻不知該如何撕破臉面。到建康不久，他就得病不起。流言說，這是在桓溫拜祭簡文帝陵時，那些被他誅殺計程車族鬼魂進行了報復。在建康停留十四天后，桓溫返回了姑孰，此後病勢日加沉重。
他感到自己時間不多了，示意朝廷授予自己“九錫”。“九錫”是皇帝賜給功勳大臣的特殊待遇，包括官服、車輛、斧鉞等。經過曹氏篡漢、司馬氏篡魏，權臣“禪代”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程序，加“九錫”幾乎是篡位的固定前奏曲。朝廷諸臣對桓溫不敢有否定意見，只能拖延時日。王、謝讓袁宏起草給桓溫加“九錫”的詔書。袁宏此時在尚書省任職，很快完成草稿交給謝安。謝安每次都提出一點意見讓袁宏修改，如此往返多次，歷經數十日。袁宏不解，悄悄向王彪之詢問。王彪之解釋：傳聞桓溫病情加重，在世的日子不多，可以拖延觀望。
返回姑孰四個月後，桓溫病死，時年六十二歲。朝廷名士終於松了一口氣。晉朝的天下——士族的天下保住了。桓溫本已立世子桓熙繼承爵位，但桓熙與叔叔江州刺史
桓衝不和，被桓衝廢黜。五歲的幼子桓玄繼承了桓溫的南郡公爵位。
李碩所著《樓船鐵馬劉寄奴》書影
桓氏家族仍控制著東晉諸州：桓豁一直是荊州刺史，現在桓衝接替桓溫的揚州、豫州刺史，江州則轉給桓豁之子桓石虔。
但桓衝沒有哥哥的野心，他深知，桓溫在世時結怨太多，權勢已非人臣所能堪，桓氏家族現在需要的是從高峰慢慢走下來，而不是猛然間摔得粉身碎骨。次年，他辭去揚州刺史，將此職讓給謝安，自己赴任徐州刺史。
兩年後，桓豁病死，荊州刺史空缺，桓衝由徐州調任荊州。至此，桓氏家族又回歸了上遊荊、江二州。
謝安侄子謝玄任兗州刺史，鎮廣陵，與謝安的揚州連為一氣，長江下遊盡入謝氏家族麾下。荊、揚兩大勢力，又回歸到相對緩和的並立狀態。
但北方的戰雲又在聚集，東晉即將迎來新一輪滅國災難。
END
活字新書
一個不亞於成吉思汗的戰爭天才，為何被歷史打入“冷宮”
一個出身低微的“窮二代”，如何一戰成名，逆風翻盤
兩個北方政權，兩個江南王朝
在他的腳下，紛紛覆滅
也曾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
到如今，斜陽草樹，尋常巷陌
誰人還知劉寄奴
在歷代的王侯將相當中，劉裕的聲望和影響並不十分突出，但他的戰績謀略，在中國歷史中卻罕有人與其匹敵——他出身低微，憑實力在一次次血戰中崛起，兩個北方政權、兩個江南王朝、若乾割據勢力，先後覆亡在他腳下；他終結了江南士族百年共和政治，建立起血腥、高效的軍人政權——而且從戰爭的緊張程度、從實力與戰績的“相對值”來看，劉裕戰史的精彩度，不亞於橫掃亞歐大陸的成吉思汗。
本書作者以細膩的文筆，書寫了劉裕一生跌宕傳奇的戰爭生涯，同時在寫法上進行了若乾有意識的探索，對此作者也十分有信心，在後記中放話說：“寫出這本戰史也有點‘打擂台’的意思，期待能出現和本書較量的戰史作品，我們的歷史研究和敘事也要進化。”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