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凸顯了數字科技的力量：學校停課，網課主打；作為通行許可依據的健康碼，也依托數字技術等等，但尚未普惠的數字科技，也給非數字化群體帶來了諸多困擾。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彭波等日前發表論文稱，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經被互聯網“隔離”成兩個群體：一個是數字化的群體，另一個是非數字化的群體。在現實中，數字鴻溝已成為“富者更富、貧者愈窮”的主要原因，因為數字鴻溝最初可能是技術問題，但在時代的發展中它被許多社會因素裹挾而變成了複雜的社會問題。
彭波還表示，從“淘寶鎮”到拚多多，儘管互聯網已經下沉到農村，但這還遠遠不夠，互聯網紅利仍廣泛存在於三四五線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農業信息化，人工智能融入現代農業，互聯網與農村產銷銜接，隨著互聯網與三農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將加速消弭數字鴻溝”。本文摘編自彭波和嚴峰的論文《我國消弭數字鴻溝的新機遇與新路徑探析》，經過編輯整理。
一、中國的數字鴻溝，到底有多嚴重？
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通常也被稱為信息鴻溝，一度被認為是信息技術領域的現象，包括信息技術開發和信息技術利用，尤其是因網絡技術發展不均衡導致的現實差距。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數字鴻溝的概念也越來越豐富，從關於“物”(基礎設施與準入)的第一道數字鴻溝延伸至“互聯網技能和使用”的第二道鴻溝，再到“互聯網使用結果或有形利益”的第三道鴻溝。
中國是全球擁有網民數量最多的國家，作為一個接入互聯網僅25年的發展中國家，61.2%的網民普及率對比全球雖不低，但與發達國家80%左右的網民普及率相比仍有差距。消弭數字鴻溝並不是說要達到100%的網民普及率，若以中國網民普及率達到80%為目標，仍有近20%的提升空間。
當前中國的數字鴻溝主要體現在3個維度：城鄉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和信息化水準。CNNIC數據顯示，儘管中國網民數量十年複合增長率高達8.9%，但是，通過城鎮與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之間數據上的比較，其差異則更加顯著。
數據同時顯示我國數字化發展水準不均衡程度較高。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在2013年發布了《中國數字鴻溝研究》報告，其中城鄉數字鴻溝的指數是0.44，根據指數定義表明中國農村在信息技術應用方面的水準與城市相比落後了44%，接近一半，說明農村與城市的數據鴻溝差距比較明顯；中國整體的總指數是0.38，也說明了數字鴻溝的嚴峻性。
2018年4月，騰訊發布了《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提出了數字基尼系數，衡量數字經濟的平均度，數字化發展越是趨向均衡，基尼系數越小。測算顯示，2017年中國的數字基尼系數為0.59。
“互聯網+”指數中，4個一線城市佔比20.24%，12個二線城市佔比19.89%，包含65個和249個城市的四、五線城市佔比分別只有20.01%和27.08%，表明現階段我國數字化信息化發展顯著集中於頭部城市，後線城市與頭部城市的差距明顯。在現實應用上，一、二線城市的數字化過程已經深層次地進入到產業領域，而在後線城市，數字化應用場景仍然停留在高頻剛需的政務服務和文化生活等領域。
在現實中，數字鴻溝已成為“富者更富、貧者愈窮”的主要原因。因為數字鴻溝最初可能是技術問題，但在時代的發展中它被許多社會因素裹挾而變成了複雜的社會問題。數字鴻溝關係到不同社會群體參與信息社會的能力，以及分享貿易、教育、文化、娛樂、通信等方面各種機會的能力。數字鴻溝將多數貧困者排除在信息技術、信息時代之外，阻止了他們分享信息社會和科技進步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
二、中國互聯網進入下半場，紅利尚未消失
業界普遍認為，中國互聯網進入下半場，流量紅利已基本消失殆盡，互聯網產業將進入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為角力目標的發展階段，其應用領域和場景也隨之進一步擴展——從線上到線下、從互聯網向物聯網、從ToC到ToB、從生活(或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過渡。
本文卻認為，互聯網紅利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存在於三四五線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客觀存在，一線和二線城市有人口近4億，三四五線城市及鄉鎮農村地區居民規模多達10億——約等於美國人口總數三倍的存在。他們才是未來人口紅利的新動能。
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經被互聯網“隔離”成兩個群體：一個是數字化的群體,另一個是非數字化的群體。數字化的群體已經超過我國總人口的一半，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已經離不開互聯網，充滿了活力和現代化的科技感。非數字化的群體是剩餘的人口組成，他們由於年齡、教育等多種原因，暫時還沒有能夠直接享受互聯網對社會改變帶來的深刻變化，也無法感受互聯網帶來的數字化新體驗。但其中已經有部分群體在家人或他人的幫助下間接體驗了互聯網的福利，如子女給老人網絡購物、支付各種費用等。他們也在逐漸接受互聯網帶來的社會進步，並有意願參與其中。目前，非數字化群體在我國三四五線城市及鄉鎮農村地區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當中國互聯網從上半場的信息科技時代走向了下半場的數字科技時代，硬體連接已經普及，互聯網物理接入類型的一級數字鴻溝基本解決，但互聯網技能和使用類型的二級數字鴻溝繼續擴大。換言之，“數字鴻溝”問題已經從過去的“接入機會差異”轉化為“使用差異”,這將導致城鄉之間“數字鴻溝”進一步拉長。
如果能在二級數字鴻溝上突破，在數字科技時代，更多地運用數字技術來解決數字鴻溝問題，更多地推進數字技術在農業的應用，更多地讓年輕人回歸農村，城裡人下鄉，協助農民在實際生產銷售中運用數字技術，感受數字技術，學會數字技術，比如快手、抖音的直播帶貨，都可以嘗試新的思路。
事實上，互聯網平台在中國的發展確實給農村帶來了互聯網運用的紅利差異，中國“淘寶村”就是極為鮮活的例子。《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09—2019)》顯示，2009年全國只有3個淘寶村，到2019年已經有4310個淘寶村分布在全國的25個省市自治區。不僅是數量上有了飛速的發展，分布的廣度和淘寶村的供給產品品類和質量上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根據十年間淘寶村的分布走勢，可以看出兩個階段的擴張勢頭。以浙江為中心，先是向東部沿海省份的江蘇、山東、河北和福建、廣東等擴散;然後是向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擴散，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廣西、黑龍江、吉林十二個省(自治區)在2019年實現“淘寶鎮”零的突破。這說明向農村市場下沉大有可為，互聯網紅利不但沒有完全消失，而且深耕細作，結合數字技術、新傳播手段進行創新性突破，將對消弭數字鴻溝提供建設性支持。
三、消弭數字鴻溝，三農大有可為
表面上看，數字鴻溝的存在和擴大化會使得中國互聯網在地域上呈現出一、二線與三、四線差異，城市與農村差異，東中西部差異等，實質上數字鴻溝已成為導致這些地區經濟發展存在差距的重要因素。從產業角度看，它關乎互聯網發展的下半場能否延續上半場的成績；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它關乎整個國家經濟能否持續平穩的健康發展，既事關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也關係廣大農村地區的精準脫貧事業。毫不誇張地說，數字鴻溝是橫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道路上最後的“鴻溝”。
面對橫亙在中國城市和鄉村間的這條信息鴻溝，探索消弭之法需要緊緊結合時代的脈搏，遵循客觀規律和現實條件。從宏觀戰略上要重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硬體和軟體層面需要提供更好的網絡和更豐富的服務。
自2015年底我國開始啟動推進農村和偏遠地區光纖和4G網絡覆蓋的電信普遍服務試點工作，增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網絡覆蓋，繼續提速降費。
2019年2月，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乾意見》明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要求“加快推進寬頻網絡向村莊延伸，推進提速降費”,“縮小城鄉數字鴻溝，解決農村‘最後一公里’”。
到2019年中，已經實現全國行政村光纖和4G網絡通達比例均已超過98%，提前完成了“十三五”規劃目標。至此，中國消弭數字鴻溝的硬體基礎建設已經完全滿足，下一步的關鍵在於軟體層面的強化工作。
要想從軟性層面縮小數字鴻溝，就要多為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用戶提供喜聞樂見的信息和方便快捷的服務。根據非網民上網促進因素，排除已經被逐漸消除的硬體阻礙，主要路徑有：一是提供培訓指導，提升上網技能；二是引導農產品網絡交易，創造電子商務發展環境；三是醫療服務網絡化，在關注健康的同時熟練網絡使用。在軟體層面，針對鄉鎮農村地區人群提供喜聞樂見的信息和方便快捷的服務，如開發符合他們最初使用習慣的簡易型頁面操作流程，逐步迭代和引導他們適應網絡操作。同時加大移動通訊基地台建設，讓更多農民通過手機上網。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在中美貿易戰的國際背景下，在出口和投資遭受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廣闊農村是巨大的內需市場，更是國家經濟逆勢增長的重要來源。農村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化的發展是鄉村經濟水準提升的直接表現之一。加快農村地區走向信息社會，是中國信息社會的奠基之戰。應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加快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在農業中的應用，有力推進第一產業互聯網發展。
產業互聯網，首先應該是農業互聯網。農村地區小康社會建設的標誌，應該要看是否接入國際互聯網。在十九大報告中，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上升到了國家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堅定實施的七大戰略之一。農業信息化，人工智能融入現代農業，互聯網與農村產銷銜接，隨著互聯網與三農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將加速消弭數字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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