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
捧讀《去洞庭》的過程，如同乘坐越野車穿行在高速公路，途中險象環生，動人心魄，你無法預知前方等待你的是什麽，你將要抵達何處。“牧馬人”（書中人物之一史謙的座駕）在小說中多次出現，它是故事開頭釀成“車禍”的肇始者，同時也是愛情和欲望的承載物：顧燁和史謙駕駛它到西藏無人區，而顧燁驅馳著它到洞庭湖與嶽廉幽會。“顧燁—史謙—嶽廉”是故事中最為核心的欲望三角。一旦欲望三角組合完畢，小說就如同故事中那輛開足馬力的“牧馬人”，它既能載著背叛者逃離，也能將背負罪與恥的人帶向毀滅的深淵。
《去洞庭》的故事並不複雜，敘事的起點是一樁強姦綁架案，“無名者”（底層青年小耿）出於生理的本能欲望，強姦了南下的北漂女青年小鹿（張舸），掙扎中錯手將小鹿砸傷。博弈的結果，是小耿將小鹿封口、綁緊，塞入白色標致408的備份箱，驅車前往洞庭湖畔一個叫雷擊閌的小村。這是小說前兩節營造出來的情節，它具集齊了犯罪小說的基本元素：施害者、受害人，案件的發生（通常伴隨著暴力和血腥）以及發生之後如何收束等問題。案件的發生是包裹住故事核心的外殼。敲碎這層外殼，便露出駭人的內裡。
從第3節“去洞庭的途中（一）”起，強姦、綁架和車禍的情節被敘事者中斷了，取而代之的是顧燁和嶽廉始於洞庭湖的偷情（它為故事的未來走向埋下伏筆），以及史謙的發跡史、婚戀史，小耿的悲慘身世和小鹿的北漂生活。如此一來，在欲望的三角組合外，又多了小鹿、小耿的線索——儘管後兩者是因為一樁偶然發生的強姦案才被栓到了一起，但在後續情節中，他們各自承擔起極為重要的敘事功能。五個人的命運，被一場車禍直接或間接地聯結起來。
前行
從“車禍”的發生，到車禍被發現，中間穿插了“北京”一節，述及北漂女青年張舸在北京這座“夢中之城”的工作、生活和戀愛遭遇。到這裡，強姦案發生的城市（湛江），車禍發生的隧道、顧燁和嶽廉偷情的洞庭湖——故事的大部分空間，都一一出場了。這其中，洞庭湖是最為核心的空間，它充滿了隱喻的味道：每個人都和洞庭湖有關，洞庭湖也和每個人有關。
小耿的故鄉在洞庭湖旁一個叫雷擊閌的小村莊，其父患了尿毒症，貧苦家庭無力承擔透析的醫療費用，小耿不得不輟學外出打工。洞庭湖是故鄉，他卻不得不與之割裂，綁架案和車禍發生後，又不得不逃離，洞庭湖於是成了回不去的故鄉。犯案後，小耿流竄回長沙，在史謙投資的“洞庭魚館”打工，後來又受史謙雇傭，對嶽廉施行報復，案犯地，就在洞庭湖；顧燁住在洞庭湖畔的民宿寫生、散心並邂逅嶽廉，嶽廉“從小在洞庭湖邊長大。那晚他給他講了很多洞庭的故事。講桃花水母的傳說，講夏秋時節在蘆葦蕩野合的男女，講九八年濁水滔天的洪災。”（第24頁）對於張舸來說，洞庭湖是故鄉，也是療愈之地。她在北京和東北男子的戀情告終，隨後相親了一名軍官，孰知對方是冒牌軍人，張舸被騙財騙色，最後落得個患上幻想症的下場，自殺不成後，張舸重返故鄉洞庭湖療養。小說也在這裡落下帷幕。
當然，小說還另外兩處重要空間，一個叫“鹽井”的藏區和一個叫雙湖的無人區。前者是史謙和顧燁相識相愛的地方，而後者，則是他們婚姻終結的地方。此時得知兒子並非親生的史謙萬念俱灰，決定和顧燁自駕到雙湖，開始了一場中斷婚姻的告別之旅。小說的格局再一次得以打開，進入到一個充滿異域風情（湖泊、沙漠、僧侶、藏人、犛牛、青稞酒等）的地理空間。但這次，藏區不是浪漫之地，而成了傷心之所。曾經的成功商人史謙，在遭遇妻子出軌、工廠倒閉、破產和背負巨額債務之後，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小耿，雇他完成對嶽廉的懲戒。對史謙而言，洞庭湖是滋生罪孽和背叛的地方，對顧燁來說，洞庭湖“是張巨大的網，是潮濕的沼澤，是危險的隱喻。”一切始於洞庭湖，又終於洞庭湖。《去洞庭》不是慣常意義上的城市小說，亦非傳統的鄉土文學，它是一部綜合小說，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而這流動性，並非聚焦某一“遊歷者”身上，借其目光來打量和勘探，而是透過多位人物的視角，完成對當代社會的深度掃描。
終結
將《去洞庭》歸入為某種社會小說是否可行？這是通讀這部小說之後，留給我的一個問題。上文述及的各種地理空間，其實也是文化和社會空間。以“小說家”一節為例，嶽廉和張舸一樣，都曾在北京這座“夢中之城”生活過飄蕩過，相比在北京遭受情殤和精神折磨的張舸，青年作家嶽廉是北京的寵兒，北京是其聲名鵲起的幸運之城，他在那裡“陸續獲得了一些文學的名聲和關注，出現在公開場合的機會也逐漸多了起來。’天才’‘希望之星’等讚譽接踵而至，他始料未及，很是驚愕。”此同時，他也是北京的“棄兒”，“有段時間，他頻繁流連於各種酒局，儼然京城酒局上的新寵，在眾人的誇讚中，渾然沒察覺出周圍的敵意。仿佛一夜之間，他就成了眾人詆毀的焦點。”在北京受盡屈辱和煩擾的嶽廉，於是“開始懷念南方，懷念洞庭的冬日，懷念那段尚未出名時在民俗心無旁騖地碼字的美好時光”透過塑造嶽廉這樣一位青年作家的形象，鄭小驢的筆尖觸及到了我們時代隱秘的文化症候：文學的名利場、盛名和讚譽的誘惑，既光芒萬丈，又暗藏危險信號。莽撞如嶽廉者得以廁身其中，同時，也被這個巨大的名利場狠狠地甩將出來。這是小說的第一處反諷，南方和北方的落差，在這裡構成對位。燈盡油枯的嶽廉不得不回到故鄉，不成想在洞庭湖畔重拾靈感，完成了一部有關報復的小說。
這是《去洞庭》精彩的一筆，或許我們可以把嶽廉當做這部小說中作者的分身，嶽廉也是一個喬裝打扮過的作者，他身上攜帶著作者的基因，潛入小說的密林中，在其中穿行和冒險。到這裡，小說“元敘事”的一面得以顯露，“反諷”再次出現：敘事者將這篇小說（題為《去洞庭沉屍的途中》）穿插其中，製造出另一個虛構中的虛構空間。啞巴沉屍妻子的情節，暗含了情欲、背叛和報復的所有元素，何嘗不是小說中“史謙-顧燁-嶽廉”這個欲望三角組合的對位呢？虛構的小說中，啞巴妻子沉墮湖底，化身皚皚白骨，而“現實”中的嶽廉（作為小說的作者）也慘遭不測，在試圖逃跑的過程中，他被小耿逼入絕境，最後縱身一躍，葬身湖底。虛構化作現實，也強化了《去洞庭》的批判意味。
除此之外，小說還有另一出社會事件值得注意，這就是2012年湘中某城的抵製日貨遊行。小耿作為一名輟學者和底層青年，加入到浩蕩的遊行隊伍並打砸日系車。這裡顯示出小說家對社會經驗的敏感性，小說家還必須將這種公共的社會經驗通過藝術手法變成文學經驗。鄭小驢的做法是將其嫁接到虛構的人物（小耿）身上，讓他作為事件的參與者和轉述者；與此同時，作者也讓史謙同時出場見證這一歷史時刻。
作為受惠於經濟全球化和商業資本的生意人，史謙在這場遊行中看到的不是愛國熱情，而是暴力和非理性行為。當他在“洞庭魚館”的年會上得知小耿也是遊行隊伍的一員時，他的憤怒來得如此“政治正確”。史謙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但在九十年代的商業浪潮中，他縱身一躍，投入商業、資本和欲望的世界。在這場遊行中，他的相機被一群憤怒的青年砸壞了，對他而言，“不但是相機的損失，而是某種叫做精神的東西，在他心裡碎掉了。”作者所隱含的社會反思與批判意圖，也在此處呼之欲出。
小說並沒有急於對事實作出判斷，它“呈現”不同社會階層分裂的價值觀，讓曾經的理想主義和現實碰撞，讓人性的自私和黑暗面湧動奔流。商人、藝術家、作家、小職員和打工者輪番登台，構成一幅當代社會的浮世繪。這點，在史謙和小耿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們之間隔著壁壘森嚴的階層界限，但在貪念和惡面前，他們又是平等的。史謙對小耿有知遇之恩，正是利用這一點，史謙成功說服小耿為他辦事，最終釀出大禍，造成嶽廉墜湖身亡。不會游泳的小耿，只能眼睜睜看著嶽廉被湖水吞沒。他“用力拍打著泥土，像醉酒的瘋子，仰望璀璨的星空，心中一陣懊惱，想，這個世上，還有比自己更壞的人嗎？”——這是小耿的懺悔和叩問，小說也在這裡抵達了巨大的謎底：何為“平庸之惡”？《去洞庭》觸及了當代社會階層分化與貧富差距的殘酷現象：史謙、顧燁、嶽廉、張舸和小耿，他們具有不同的社會標簽，同時也背負著時代的印痕，他們的命運起落和生死愛欲，照亮了當代中國駁雜的人心世相。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