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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一輩子都在“寫字”,也是文革期間唯一的消遣

編者按:我們熟知的沈從文,是那個寫下詩意般《邊城》的知名作家,是那個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歷史文物專家,是那個頑固地愛著張兆和的追求者“青蛙13號”。除此以外,他還是一位書法家。他的章草和蠅頭小楷寫得特別漂亮,很見功力,儼然大家。

沈從文曾自評“耐煩”。就是做什麽都特別有耐性,不厭煩天長日久的打磨。撰文如是,研究如是,做人如是,寫字亦如是。六塊錢的《雲麾碑》、五塊錢的褚遂良的《聖教序》、兩塊錢的《蘭亭序》以及五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都是他隨身攜帶的行李,“坐在用公文紙裱糊的桌面上,發奮去寫小楷字,一寫就是半天……”皆可見他於書法上的用功之勤。他的章草和小楷,線條沉穩含蓄,風格俊雅溫厚,可謂是一橫一撇,法度自在筆墨之間也。他還精於書畫及文博鑒賞,還專門撰有評論古今書法的文章,對宋四家、近代文人名家的書法都發表了頗為獨到的見解。

黃永玉曾說,“如果硬要在他頭上加一個非常的形容詞的話,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與人相處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狀態運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麽平常,永遠向下,向人民流動,滋養生靈,長年累月生發出水滴石穿的力量。”此言甚是貼切。

1979年,沈從文在北京

沈從文:一輩子都在“寫字”

文/ 范誠

本文轉載自桑蓮居藝術館

沈從文的書法之所以寫得漂亮,與他長期臨帖、練習書法是分不開的。縱觀沈從文先生的書法練習和創作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少年求學階段

據沈先生《從文自傳》回憶,沈從文出生後,因為父親常年在外奔波,他幼小時的教育主要得益於母親。母親出生於鳳凰的書香門第,外祖父是鳳凰最早的貢生,也是文廟書院的山長。母親知書識禮,自小對他管教甚嚴。沈從文四歲時,母親就教他識字,已認識600漢字。小他四歲的弟弟沈荃出生後,母親忙不過來,便將5歲的沈從文和兩個姐姐送到一女先生處念私塾。由於他年紀小,坐在書桌邊讀書的時間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時間多。

6歲時,沈從文單獨上了私塾。那時的私塾,除了識字,就是寫字、練字。天性聰穎的沈從文,不僅識字快,背書厲害,字也寫得很好,慢慢便滋生出一種讀書很簡單輕鬆的想法,隨後便不斷發生逃學的事來。

行書長短句 扇片 1945年作(泓盛拍賣)

13歲時,沈從文進了新式學堂。學堂不用背誦經書,老師不隨便體罰學生,星期天還放假一天,他不再逃學,然而,常常人在課堂,心在外面。“一到星期日,我在家中寫了十六個大字後,就一溜出門,一直到晚方回家中。”

鳳凰是一個文化底蘊厚重的地方,文化氛圍也相當好。當地人有書法、繪畫等方面的愛好,孩子們從小就練字、描紅,稍大一點,開始臨帖。學書學畫,蔚成風氣。自幼聰明伶俐的沈從文,在這樣的氛圍中耳濡目染,自然打下深厚的功底。

沈從文 草書 蘇軾望江南詞

青年從軍階段

1919年,沈從文17歲,在父母的安排下,走上了當兵吃糧的路。先到湘西地方的清鄉部隊,因為年紀小,沒有具體事務,便自己練字。“我有時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紙裱糊的桌面上,發奮去寫小楷字,一寫便是半天。”

1921年,沈從文來到芷江,投奔警察所長的舅父。他在警所當辦事員,每天抄寫違警處罰的條子。不久,警察署兼管了本地屠宰稅,他又每天填寫稅單。這每天的抄抄寫寫,就是練字。因為舅父和親戚喜歡作詩,沈從文雖不會作,卻學會了看詩,“我成天看他們作詩,替他們抄詩,工作得很有興致。因為盼望所抄的詩被人嘉獎,我十分認真的來寫小楷字。”“我已從那些本地鄉紳方面學會了刻圖章,寫草字,做點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

這年3月,因為他的字寫得好,他被推薦為當時因公死去的芷江縣警備隊隊長段治賢書寫了墓志銘,刻於青石碑上。

芷江縣警備隊隊長段君治賢墓志銘

這是一塊兩米多高的墓碑,碑額刻有“芷江縣警備隊隊長段君治賢墓志銘”15個大字,字體為長形篆體。碑刻正文部分為楷書,內容詳細記錄了段治賢的生平和為剿匪作戰而死的事跡,共14豎行,每豎行42個字,字字句句從頭到尾字體勻稱,蒼勁有力,有獨有連,看似一幅完美的書法作品。碑文落款處刻:“潭陽(今芷江)鄧其鑒撰文;渭陽(今鳳凰)沈從文書丹;渭陽沈嶽煥(沈從文原名)篆額。”立碑的時間為“民國十年(1921)歲次,辛酉二月谷旦”。

1987年,黃永玉從懷化一位博物館朋友那裡,得到了這塊碑文的拓片。一看,字體俊秀而神風透脫之極,趕忙同好友黃苗子分享,黃苗子看了說,這真是不可思議,沈從文當時才19歲,要說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書法!其後,黃永玉送給沈從文看,沈從文注視了好一會,靜靜地哭了。黃永玉妻子張梅溪說:“表叔,不要哭。你19歲就寫得那麽好,多了不得!你好神氣!永玉60多歲也寫不出。”

1922年,沈從文輾轉從常德赴保靖,投奔陳渠珍部隊。開始沒有入隊,每天無所事事,便經常幫那些書記們抄抄寫寫。因為字寫得漂亮,有一次一個姓熊的高級參謀見到,問清了情況,便安排他做了月薪四塊錢的司書。“每天必到參謀處寫字,事做完時就回到表弟處吃飯睡覺。”不久,因工作能力強,字寫得好,他被調到參謀處,月薪也加到六元。“我的幾個字使我得到較優越的地位,因此我更努力寫字”。

沈從文 草書書法 立軸 1971年作 (上海嘉泰)

沈從文因寫字而“發跡”,就更加發狠練字。“我得臨帖,我那時也就覺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我於是當著眾人業已熄燈上床時,還常常在一盞煤油燈下,很細心的用《曹娥碑》字體謄錄一角公文或一份報告”。他將每個月的薪水積攢起來,用於買字帖,這些字帖是,6塊錢的《雲麾碑》、5塊錢褚遂良的《聖教序》、2塊錢的《蘭亭序》和5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五個月內就買了17塊錢的字帖。因為沉溺於臨帖,寫字大有長進,他常常得到同事和上司誇獎。“各地方皆貼著白紙的條子,用濃墨寫明所屬某部,用虞世南體端端正正寫明,那紙條便出自我的手筆。差弁房中牆上掛滿了多種大槍小槍,我房間裡卻貼滿了自寫的字。每個視線所及的角隅,我還貼了些小小字條,上面這樣寫著:‘勝過鍾王,壓倒曾李’。因為那時節我知道寫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鍾王兩人,活著的卻有曾農髯和李梅庵。我以為只要趕過他們,一定就可獨霸一世了。”

2003年11月,沈從文先生的次子沈虎雛偕夫人一行四人,為編纂《沈從文全集》,核實“沈從文年鑒”,不畏嚴寒,從北京千里迢迢專程來到湖南保靖縣檔案館,查閱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父親沈從文在保靖的有關史料。他們看到當年湘西十縣聯合鄉自治那一卷卷用毛邊紙墨筆字抄寫的和膠墨石印的文件、報刊時,反覆對照字跡,認定了部分手抄件和石印件就是當年他父親在統領部任書記員時的手跡。

沈從文 行草條幅

成年寫作階段

1923年,沈從文離開保靖,來到北京,“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法畢業的學校,來學那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他開始準備在北京上學,後來從事文學創作。那時候寫字都用毛筆,可以說他每天都在寫字。當時他住在京城湘西人辦的“酉西會館”中,生活十分清苦,寫出的稿件寄出去,基本上泥牛入海。直到鬱達夫接到他的信件後,前來看他,才開始改變他的人生。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對老師沈從文的書法作了描述:“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隻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

沈從文 草書 唐詩四首

抗戰勝利以後,沈先生從雲南回到北平。其時,他在當教授之餘,利用一點時間為一家報紙編輯副刊。有一個詩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難,不得已給經常發表自己詩作的編輯沈從文先生寫了一封信,請求他的幫助。沈從文知道情況後,也因為自己當時手頭不寬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上登了一則啟事:“有個未謀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喪事情形困難,我想作個‘乞醯’之舉,凡樂意從友誼上給這個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點困難,又有余力作這件事的,我可以為這個作家賣20幅條幅字,作為對於這種善意的答謝。這種字暫定為10萬元一張。我的辦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來信告我,我寄字時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給那個窮作家。”同時,他還想推而廣之,“你們若覺得這個辦法還合理,有人讚助,此後我還想為幾個死去了的作家家屬賣半年字。”不知道沈從文的這則啟示有沒有人呼應,這一“賣字”的舉動至少包含兩方面意義:一是沈從文對自己的字開始看好,有幾分自信;二是破例為朋友“義賣”,反映出他對朋友的困難真誠相助、助人為樂的高尚情懷。

沈從文草書 蘇軾詞

1949年後,柯原做了廣州軍區的專業作者。因種種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從文的下落,於是專門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說當年如何如何幫了大忙。可是沈從文自己卻早忘了此事。

在上世紀三十四年代的一批文人作家中,沈從文大概可以稱得上是半個書法家了。他擅長楷書、章草及行草,精於書畫及文博鑒賞,還專門撰有評論古今書法的文章,對宋四家、近代文人名家的書法都發表了頗為獨到的見解。不過和許多名家相比,沈從文常自稱從沒進過什麽洋學堂的“鄉下人”。

沈從文跋 朱拓北魏佛造像 (朵雲軒)

中年轉業之後

全國解放後,沈從文放棄了文學創作,離開了北京大學,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他被分配到陳列組,主要工作是在庫房清點登記館藏文物,參加布置陳列室,編寫文物說明,抄寫陳列卡片等。這些,都離不開寫字。後來,他又做一些研究工作。

文革期間,沈先生手上有五六十個專題研究,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唯一的休息就是每天晚上寫寫字,作為消遣。1978年的夏天,作家荒蕪寫過幾首小詩送給沈從文。其中一首寫道:“對客揮毫小小齋,風流章草出新裁。可憐一管七分筆,寫出蘭亭醉本來。”詩中所說的“小小齋”,指的是沈先生當時住的一間小屋。他自己稱其為“小小窄而霉齋”。沈從文在此安身立命,不問收獲,隻管耕耘地研究中國服飾、團扇、銅鏡等等。

1981出版了歷時15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專著

沈先生寫字,用的是七分錢一支的毛筆。字裡行間,往往加上許多批注,結尾又常有評論書法的長跋。習字完後,不論條幅長短優劣,隨手扔進廢物簍子。荒蕪先生回憶說,“每次到他那裡去,臨走時,總從簍子裡撿出十幅八幅,捆扎以歸,後來都被朋友們當作寶貝搶走。”

1969年底,沈老被下放到湖北鹹寧農村,生活條件相當艱苦,身體也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仍堅持寫字。“鄉居獨處,因常用八分錢毛筆,就一破碟醮墨作書”;“一九七十二月於雙溪丘陵高處,在零下數度中,用小學生習字筆,就小瓶口醮墨水作成。房中時已微冰。”(《文字書法發展》跋)

到了晚年,沈從文先生的字越來越被文藝界朋友們看好,請他題名,向他索字的也越來越多。對於題寫大名,他總是很謙虛,能推辭就推辭。對於要出書請他題寫書名的,他常常要寫好幾幅寄給人家,讓人家去選。而對朋友們的索字,他總是有求必應。

沈從文 致蘇晨信劄二通二頁;一實寄封;一張照片

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的母校鳳凰文昌閣小學請他題寫校名。他思索一會,說:“我的老師田名瑜先生還健在,他的字寫得比我好,應該請他寫。”便推辭了。田名瑜是沈從文的老師,也是文昌閣小學走出去的詩人、學者和書法家,早年加入南社,解放後任國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是“湘西老一輩人的道德學問精神代表”(黃永玉語)。

1982年5月,沈老在黃永玉等陪同下,回了一趟故鄉,這也是沈老最後一次回鄉。這年12月,沈老的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共得版稅9700多元,他在此基礎上再加平時積蓄,補足一萬元整數捐給母校文昌閣小學,並給校長寫了一封信。後來學校用這筆錢蓋了一座藏書樓,準備命名為“從文藏書樓”,請他題字。他知道後,趕緊回信說:“絕不能以我的名字命名,這與我希望的完全不同,就叫‘藏書樓吧!”他隻題寫了“藏書樓”三字寄回去。

行書自書詩三首 立軸 水墨灑金臘箋(廣東崇正)

這次回鄉之後,沈從文攜夫人張兆和一起去張家界,第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腳不太靈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賓館裡,張家界管理處的同志拿來紙和筆要請他題字,他答應了。說到要派人陪他時,他說,我寫字有個習慣,要一個人寫,不願意別人在旁邊看。管理處的同志想,你一個80歲的人了,我們讓你一人在賓館,怎麽放心?所以說了句,怕你一個人不方便。沈先生很敏感,說,至於身體,我最近才檢查的,沒什麽大毛病,你們放心吧。

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賓館時,看到沈先生寫了“張家界”“金鞭岩”等好多幅字。這時,他已是一身疲倦,見了夫人便說,今天是真正寫累了。

看到一遝題字,管理處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說,真累了您老人家了。

沈從文 草書條屏

1983年,沈從文得了腦血栓病,左半身癱瘓了。有一天,鳳凰籍同鄉、原中宣部副部長劉祖春前去看望。恰好那天家鄉鳳凰來了三個人,請沈老為家鄉新開的一個旅遊點——“齊梁洞”寫三個字。沈從文已經不能拿毛筆寫字了,夫人張兆和叫劉祖春代筆。劉祖春自謙地推辭,張兆和一定叫他寫,沈從文也點頭,劉祖春只好從命。家鄉來人把這個溶洞叫做“奇梁洞”。沈老說,“不是的,是齊梁洞”。於是劉祖春在沈從文書桌上寫了“齊梁洞”三個字,上款是“沈從文先生囑書”,下款落上劉祖春的名字。字寫好了,張兆和一面拿給沈從文看,一面笑著助興說,“你看,祖春寫的是一筆‘偉人’字。”沈從文像孩子般地開懷大笑起來。

沈從文先生寫字,從來不講究筆和墨。1981年,他在給作家彭荊風信中說道,我用的筆是隻值一毛三分中小學習字筆,紙也隻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麗紙……墨是沉澱後加水的墨汁,所以無光彩,應叫死墨,用書行家看來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滿意自己寫字。1982年2月9日,在給趙瑞蕻夫婦一信中說道:俗話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對於寫字,我恰恰相反,寫來寫去,總覺得不滿意,也可以說是一種悲劇性的徒勞,等於自討苦吃。永遠得不到寫字人應有的快樂。因此給人交字時,他總要交待,不要裱,找塊大一點的木板貼在上面也行。

這是沈老一貫謙虛為人的表現。

(節選自《沈從文的“寫字”及其書法藝術》一文,原刊於文藝生活·上旬刊2016年11期)

沈從文 書法 (上海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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